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霖

（河南大学 河南 开封 475001）

湖泊水源利用是将湖泊水源运用到农业、交通、生活等方面，以促进生产、生活发展的方式。国内学术界对宋代两浙湖泊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张芳的《宋代两浙的围湖垦田》[1]、寺地遵的《南宋时期浙东的盗湖问题》[2]、郑学檬先生的《宋代两浙围湖垦田之弊——读〈宋会要辑稿〉“食货”“水利”笔记》[3]、周魁一和蒋超的《鉴湖围垦得失研究》[4]、虞云国的《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5]等。这些文章多从盗湖角度研究两浙路湖泊的灌溉用水，但缺少以湖泊用水为切入点，正面系统地对两浙湖泊的水源利用进行研究。本文拟对宋代两浙湖泊水源在灌溉、种植、养殖、航运、饮用、酿酒等方面的应用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湖泊水源的灌溉作用

灌溉农田一直是湖泊水源的主要功能，宋代也不例外。两浙路湖泊由北至南发挥着巨大的灌溉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两浙农业的发展。

练湖位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丹阳城外一里，方圆四十里。宋仁宗中期，许元知润州丹阳县，任职期间正遇上旱灾，便决练湖水灌溉一万多顷民田，百姓大获丰收[6]。此外，练湖的灌溉作用还通过间接方式发挥，“长山在城南二十里……旧传其流与练湖通注，溉民田万顷”[7]，灌溉量也达一万顷。宣和五年（1123）臣僚说练湖和新丰塘连在一起有八百多顷，灌溉着四县民田。每年春夏雨水注满后，附近民田完全依赖此灌溉水源，即使秋天干旱也不担心[8]。淳熙二年（1175）钱良臣奏，“修复镇江府练湖，凡七十二源，灌田百余万亩。从之”[9]。修缮后的练湖，其灌溉量可达万余亩。

太湖位于吴县（今江苏苏州）南部，“周回三万六千顷”[10]，面积三万六千顷。嘉 六年（1061）陈襄知常州，因常州（今江苏常州）南部濒临太湖，所以当地百姓“欲取水浸灌”，因渠道太高无法引太湖水灌溉。于是他主持对相关水利设施进行修筑，“州民到今赖之”[11]，太湖水至今对常州发挥着灌溉作用。绍兴二十三年（1153）史才说，浙西地区各郡地势平坦，农田分布广泛，平时却无旱涝灾害，主要得益于太湖[12]。淳熙十五年（1188）知湖州（今浙江湖州）赵思说湖州地处太湖南滨，除筑有湖堤外，还通过二十七条浦 引导太湖水灌溉民田[13]。湖州也得益于太湖的水利。嘉定二年（1209）臣僚听闻浙右地区号称泽国，“松江、太湖控引灌溉，且无旱干之忧”[14]，浙右因太湖等的灌溉之利，农田无干旱之忧。南宋时期，太湖对于浙右和浙西一样发挥着巨大的灌溉作用。

西湖位于杭州（今浙江杭州）西部，旧名钱塘湖，方圆三十里。西湖在唐代经白居易治理，可灌溉千顷田。到元 五年（1090）苏轼知杭州时，西湖早已堙塞不堪，他上奏说：“今虽不及千顷，而下湖数十里间，茭菱谷米，所获不 ”[15]。虽然西湖灌溉量已达不到千顷，但西湖下游的数十里，百姓种植着不少茭白、菱、水稻等都得益于西湖的灌溉。经他的治理，西湖在灌溉等多个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绍兴十九年（1149）宋高宗对宰执说：“西湖灌溉所资，其利不细。岁久淤淀，宜措置修治”[16]。宋高宗认识到西湖发挥的灌溉作用很大，但年久淤积，需要对其治理，以便更好地灌溉。乾道九年（1173）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想对被侵占已久的西湖进行整治，以便“庶几潴水有余水，而漕渠六井之须，虽遇旱岁，可以无乏”[17]。临安府希望通过治理西湖，扩大其储水量，以备干旱时的灌溉和饮用需要。嘉定七年（1214）臣僚说南宋把行在定于临安，八九十年来经济繁盛，人民殷实，“所恃以溉负郭膏腴之田……西湖之利溥哉”[18]。在灌溉这块富饶地区的田地中，西湖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西湖能持久发挥灌溉功能是行在富庶的一大原因。

