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禄

1927年6月2日，北平的天空布满乌云。偶尔一两声雷声也沉闷异常。上午10点左右，一位身材高瘦、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脑后拖着一根细而短的辫子、神色凝重、手捏香烟的男子下了黄包车，步履沉重地进入颐和园。他环顾四周，似有无限留恋。随后他来到昆明湖畔的石舫，长叹一声坐在石凳上。香烟快要燃尽，他又换了一根，但只吸了一口就拿在手中任其自燃。香烟又快燃尽，他站起身，走入鱼藻轩，低头沉思。香烟已经灼到他的手指，他抬起手，用力吸了一口，将仍在燃着的烟蒂投入湖水。一缕青烟挣扎着混入阴沉沉的天空，转眼就不见了。然后，他纵身一跳，平静的湖水荡起一道道涟漪。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正常死亡对中国人来讲就像平日面对的油盐酱醋一样，因而并没有多少人在意这样一位跳湖者。然而，此人的离去，却使清华大学刚开办不久的国学研究院几至关门“歇业”。此人就是胡适力荐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四导师之一、“我国现代有数之国学家、亦为世界的绝无仅有之大学者”的王国维。

王国维生于1877年（光绪三年），1892年（光绪十八年）中秀才，但此后屡试不中。1923年4月，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升任“帝王之师”。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土、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由此可见王国维此时的声望已是极高。王国维出入深宫，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宫内藏书藏品，尤其是主持整理景阳宫藏书期间，他得到了常人无法看到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

从政治上来讲，王国维虽有一点恋古情节，但从学术上来讲，王国维并不保守。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家人的劝阻未果。但政治上的保守没有影响其学术上的开化。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胡适生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晚清政局大变之时，社会上各式新式学堂突起，晚清政府又于1901年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因而胡适接受的主要是近代西方的学术思想。他是一个热烈颂扬西洋近代文明的学者。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而名声鹊起，使他成为当时名扬一时的新学领袖。

按理说，胡适与王国维是新旧交替时期的两代学者的代表，其思想应该是互不相容的。但恰恰相反，此二人除在个别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外，在学问上却有共同语言。“确切地说是彼此在事实考据上兴趣相投。因为王国维是从早年的辞章、义理之学转向纯粹的考据。而胡适则是辞章、义理、考据并举，且以考据为重。”正因为有此共同点，胡适对王国维的学问赞不绝口。也正是胡适的这种由衷的推崇才留下了一段两代文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佳话。

胡适对王国维是未见其人先识其学。1917年胡适留美归国，离开中国的7年里，胡适发奋读书，夯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再加上《文学改良刍议》的助阵，使他成为时代的骄子。胡适回国后，在了解了中国已出版文学之后，认为中国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他在日记中写到：“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同年8月，胡适又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果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了。”

胡适与王国维的相见得益于顾颉刚。顾颉刚生于1877年，比王国维小16岁，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顾颉刚对王国维也是未见其人先识其学。1921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中藏有王国维的著作。尽管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观点不赞同，但对王国维严谨的治学态度赞叹有加。1922年，北京大学想聘请王国维做国学门导师，当时，顾颉刚回家，途经上海，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的马衡请顾颉刚顺道登门敦请王国维，这是顾颉刚第一次与王国维见面。一面之缘，就使得学有所成的顾颉刚产生了拜王国维为师的想法，“惟以拙于言辞，不能自达其爱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问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王国维很谦虚，不愿接受顾颉刚的弟子之请，并以弟自称。

