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48)

■延安学研究

论延安时期萧军的个性化回族叙事
——基于萧军日记和创作笔记

杨秀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48)

延安时期萧军曾对书写少数民族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试图创作回族抗日题材小说《七月的白洋淀》。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没有被完成和发表，但是萧军为此记录的创作笔记和日记中的回族叙事呈现了与当时的革命文艺作品迥然不同的文学风格。萧军所喜爱的回族的“信仰的精神”与“强梁的精神”并非专属于“他者”，而是萧军精神“自我”的投射。

萧军；延安；回族；《七月的白洋淀》

萧军在文坛的名声鹊起始于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这是一个关于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故事。萧军在小说中塑造了农民队伍的领导者、知识分子萧明的形象。与主流的革命英雄形象不同，萧明这一英雄形象带有悲情和失败的意味。他虽然在故事开头成功地组织领导农民队伍，宣传革命思想，但是在随后的战争生活中屡屡发现自己无法融入到阶级革命斗争之中。知识分子对个体精神的高度关注，与革命阵营所坚守的阶级、集体意志之间，有着难以消除的隔膜。值得注意的是，萧军并没有沉浸在知识分子的个人情感中无法自拔，而是同时塑造了一批来自乡野的楞角分明的农民战士形象，比如铁鹰队长、陈柱司令、唐老疙瘩、刘大个子、小红脸、崔长胜和李三弟等。他们经历了残暴的战争，目睹了亲人被屠戮、家园被焚毁的惨烈景象。他们带着复仇的火种，团结抗敌，不惜用生命争夺人的尊严。可以看出，萧军的小说一方面集中表现东北底层农民抗日的复仇精神和反抗意识，另一方面对革命和阶级话语的荒谬性存在质疑。这使得萧军的创作超越了一般革命文艺作品的水准，具有更深刻的视域。

萧军曾一度被回族文化吸引，在日记中反复透露自己着意搜集回族素材，并尝试写作关于回民支队的小说《七月的白洋淀》，以回应《八月的乡村》。他认为，包括回教在内的宗教体现了各民族的斗争本质，“我爱他们那强梁的精神，信仰的精神。”[1]532遗憾的是萧军最终没有完成这部小说，仅仅留下了一份残缺的创作笔记和日记中散落的关于回族的零星叙事。由于文本的碎片性，萧军笔下的回族叙事一直未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其实萧军在日记和《七月的白洋淀》创作笔记中的回族叙事与其他回族、非回族作家的回族叙事相比，是极具个性的，并且值得研究者深入解读。

一、萧军描写回族的原因和准备工作

根据萧军的《延安日记》，他在1940年8月16日读过《中国文化》(第五期)上刘春写的《什么是伊斯兰教》。在1942年1月4日晚上，又读了《回回民族问题》第二章和第三章。萧军认为作家了解少数民族与宗教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宗教的历史也是民族、阶级斗争的历史。他在日记中写到，“这是一个统一，团结，竞争的时代”，“要懂得民族，阶级，地方，思想，生活面貌”，在顺序上则是先要懂得本国各民族，而后世界，并把这种基本精神作为自己创作一生致力的大方向，“我要艰苦地向它进攻”。[2]552

萧军对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文学叙事的创作动机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抗日战争的爆发催生了中国人的恐慌心理。由民族危亡带来的焦虑、急切和躁动心情，直接刺激作家渴望创作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延安解放区的文艺政策鼓励作家为人民大众服务，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下具有了平等的政治地位，并且是抗日战争统一战线需要团结的对象，萧军选择回族作为描写对象是符合延安的政治文化环境的。不过，萧军对回族的想象和叙事并非局限于对政治、军事话语的演绎，他明确指出“我对政治小说，军事小说感到了无兴趣”[1]598。与创作《八月的乡村》相比，此时的萧军身处延安红色根据地，平等、民主和反抗官僚主义取代了直接的抗日战争，成为萧军最为关注的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八月的乡村》主题是抗战，《七月的白洋淀》主题为争取民主，合理的就拥护它。”[1]596