鉴湖位于越州（今浙江绍兴）境内，即南湖。汉顺帝永和五年（141）会稽太守马臻修筑而成，方圆三百五十八里。鉴湖通过四周的水系达到九千顷农田的灌溉[19]。

进入宋代，鉴湖灌溉作用的发挥历经波折。北宋前期鉴湖已有被盗现象，但大中祥符和庆历年间只盗了四顷湖田。[20]天圣六年（1028）曾公亮知会稽县，“县有鉴湖溉民田，湖溢则反为田病”[21]，故治理了鉴湖，建造斗门将湖水泄入曹娥江，使湖边民田免受水涝之灾。比天圣年间晚的庆历年间仅四顷湖田，当时的鉴湖基本保持着此前的灌溉面积，只是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才造成湖水泛滥。蒋堂在庆历前知越州，鉴湖“无虑溉田八千顷，至是越人夺湖水以名己田，故水日堙，湖田日广。贫民失水利，豪姓擅地产。公条奏利病，诏复为湖”[22]。在蒋堂到任之前，盗鉴湖水灌私田和盗湖为田的现象早已存在，他解决盗湖问题后，宋仁宗中期鉴湖溉田量仍在八千顷左右。

自北宋末将越州等地的陂湖废为田后，“民失水利”，绍兴元年（1131）吏部侍郎李光“请复东南诸郡湖田”[23]。绍兴三年（1133），“己巳，废绍兴府余姚（今浙江宁波）、上虞县（今浙江绍兴）湖田为湖，溉民田”[24]。虽然恢复灌溉的湖泊还仅有两个县，但已表明官府对湖泊灌溉作用的重视。绍兴二十九年（1159）宋高宗说：“往年宰臣曾欲尽干鉴湖，云岁可得米十万石。朕答云，若遇岁旱，无湖水引灌，即所损未必不过之”[25]。宋高宗说出此话，应是吸取了多次无法用湖水灌溉造成干旱的教训，也表明统治者的重视。

隆兴元年（1163）绍兴知府吴芾请求治理会稽、山阴、诸暨等地原来的湖泊，以恢复它们的水利功能[26]。同年他又请朝廷派专人对鉴湖进行整治，都得到了允许。后来已调任刑部侍郎的吴芾再上奏：“自开鉴湖，溉废田一百七十顷，复湖之旧，又修治斗门堰闸十三所……民田九千余顷悉获倍收，其为利较然可见”[27]。鉴湖经过治理后，直接灌溉废田一百七十顷。至于通过兴修水利设施，让九千多顷田的产量翻一番的说法是夸大的，因鉴湖最大的灌溉量才九千顷，但当时仅恢复一部分。嘉泰元年（1201）的鉴湖已被侵占殆尽，变得既小又浅，天旱时湖水几乎干涸，以致“又于会稽、山阴两县俱失灌溉民田，害莫大焉”[28]。嘉定十五年（1222）的鉴湖已基本被侵占，有臣僚回忆，“越之鉴湖，受溉之田几半会稽”[29]，以前鉴湖灌溉着会稽县（今浙江绍兴）近一半田亩，如今鉴湖却已消失。

