摘要：《自由谈》是我国著名的副刊，“孤岛”时期《申报》借外商名义复刊，《自由谈》由中国地下党员王任叔主编期间，坚持“不违民族利益”的编辑方针，宣传抗战救国，提倡鲁迅精神，显示了鲜明的战斗风格，成为进步作家笔伐国民党右翼的重要阵地。

关键字：《自由谈》；王任叔；“孤岛”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89-01

《申报》是中国近代发行时间最长，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民营大报。其著名副刊《自由谈》于1911年创刊，前期主要是刊登一些低级趣味的“鸳鸯蝴蝶派”作品，1932年《申报》老板史量才聘请黎烈文当主编，革新改版、锐意进取，《自由谈》成为进步文化阵地，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之后，随着抗战局势日益严峻，激进的《自由谈》饱受反动势力和旧派文人摧残迫害，无奈于1935年10月停刊。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申报》为拒绝新闻检查而停刊，后辗转汉口和香港出版。“孤岛时期”上海的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内，不少进步爱国人士借外商名义出版“洋旗报”，在险恶的新闻环境下继续宣传抗战救国。《申报》也依此法复刊，《自由谈》遂随报恢复。当时，《申报》的经营者“恐外界指责其得日方的谅解，有汉奸之嫌，必须找一个赤化的人做一下掩护，方能显出它是抗战派的姿态。”于是经理马荫良便邀请当时知名的具有左倾思想的杂文家王任叔任主编。王任叔日后对此回忆时说：“我在那里时，虽然还没有‘盖棺’，据说已被人‘论定’了的，叫做‘火烧铁屋子，里红外黑’。” [1]

一、王任叔的“红色”背景

王任叔爱好文学，博学多才，年轻时做过几年老师，经常在上海报刊发表一些小说和杂文。1926年，受蒋介石邀请前往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秘书、代科长，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直秘密地为党组织汇报情报，做宣传工作，多次被捕，死里逃生。他积极参加左翼文学活动，创作了大量小说和杂文，是公认的进步作家。王任叔深受鲁迅影响，多年来不断学习、研究和宣传鲁迅，“以文字为党呐喊”，继承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其笔下文字爱憎分明，有明确的是非观和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鲜明、主动、锋利、泼辣的述说时事、剖析人性，是著名的“鲁迅追随者”。

二、王任叔主编时期的《自由谈》

王任叔当上《自由谈》主编以后，以编者名义写了《复刊献词》，指出《申报》因不得自由而停刊，又为争取自由而复刊，《自由谈》为配合这个目的而同时复刊。提出历史规定了今天中国革命的任务，指明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前途。当前中国抗战还未获得胜利，广大同胞还得努力寻求“完成”这“获得”的必要条件。所以“必须人人殚精竭力自由地贡献各种意见与主张，以备采择施用，而求达到目的。” [2]《自由谈》想在“这小小的篇幅里，负起这一小小的任务”， 同时声明这里不是什么“文化禁地”，没有文艺派别和思想成见，欢迎一切读者作者扶植、指教，以使《自由谈》的“园地”充满异卉奇葩、佳禽茂术。唯一的禁律是“不违背民族国家的利益”。此文洋洋洒洒，虚怀若谷，较为清晰地勾勒了王任叔的编辑思想：一是人人皆应为抗战胜利出谋划策；二是《自由谈》摒弃门户之见、党派之别刊登各家之言；三是凡所录用的文章皆不违背民族国家的利益。

王任叔长期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把无产阶级强烈的革命爱憎、鲜明的战斗风格带给了《自由谈》。其在任期的20余天，以“巴人”、“白屋”等笔名发表了十多篇杂文，辛辣讽刺敌对反动势力，犀利批判和揭露了国民党右翼阴谋。如汪精卫10月10日发表《信念与刺激》要求舆论界要“排除一切刺激性的宣传”，为此王任叔在14日发表《略论刺激性》一文，指出：“今天是动员民众的抗战时期。若无激昂慷慨之语文，何来磅礴云天之热情。作此语者，无非要我们‘白刃加颈’，犹须‘少安毋躁’也。” [3]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汪精卫等人的不满，也惹了《申报》高层守旧人士的非议。

王任叔的文章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呼吁抗战救国，启迪民智，具有很强的鼓动性。他主编的《自由谈》其他文章也大多贯彻了这一风格。如郑振铎在《自由谈》上连载数期《民族文话》，介绍古代仁人志士、英雄先烈如何恪守气节、信仰，不畏牺牲，为民族奋斗，反抗侵略，告诉世人在这个异族入侵的时代，民族同胞们应不忘历史，团结勇敢，抵抗侵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再如1938年11月，《自由谈》在上海沦陷一周年之际发表《血的图画——海沦陷一周年纪念》，审时度势，对当前全面抗日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具有鲜明的抗战爱国色彩。然而，正是这种强烈鲜明的战斗风格，让王任叔惹祸上身，不久便被迫卸任《自由谈》主编一职。

三、王任叔与“鲁迅风”争论

王任叔当上《自由谈》主编以后，其原来主持的《译报·大家谈》由阿英接替。1938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王任叔在《自由谈》发表《超越鲁迅》以示纪念，文中阐述了鲁迅精神的内涵，认为在新形势下应对鲁迅精神继承并超越。同日，阿英以鹰隼为笔名在《大家谈》上发表了《守成与发展》，认为鲁迅杂文已经过时，批评“鲁迅风”杂文作家“只会守成，不求发展，只知模仿，忘却创造”，对王任叔的文章进行讥讽。这让身“鲁迅风”主将王任叔非常不满，他利用职务之便，在《自由谈》上发表《“有人”在这里！》，指出阿英之所以认为“鲁迅风”要不得，是因为其本人与鲁迅有过节，其对鲁迅的攻击也完全“出于他私人的嫌隙”。唐弢也写了《帮手与帮口》一文，支持王任叔捍卫“鲁迅风”杂文。之后，双方文章往还，争论不断发酵，参与笔战的文人越来越多，在上海文坛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讨论。其实文人之间论战本不足为奇，但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王任叔和阿英掀起的这场波澜，却给汉奸、托派等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了攻击鲁迅的可趁之机。《申报》经营者认为王任叔侵犯了该报不争论的传统，“可恶之至!”。不久王任叔被劝退，于1938年10月底离任。中共因此丧失了《自由谈》这块舆论阵地的主导权。

总之，王任叔主编《自由谈》时日虽短，但意义不容忽视。其编辑思想和文章风格积极进步，具有民族品格，对当时上海抗战舆论的营造和引导起了重要作用，被后继的主编加以借鉴和改造，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