萧军对民主的重视源自他对当时延安社会现实的不满。在萧军日记中，屡次出现他对延安干部官僚作风的批评，对于王实味受到批判他也认为不公。在文学组织和社团方面，萧军所在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继承了鲁迅批判现实的风格。这种重视暴露而非歌颂的文艺思想不断受到来自政治环境的压力。“以周扬、何其芳为首的鲁艺文学系越来越倾向于‘政治化’的文学观点和生活言行，与以萧军、丁玲、艾青为代表的文抗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社会批判思潮的自觉继承及其个人本位的生活追求”[3]有明显的区别，萧军日记中看似日常、琐碎的牢骚和抱怨反映了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和信念的勇气。

回族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作家的心理寄托，萧军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工作。1942年8月5日，萧军在日记中表示自己决定收集一些蒙、回、日本、朝鲜民间故事、传说、革命斗争故事等，预备第二年正式向各方收集材料。1942年8月8日，萧军给《文艺月报》写了一千五百字的补白，正是关于征求各少数民族民间传说和故事。1942年8月30日，一位回民青年马茅颖来拜访萧军。萧军和他谈了关于文学的问题，并且勉励这位即将去陇东做回民工作的青年多搜集回民的故事。1944年4月25日萧军在日记中表露自己对宗教的兴趣，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回教相比于佛教和基督教是“最晚的宗教，也是最接近人生和政治的宗教。”[1]4021943年5月8日，萧军和妻子、孩子在河边玩，看到了一位回族老汉赶着骆驼队经过。萧军在日记中详细描写了这个场景，而且据此设想了一个庄严、肃穆的小歌剧。

1944年9月萧军终于决定利用搜集到的材料写作《七月的白洋淀》，讲述回族渔民白氏家族夺取武器和政权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故事，并且写作了《创作笔记》用以记录这部作品的生产过程。这部作品的资料准备似乎十分艰难，萧军有时不得不“抄”一些关于马本斋的材料，因为这样比“看”体会得更深。萧军除了需要搜集大量材料、访谈人物(如王凤斋)的庞杂工作外，在选择作品形式的问题上也十分犹疑。1944年9月21日的《创作笔记》记录，萧军在考量以两种形式写作这部作品，“一种是长篇小说，一种是连续性的短篇故事，为了宣传登于报纸杂志上和他们底需要，当然以后者好些。”[1]593一个月后，萧军完成了约两千字的开端，但是在形式上却又发生了动摇：究竟是“以一种短小的，明快的，通俗的，新闻纸式的，小故事式的，小调民歌式的，漫插画、速写画式的形式把原有的题材，故事加一番配置、美化来写作”，还是以“一种交响曲式的，油画式的，完整体系的小说形式把它写出来”。[1]603显然，在萧军动笔写作《七月的白洋淀》之前，他就明确认识到从政治宣传方面，作家应该倾向于写作短小、直接的文艺作品。然而，当萧军真正进入文学创作，他马上意识到这种“短曲”式的作品虽然为政治所欢迎，写作难度也比较小，但是很难具有深刻的力量，不能容纳广阔的思想和情感，而且这种文体也不是自己所擅长的。因此萧军转而采取后一种“交响曲”式的写作风格。同时他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自己必须“极力避免一种特别夸大以至流于空洞、琐碎，铺张的描写，尽可能采取曲式精粹，质朴，旋律鲜明的精神和手法来写这交响曲。”[1]603最后，萧军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融合“交响曲底气氛，形式，结构”和“短曲的朴素，直截的精神，手法”。[1]603