广德湖位于明州（今浙江宁波）鄞县（今浙江宁波）以西十二里，方圆五十里。“凡鄞之乡十有四……其西七乡之田，水注之者，则此湖也”[30]，在鄞县十四个乡中，西七乡的田都由广德湖灌溉。从太平兴国到康定年间，盗湖与治湖势力不断抗衡，大致保持着广德湖原有的灌溉量。宋仁宗时苏耆知明州，进行了修浚，以至“境无凶年”[31]，继续发挥其灌溉作用。到张峋在鄞县做官，“湖久不治，西七乡之农以旱告”，他主持的浚湖工程于熙宁二年（1069）初完工，随之“而田不病旱……而其余及于比县旁州”，广德湖不仅恢复了原有的灌溉功能，而且惠及周边地区。当时广德湖的灌溉量一直在上升，“盖大历之间，溉田四百顷，大中八百顷，而今二千顷矣”[32]，从唐代中期的溉田四百顷至唐代后期的八百顷，再到宋神宗后期的二千顷，宋代广德湖的溉田量远胜唐代。在北宋政和末年被废为田前，二千顷的溉田量不成问题。其被废为田后，因湖田缴纳的租米差距大，绍兴二年（1132）薛徽言：“其余乞委官相视，内低田即废为湖泊，依旧积水灌溉”[33]，在认识到地势低洼的湖田收成不好后，还是让其发挥灌溉作用。

东钱湖在鄞县东三十里，因带给百姓的利益大，故又称万金湖。其方圆八十里，灌溉农田八百顷。“凡鄞之乡十有四，其东七乡之田，钱湖溉之”[34]，鄞县东边七乡的灌溉用水都来自东钱湖。天禧元年（1017）太守李夷庚治理东钱湖，“县之东七乡，不病旱者，湖之力也”[35]，共计五十四万亩，更好地发挥对东七乡的灌溉作用。乾道五年（1169）张津奏“窃见东钱湖自有湖以来，到今虽遇大旱，不阙灌溉”[36]，正因东钱湖对周边发挥着巨大的灌溉作用，所以即使有旱灾也不愁灌溉水源，因此他要对东钱湖进行治理。淳熙三年（1176）明州长史莫济和司马陈延年被赐升官，因他们“以兴修东钱湖灌溉民田，协赞有劳故也”[37]。因“东钱湖，它山堰灌溉甚博”[38]，为了让东钱湖等继续发挥灌溉作用，故程覃在嘉定六年（1213）到任后，便对东钱湖进行了治理。

二、湖泊水源的其余作用

（一）湖泊水源的种植、养殖和采捕作用

宋代两浙湖泊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发达，当地百姓因地制宜，湖泊的种植和养殖面积不断扩大。

润州练湖的物产十分丰富，“菰蒲菱芡之多，龟鱼螺鳖之生，餍沃江淮，膏润数州”[39]，练湖中的鱼鳖、菱芡等可以满足好几个州的需要，其中应有专人采捕及买卖。

西湖因处杭州城中，故种植各类作物比较普遍。乾道五年（1169）临安府言：“自今并不许有力之家种植菱茭”[40]，此前一直有权势之家在西湖内种植菱角和茭白。乾道九年（1173）临安府又言：“西南一带，已成平陆，而滨湖之民，每以葑草围裹，种植荷花，未已”[41]，湖边百姓用围湖方式种植荷花，类似现象不断发生。嘉定七年（1214）臣僚奏：“嘉泰以来，权奸用事，私欲横生，其微至于西湖草塘，亦复 情，听民请佃。日渐月积，种荷之地 广”[42]，一些奸臣利用权势庇护民众在西湖内种植荷花，时间越久种植面积越广。绍兴十七年（1147）宋高宗言及西湖现状，“闻近年以来为人买扑拘占，作葑田种菱耦之类”[43]，民间通过投标的方式，取得对种植在西湖的菱角和荷花的收税权。因需缴纳税金，故种植者必能获得不少利润，可见菱藕的种植面积蔚为可观。

鉴湖水域广阔，种植业十分发达。元丰二年（1079）秦观游鉴湖时题诗，“天风吹到芰荷乡”[44]。芰荷即菱与荷，称越州为菱与荷的故乡，可见鉴湖等水域种植菱与藕非常广。南宋中期，程 曰：“鉴湖十里藕华香”[45]。当时，“会稽镜湖，在唐日广袤三百里。后来贫民盗占为田，今之视昔，不及十分之一也”[46]，在不剩三十里鉴湖中，荷花的种植面积竟达三分之一多。陆游描述在鉴湖上找生计的人家，“湖中居人事舟楫，家家以舟作生业”[47]，在鉴湖上以船为家度日的百姓不少，除捕捞鱼虾外，也采摘菱藕等为食。其中还不排除将捕捞的水产作买卖的可能。荷花种植面积广阔，“大率越多陂湖，莲最富”[48]，以鉴湖为代表的越州湖泊大都种有荷花，所以莲藕的产量很高。