顾颉刚与胡适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密友。1917年秋，胡适从美国求学归来，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等课程，顾颉刚正是“中国哲学史”的选课学生之一。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顾颉刚被胡适新颖的授课方式和宽广的文学视域所折服。1920年，顾颉刚毕业，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所得薪资入不敷出，胡适伸出援手，经济上给予支持，这让顾颉刚感动不已。同时，二人在学术上也互相帮助，关系日益密切。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王国维对胡适的这种称赞通过顾颉刚传递给了胡适，胡适及时抓住这个机会，亲自登门拜访王国维。“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在王国维的提示下，胡适开始了对戴震的研究，并完成了《戴东原的哲学》，同样在王国维的帮助下，胡适的《词选》问世。作为老一代学人和“帝王之师”，王国维自然也懂得胡适在当今新派学界的地位和如日中天的社会影响。他更不能轻视胡适的存在。深谙学界礼数的王国维，第二天便到胡适府上回访。虽然胡适没有详细记载他与王国维的谈话内容，但晚年的胡适回忆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当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 可见，当天胡适与王国维的交谈仍然离不开哲学与文学。胡适与王国维的这种文学情缘，在清华学校设立国学研究院并聘请国内顶级学者担任导师时达到了高潮。1924年秋，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欲聘请胡适为导师之一，并负责研究院的具体工作。但由于胡适时任北大教学工作，因而没有接受曹云祥的请求，但胡适向曹云祥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四人（章太炎没有接受聘任，后改聘陈寅恪）。

王国维碍于“帝王之师”的面子，对清华学校研究院聘任一事犹豫不决。为了不让这样一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学者埋没于常人当中，与王国维仅有两面之交的胡适积极主动地做溥仪和王国维的工作，并使溥仪以“圣旨”的形式要求王国维接受清华学校的聘请，这才使王国维在溥仪的“命令”和胡适“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的激励下决定接受清华学校的聘任。王国维在决定接受聘任后，又提出要到清华学校考察。胡适为了使王国维不起反悔之念，又亲自陪同王国维进行考察。胡适的这份诚意最终使这位“帝王之师”决定抛弃一切世俗琐事，专心教学研究。迁入清华园的王国维也不无欣喜地说：“离此人海，计以良得。数日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王国维说到做到，他利用占有的第一手资料，在清华园潜心学问，从受聘之日到辞世之时的短短三年时间里，发表论著几近三十篇（部），成绩斐然。

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园并不平静。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溥仪被逼出宫，逃往天津寻求日本人的保护。在此过程中，王国维“随侍左右，未敢少离”。回顾“逼宫”的这段经历，他心有余悸地说：“自冬徂春，艰难困辱，仅而不死。”家国一体，在国家政局瞬息万变的时刻，王国维家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1926年9月26日，其27岁的长子王潜明病逝。王潜明的英年早逝，给王国维及其家人带来的巨大悲痛，是难以用言语表述的。紧接着，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因王潜明的后事问题与王国维断交。尽管王国维忍着丧子之痛一再希望能与罗振玉维系30年来的友情，但性格偏激的罗振玉还是于1926年的11月提出了断交。直到半年后，王国维跳湖自尽，罗振玉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但此时的忏悔已经晚了。

在家庭变故的同时，国家政局依然不容乐观。1925—1927年，国共合作，大举北伐。北方军阀混战不息。奉系掌握政权后，一面对抗北伐，一面残酷镇压北方进步人士，最终激起北方学潮。全国性的动乱，各种政治主张、派别和势力间的争斗，使北平学术界惊慌万状，不知所措。

1927年4月，同为旧式学者的叶德辉被北伐军处死，这给了在北京政变中遭受巨大心灵创痛的王国维更大的打击。面对此种政局，王国维所期望的溥仪等人，却在天津过着悠闲日子。王国维的助理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间，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乃益危惧……”赵万里作为王国维的私人助理，其说是值得可信的。国事家变都使这位清华园“最不理解时局的”老人既担心再次受到“艰难困辱，仅而不死”的羞辱，又从现实生活中找寻不到亲情与友情，最终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对于王国维的死，胡适没有向舆论界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只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此老真是可爱可敬的，其学问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虽是短短的一句话，却将这位和蔼可亲而又学识渊博的学者描写得淋漓尽致。在王国维去世后，胡适还曾想为他编一个《纪年集》，但最终没能完成。

事实上，王国维的死也没有让胡适震惊，或许因为他知道王国维内心的苦痛和他所追求的个人气节。这也或许就是胡适和王国维心有灵犀的不解之缘的一个例证吧！

（选自《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