与形式选择上的犹疑相比，《七月的白洋淀》在思想主题上始终是十分确定的。“哪里有掠夺，哪里就有战争”，“哪里有侵略，哪里就要开出抵抗的花，”[1]594萧军在写作之初就确定了作品的这一主题。具体到故事内容上，作者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包括：“1，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对敌人败退。/2，人民来抵抗来争取。/3，共产党参加了抗日领导。/4，领导底过程。/5，中国和人类底将来。”[1]597萧军在创作笔记中不断强调这个主题。故事的主人公是安新县端村的回民白氏父子。故事的开头是农民为了抗日抢夺地主的枪，在战争过程中突出新旧势力的矛盾，比如回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工人与农人，家庭与抗战，个人与集体，先进与落后，党内与党外，革命与反革命，新与旧，宗教与血统之间的多重矛盾。针对白家父子，父亲白老滩倾向于土匪白七点，儿子倾向革命的回民伊斯兰抗战支队，母亲则笃信宗教希望从中调和，但是调和失败，结果死亡。这个“父为匪，儿抗战”的故事还涉及一段没有未来的爱情，白老滩的儿子爱上了暑假住在端村的表妹，并在她的鼓舞下，为了爱和英雄主义积极参加学生斗争，但是被人瞧不起。作者希望以夸大的，鲜明的，英雄的色彩来描写故事中的人物。汉族被描绘为和平的民族，回族则是英勇的民族。萧军在《创作笔记》中认为回族“一定要有善良的伟大的，利他的灵魂为基底才可贵。否则就流于怯懦、自私和凶残。”[1]605作者还特意指出书中要出现白老滩这个复仇者的形象，“当一个为了自己的儿女妻子被杀死，在复仇战斗中，那儿女的幻影出现在枪口上，这更增加了他底忘我的勇敢。”[1]607

尽管萧军对故事的主题一直十分明确，并且对创作抱有高度的热情，但是《七月的白洋淀》最终并没有被完成或发表，萧军在日记中记录，“一面写着，一面否定着，甚至于怀疑到自己写作的才能。”[1]533而且从萧军的《创作笔记》来看，虽然萧军长久以来搜集回族素材并以此为题材，《七月的白洋淀》却并未呈现多少民族、宗教色彩。比如萧军在1944年10月10日的《创作笔记》中写道：“全书以白氏父子为主要人物，一子及甥金玉书均牺牲(英勇船夫)白老滩以中国人儿孙为儿孙，奔向延安——但他是因为这里有礼拜堂。”[1]600可究竟延安回民的生活情况如何，宗教活动如何，作者都语焉不详。或许回族的民族、宗教文化并不是真正吸引萧军的原因。在当时延安高度组织化和集体化的政治文化秩序中，萧军真正焦虑和关心的不是发展和张扬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而是为民主、个性和反抗集权的自由精神疾呼。“因为这种社会文化秩序在根本上和人的自由本性，即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命潜能相抵牾。而作为社会中最敏感的一个群体，知识分子(作家)的这种心理焦虑则表现得更为突出。”[4]因此，萧军笔下的回族叙事不是效力于政治宣传的革命文艺文本，也不是凸显回族地方性特色的民族文艺文本，而是寄托着萧军民主政治理想的自我投影。

二、“强梁的精神”和“信仰的精神”

萧军之所以选择回族这一特殊群体为描写对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是“因为我爱他们那强梁的精神，信仰的精神”。[1]532萧军抽取自身对革命、抗争的理念，赋予回族形象独特的象征意涵，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回族叙事。

“强梁的精神”是大部分非回族对回族的一种印象。当然从负面影响来看，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回族形象，特别是男性形象，大多性格暴躁，容易冲动，文化水平较低，比如老舍、宋之的合作的抗战剧《国家至上》中的张老师，艾芜的小说《月夜》中的回族武士，甚至革命文艺文本中的回族英雄马本斋也存在这一性格缺点。不过萧军“爱”的就是这种近乎草莽的，敢于反抗，敢于复仇的破坏精神。1946年萧军离开延安，路过内蒙草原时，曾经在日记里再次记下了关于回族的见闻。日本侵华期间，内蒙多伦的回民因日本人掘了他们祖先的故墓，要运走骨头，勇敢地起来反抗，获得了胜利。“日本人陪了不是说‘不知道’，念了三天经，而后分葬起来。他们笑汉人不团结，任着日本人拉走自己祖先的骨头。”[5]萧军在回族的身上看到了汉人最缺乏的东西，就是反抗的勇气。这也正是他在回族叙事中一再寻找和强调的。回族叙事成为萧军释放抗争激情的一个重要出口。