湘湖的水产十分丰富。乾道四年（1168）有县民在湘湖中填千亩湖田，臣僚上奏“若果以湘湖为田，侵渔不已”[49],湖内鱼资源非常丰富，当地的养殖业十分发达。湘湖“水利所及者，九乡以畋渔为生业，不可数计”[50]，萧山县内九个乡的百姓靠捕湘湖内的鱼为生。

广德湖的种植业也非常可观。绍兴二年（1132）薛徽言请旨，称广德湖“其边湖深葑可以植茭，即为茭地，量立租钱”[51]，在靠近广德湖岸较深的葑田内种植茭白，并收取租税。此事得到朝廷支持，既表明对此税源的重视，也说明在残存的广德湖内种植茭白的面积仍达一定规模。

东钱湖除灌溉着鄞县等七乡民田外，湖内的“茭葑莼蒲荷芡滋蔓”，除自然生长的莼菜、芡实等植物外，茭白、荷花种植面积也不在少数，不然不至于“不除，湖辄堙”[52]。乾道五年（1169）知明州张津上奏：“昨因豪民于湖塘浅岸渐次包占，种植茭荷，障塞湖水”[53]，当地豪族侵占东钱湖等湖岸，种植茭白、荷花等以致阻塞湖水，侵种面积不在少数。

（二）湖泊水源的航运作用

在航运、饮用、酿酒等方面，两浙的湖泊水源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练湖因地理位置特殊，故其航运价值很高。宋仁宗时期，“练湖决水一寸，为漕渠一尺，故法盗决湖者，罪比杀人”[54]。这既说明政府对练湖水源的严格管理，也突出了练湖对航运的重要性。绍兴七年（1137）两浙转运使向子 请求修治练湖，因镇江府（今江苏镇江）吕城和夹冈的地势较高，“久不雨，则运河涸，而漕舟艰”[55]。他希望通过对练湖水利设施的修缮，放湖水让已干涸的运河重新通航。绍兴二十一年（1151）宋高宗说：“布衣步孝友上书言丹阳练湖堙塞，艰于漕运，可谕漕臣修治”[56]。平民上报练湖堵塞影响漕运的情况，宋高宗随即让大臣去治理，十分重视练湖的航运功能。明州的广德湖，“舟之通越者皆由此湖”[57]，明州通往越州的航运用水都源自广德湖，对两地的航运起着重要作用。越州鉴湖“北属州城漕渠”[58]，北边与漕河沟渠相接，鉴湖水一部分是进入漕河发挥航运作用的。元 五年（1090）苏轼乞求治理西湖，因当时“运河失湖水之利”[59]，于是苏轼对通湖水的盐桥河等进行了浚治，以便继续发挥西湖的航运功能。

（三）湖泊水源的饮用作用

湖水作为饮用水源，对当地百姓有重要意义。元 五年（1090）苏轼论述西湖不可废时说，杭州地处钱塘江边，以前喝的都是咸水，百姓稀少。唐代李泌把西湖水引到六口井作饮用水之后，周围居民数以百万计，都仰足于西湖水。如今西湖变浅，六口井也已弄坏。这样二十年后，西湖将全变为葑田，百姓只能喝咸水，居民会更少[60]。西湖供给百万人口的饮水问题，饮水作用可见一斑。绍兴九年（1139）面对日益堙塞的西湖，知临安府张澄言：“况今车驾驻跸一城，亿万仰六井之水为多”[61]，西湖供给着行在全城人口的饮水。面对巨大的供水工程，自然要加强浚治和管理。乾道九年（1173）临安府希望对西湖进行整治，以便“庶几潴水有余水，而漕渠六井之须，虽遇旱岁，可以无乏”[62]，临安府想通过治理西湖，扩大其储水量，以备干旱时饮水等需要。嘉定七年（1214）臣僚说南宋把行在定于临安，八九十年来经济繁盛，人民殷实，“饮阖城内外之人者，西湖之利溥哉”[63]，在全城内外人口的饮水问题上，西湖发挥着巨大作用。嘉定八年（1215）两浙地区岁逢大旱，临安府“湖山久年不竭之泉，今者亦就枯涸。城中鬻水于山者，双斛几至半百”[64]，多年有水的西湖和山泉都已干枯，以致城里人去山里买水喝，两石水的价钱近五十文。干旱一降临，西湖的饮用作用便不言自明，即使买水喝也不及喝西湖水实惠。