谈到回族的强硬不能不谈“信仰的精神”。萧军在日记中多次提及自己对宗教的理解，他将宗教与自己的反抗精神紧密地结合起来。“犹太教，天主教，回教，他们全是各民族的斗争本质，再由民族斗争而转化为阶级斗争。”[2]373因为萧军是从现世的角度理解宗教，所以伊斯兰教作为晚近产生的世界性宗教，在他看来更具现实性和斗争性。回族的“信仰的精神”在萧军笔下流失了宗教原有的神秘因素。萧军不关注伊斯兰教信仰本身或者仪式规范，他更关心人物的心理、感受和欲求，用力透纸背的笔触刻画个体的复仇精神和反抗行为。

可以看出，萧军对回族性格和信仰的书写极具个性。他在延安时期创作的回族叙事同《八月的乡村》一样，其一在讲述革命战争故事，特别是英雄故事，其二始终与主流的革命文艺文本保持距离，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孙犁的《荷花淀》同样描写回民支队活动区域的抗战故事，但是没有选择回族作为描写对象。老舍、宋之的合写的《国家至上》以回族抗战为描写对象，但是侧重表现回汉关系，并未对回族的反抗精神做太多深入叙述。关于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其他革命文艺作品，如报告文学、电影剧本和评剧剧本，虽然详细地描述了回族英雄的抗战故事，却没有涉及人物的个人情感，主导全篇的是集体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观念。萧军在《七月的白洋淀》中，试图描写反抗精神和复仇精神为个人带来的力量，甚至牵涉了一段错位的爱情。在反抗强暴这点上，真正与萧军的回族叙事存在相通之处的，是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心灵史》及其一系列描写哲合忍耶不为任何强暴力量所屈服的文学作品。张承志认为当代中国人缺少“清洁的精神”，这与萧军所“爱”的“信仰的精神”有一些相似。只不过萧军更多时候作为一个宗教信仰的局外人观看他者，没有张承志那样将自我融入宗教信仰群体的意向，尽管在更宽泛的“信仰”上萧军无疑是舍身坚守和全心投入的。

三、想象“非我”的“梦”与“笔记”

萧军在“强梁的精神”和“信仰的精神”上与回族实现了心灵的互通，因此萧军对他笔下的回族形象不是一种崇敬和膜拜，而是一种惺惺相惜。其实，萧军对回民反抗精神的“爱”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他在想象他者的过程中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在对方形象之上。此时的他者尽管以“非我”的形象出现，却恰恰与自我的理想相契合，并且能够激发自我的创造。萧军笔下的回族形象带上了作者的个性，当然，回族的文化气质也感染了作家萧军。这是一场浪漫作家想象“非我”的“梦”，不过，不能回避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也是一份知识分子“洗刷”自我的“笔记”，然而这种“洗刷”并不是完全被驯服的“改造”。

萧军想象回族的“梦”始于和妻子、儿子在河边观看驼队经过。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天，大概三十几只驼的驼队过来了，从萧军的眼睛望去，驼们正在脱毛，不好看。跟驼队的老汉长相也不佳，“六十五岁了，烂眼，红脸，下巴上留着一撮黄色山羊胡。头上戴了小白帽，破棉裤，他是个回教徒。”[1]104根据老汉递来的信件，他要去一个织毛厂。随后老汉与萧军可能有过简短的交谈，萧军了解到每只驼的产毛量，饲料的情况，驼队的速度等琐碎的信息。令人惊异的是，此时的萧军竟然意欲由此构思一个小歌剧，“我忽然想到这可以写一个小歌剧，描写他们野宿在篝火边，响着驼玲(铃？)，唱着高腔，……庄严，静穆……”。[1]104-105眼前的现实景象是日常的，甚至凋敝和无望，而萧军头脑中想象的却是庄严、肃穆的歌剧，有热情的篝火，清脆的驼铃，和充满陕北地域风情的高腔，饱含对美的渴望。萧军自己也在日记的结尾写道，“我每天在描绘着自己将来一些幸福的梦，有时觉得怪无聊！但我要用这些才能度过我这死水似的生活！”[1]105通过“梦”来抵抗“死水似的生活”，“梦”给现世的人带来超脱的希望，具有了宗教的意味。以“回教徒”引出这部歌剧，使得宗教的意味更加具体、明确。回族给很多非回族作家的印象多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存，坚守着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清真的生活习惯，勇于反抗一切压迫者和侮辱行为，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以换取精神的自由和信仰的尊严。回族的文化气质深深地感染了萧军，每当萧军接触到回族的某一方面时，上述的潜文本都会成为一种心理期许刺激他想象一个“幸福的梦”。然而“幸福的梦”毕竟是属于“将来”的，这表达了作家对“现在”的生活的不满。萧军之所以把这部庄严、静穆的歌剧的主人公设定为回族这一“非我”的群体，也暗示了他对自我所在的民族群体的失望。

值得注意的是，萧军作为一位左翼作家，他在表现宗教文化时并没有完全沉溺在封闭的个人精神世界中，他时刻关注着现实政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向。1942年8月5日，萧军认为“中国文学艺术的材料的路要向各少数民族去寻了”，他决定收集一些少数民族素材，并在日记中表示“我要洗刷自己的文体和感情”。[2]552这里的素材主要指民间故事、传说和革命斗争故事等，据此写作的文体应该是便于向大众传播和宣传的“短曲”式的作品。萧军此时幻想的，将自己擅长的“交响乐”式的文学文体“洗刷”为“短曲”式的大众文艺文体，在创作《七月的白洋淀》时宣告失败。萧军对“感情”的“洗刷”在这里主要是指对少数民族的同情与试图亲近的情感和愿望。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谈及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要改造自己的“感情”，摆脱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好感，转向对工人农民的亲近和热爱。由于萧军在回族身上赋予了太多精神内涵，特别是“强梁的精神”和“信仰的精神”，他对回族的“观看”往往带着自己设计的框架和规范。虽然在表面看似是努力地改造、“洗刷”自己的感情，但是其实并不是一味地“亲近”。为了更好地融入群众，萧军曾在延安周边的农村碾庄居住了一段时间。他在《村居日记》中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有如下描写：“这里的人们长相有些像欧洲人，长脸，高鼻，直身材。古朴，近乎颟顸。”[1]276此处作家对“他者”的描写，凸显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身体形象上的差异和区隔，表现了萧军对少数民族的“非我”定位。这种排斥性的定位确保了我、他的区分，作家也可以据此在叙述“非我”的群体时得到更多自由书写的“梦”的空间。这也使得萧军的回族叙事与其他的回族题材革命文艺文本相比，成为另类的存在。

萧军之所以能够写作《八月的乡村》，离不开他本人在东北的成长经历和在军队的生活经验。鲁迅认为，在《八月的乡村》里，“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6]《七月的白洋淀》的残缺与萧军本人缺乏族际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相较于萧军创作《七月的白洋淀》，老舍、宋之的创作《国家至上》有着很多优势。老舍自幼在北京与回教人交往，还曾以回教拳师为原型写作《断魂枪》。以著名回族编辑、学者马宗融为代表的回教救国协会为老舍、宋之的完成这部回族题材抗战剧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知识库。萧军在延安并未接触到很多回族，日记中描述的回族仅仅是赶驼路过的回族老汉、前来求学的回族青年以及比较了解回民支队的汉族同志王凤斋。除此之外，萧军对回族的知识只能来自于有限的几本杂志、书籍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宣传。甚至写作对回族文化含有误解的散文《牺牲节》的诗人陈敬容，尚且有着一段回汉杂居经验，萧军不能完成《七月的白洋淀》也就不足为奇了。值得关注的是，萧军再三试图叙述这个自己并不熟悉的群体，其实是基于自身追求的文化理想。在异族他者的身上看到自我理想的投影并不稀奇，令他激动万分的“信仰的精神”与“强梁的精神”不是专属于回族“他者”，而是萧军精神“自我”的投射。

[1]萧军.延安日记(下卷)[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

[2]萧军.延安日记(上卷)[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

[3]吴敏.宝塔山下交响曲：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122.

[4]李遇春.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9.

[5]萧军全集：第19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761.

[6]鲁迅.八月的乡村·序[M]//萧军全集：第1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2.

[责任编辑 王俊虎]

2014-11-01

杨秀明(1986—)，女，回族，河北大厂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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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9975(2015)01-00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