明州因临海及地势低平等缘故，淡水资源不易储存，于是当地百姓便“引它山之水，自南门入城，潴为西湖，阖境取给，始无旱之尤”[65]，从它山堰引水至城内的广德湖中，从而解决了全城百姓的饮水问题。广德湖作为中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湖泊水源的酿酒作用

有些地区的湖水用于酿酒，且规模不小。元 五年（1090）苏轼上奏说：“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而水泉之用，仰给于湖，若湖渐浅狭，水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岁不下二十万功”[66]。每年用西湖水酿酒上缴的税高达二十多万缗，可知西湖水酿酒数量之大。除了水质好外，西湖的位置也决定了酿酒作用的发挥，不然用山泉酿酒，那就劳工费时，远不及用西湖水经济。绍兴十七年（1147）诏“临安府更置库造祠祭法酒。旧取水于西湖上，以军民环居，渠流混浊，乃命别 焉”[67]。此前朝廷用于祭祀的酒都由西湖水酿造，现因生活在湖边的军队和百姓已把湖水弄浊，便决定另找水源。

广德湖水也有酿酒的传统。大中祥符间，广德湖的岛屿上筑有红莲阁，“阁之北即郡酒务，故时使人即湖以汲水，劳费甚。乃堤湖之中畜清流，作楼于其上，以辘轳引而注之，至今以为便”[68]。当时明州的酿酒场设在广德湖上，因嫌一直以来用人力汲湖水麻烦，便直接在湖中造楼用机械方式取水。可知此处酿酒的规模不小，不然已地处湖边的酿酒场不用如此大费周折。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两浙路从宋初起便对湖泊水源的利用十分重视，除最主要的灌溉用水外，在种植、航运、饮用、酿酒等方面也表现不俗。从两浙湖泊的灌溉面积看，北宋前期有的湖泊灌溉量维持着此前的最大值，有的则远远超过前代，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随着北宋末将鉴湖、广德湖等湖泊废为田后，当地湖泊的灌溉量急剧下降。南宋前期一些湖泊的灌溉量虽有所恢复，但不久后便完全堙没。两浙路因水系众多，如藕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非常广，加上一些地区养殖技术的进步，除自给自足外，用于买卖也比较常见。有的湖泊因地处重要位置，在对湖泊水利设施的修筑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其航运作用比较突出。此外因自然局限，饮水问题突出的城市，把湖泊作为水源地是最佳选择。从经济角度出发，湖泊也成为酿酒用水的首选。

宋代两浙路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北宋前期人口的自然增长，至北宋末、南宋初一下子接受大批北方移民，这必然加剧粮食矛盾和人地矛盾。因此，之前通过兴修水利设施增加湖泊灌溉量已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便只得向湖索田。南宋前期虽有复湖的现象，却只是朝廷因财政收支的巨大压力而行的权益之计，财政压力缓解后，废湖趋势依然不变。因两大矛盾的存在，北宋前期可充分用于种植、养殖、捕捞、航运方面的湖泊水源，从北宋末开始便不得不向其屈从，直至一些湖泊完全消失。不过也有特殊情况，如杭州西湖水源的许多功能都能保持下来，这主要取决于行在处于杭州。然而两浙湖泊水源的利用率，自北宋末起基本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两浙路的湖泊水源造就的经济利益是宋政府税收的一大来源，然而南宋时将大部分湖泊废掉后，政府的税收却远远超过北宋时期。其中固然加大了对百姓的税收力度，但也表明当时经济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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