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 杉 张 林

亚投行的机遇与考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文 /刘 杉 张 林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亚投行筹建直接目的是便利亚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因此可以加快该地区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尽快实现区域内互联互通。互联互通是亚太地区促进要素流动的基础，进而为实现中国版亚太自贸区目标提供硬件条件。

近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最终确定，总共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国。坦率的说，恐怕连倡议者本身也似乎没想到会有如此众多的申请加入者。如果能够更客观的看待亚投行的成立和未来，“羊群效应”也许就不会表现的如此明显。那么亚投行究竟有什么魔力，会吸引这么多国家加入其中呢？

古人曰：欲知其然，必要知其所以然。想了解亚投行的前因后果，不如先来普及一下，什么是亚投行，相信这个词再不久之前，对于人们来说还很陌生，至少对于普罗大众，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是这样的。

亚投行全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英国是第一组宣布参与中国倡议的七国集团之一

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拥有全球六成人口。但因建设资金有限，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等基础建设严重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

高铁的出口是亚投行发展战略中重要的一步

各国要想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平均每年需投资8000亿美元。8万亿美元中，68%用于新增基础设施的投资，32%是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所需资金。现有的多边机构并不能提供如此巨额的资金，亚洲开发银行的总资金约为1600亿美元，世界银行也仅有2230亿美元，两家银行目前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大概只有区区200亿美元，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资金的需求。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的周期长、收入流不确定等的因素，私人部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的项目是有难度的。

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而且，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方面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在公路、桥梁、隧道、铁路等方面的工程建造能力在世界上也已经是首屈一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产业期望更快地走向国际。但亚洲经济体之间难以利用各自所具备的高额资本存量优势，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缺乏把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个时候亚投行的存在就显得十分的必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提出建设亚投行，显示中国对亚投行注入了国家战略，该项目若能得以顺利落实，将使中国获利颇丰。亚投行毕竟是由中国主导，其被囊括在中国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中，其益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亚投行依靠投资驱动逻辑

理解亚投行的成立，首先要理解当下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发展背景。看清楚了这个背景，就会知道亚投行的成立，以及“一带一路”的提出有更多的被动成分，而并非是为了主动挑战和打破世界的金融乃至政治格局。

从中国内部看，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里经济发展成绩卓然，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而且积累了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快速增长得益于两条路径：一条是由于土地、人力资源的低成本带来的出口部门兴起；另一条则是依赖于政府投资，也即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大撬动了GDP的增加。

可是，这两个发展路径却在最近的10年里遭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先是次贷危机削弱了外需，接着是国外投资开始向人力和土地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转移，中间伴随的则是投资主导型经济带来的生产过剩。这一切因素造成了所谓目前经济的“新常态”。而“新常态”本身，不过是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的另一种表达。

由此，对于下个10到20年的发展战略，便是在国内推行“新型城镇化”，在国际上倡议“一带一路”。实际上，“一带一路”战略本身，就是试图将过去中国30年的发展经验在更广的地域内复制，不仅在国内继续投资建设新城镇，还在发展中的其他亚洲国家、乃至欧洲发达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能够在国外的项目中消化吸收，这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案逻辑一致。

其实，消化国内过剩产能，除了出口生产能力之外也并非没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调整自身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主动提振国内消费。可是，做到这一点足够难，“经济结构调整”这六个词似乎是每一任政府的改革重点，可是每一次都被迫回到了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上。

如果把视角转向上述的背景，就可以解释这些宏大的布局和战略为什么正好发生在这个时刻，因为它对应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此刻所面临的现实——即如何将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持续下去。

从中国外部看，根据亚开行的估计，亚洲国家每年的贷款需求为8000亿美金，可是，经济学里所讲的需求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而不是贷款意愿本身，亚投行如果以为之提供购买能力为逻辑起点，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况且，亚投行能够吸引多国加入，经济上的预期收益是一个主要诱因，这当然已经不错，但也并没有上升到为亚洲区域提供全面国际公共物品的情怀和高度。

美国不愿意加入亚投行是因为价值观不同

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中，除了亚洲的之外，还有许多欧洲的国家，其中还包括许多欧洲的传统大国。亚洲国家希望加入自然是容易理解的，至少他们能从亚投行中更多更容易的拿到项目贷款，亦有助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值得关心的是为何英法德意不顾及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申请加入。

亚洲国家每年的贷款需求为8000亿美元

英国是第一组宣布参与中国倡议的七国集团之一。这一宣布震惊了许多国家。伦敦的举措明显有利于中国，这促使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宣布他们有意加入亚投行。

一位中国政府官员惊讶地看到，甚至许多缺乏了解亚投行的国家也宣布他们有意加入。

美国和日本一样，选择远离亚投行，至少暂时这样。然而在三月末，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对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他会寻求和亚投行进行合作。

中国计划招募一位为世界银行工作三十多年的美国专家作为亚投行的顾问。据外交消息来源显示，这位人选是由美国和英国一起推荐的。由此可知，华盛顿和北京显然正在寻求幕后合作的途径。

美国不愿意加入亚投行，不是出于经济利益原因，更多的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目前而言，美国仍然拥有世界最强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最多的包括“维和”在内公共物品，即便这些公共物品不尽令每个国家满意，但美国仍然深深的抱有世界领袖的心态。

这个心态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自己所持价值观念的坚持和输出。亚开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组织，他们当然深深的打上了美国的价值观的烙印——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但是要附加资本账户开放、严格产权标准、项目公开透明、较高的用工标准等等条件，而严格执行这些条件，反而可能成为了当地经济快速增长的阻碍。

而以英国为首的传统欧洲国家早就失去了世界领袖的地位与心态，不像美国所表现的那么理想主义，他们采用了更为务实的做法。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让他们确信参加亚投行可以获得经济收益，即便这可能会影响英美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外交部反对加入亚投行，而英国财政部却支持加入的原因。

日本一方面要维护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已经主导了亚开行，不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也就可以理解了。

亚投行机遇与风险并存

亚投行虽然已经吸引了诸多国家的加入，运作规则也正在讨论，可是具体的项目操作仍然有待考验。

在亚投行主要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里，包括有铁路、公路、管道、电力、通信和港口。基础设施的特点便是需要前期的巨大投资，盈利周期特别长，但是一旦能够开始盈利，其回报便会非常稳定。

对中国而言，30多年的经济增长自然积累了很多建设基础设施的人力、物力和资本基础，但是要走出国内还需要通过诸多考验。正因为基础设施的盈利周期较长，所以需要贷款国家的长期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稳定。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十分不发达的国家恰恰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他们对资金的需求迫切。能够做到经济、社会稳定的国家又对贷款需求不是那么迫切。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天然的存在着部分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此，亚投行需要各个国家一起设计出良好的运行标准和规则，能够对贷款项目做到合理监督和有效约束。

另一方面而言，中国的企业在外投资要努力融入当地文化，传播优秀文化，尤其是当走出去的企业是央企、国企以及政府支持的企业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即便是在国内，在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时仍要妥善处理与当地居民的争议和纠纷，在国外就更加难上加难。软文化做的不到位，往往会造成糟糕的冲突性后果。

除此之外需要十分谨慎的一点便是高铁的出口，虽然这是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亚投行支持的重点项目。正因为其重点，所以需要谨慎。原因之一是高铁的盈利能力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它的盈利需要人口相对密集以及人口收入的较高水平，这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第二，如果是在国内建设高铁，即便高铁亏损，它所能带动的其他产业增长的收益也留在了国内，而在亚投行的框架下则面对其他国家的竞争。

即便将亚投行视作一个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公共物品投资银行，即便亚投行除了经济发展目标之外还有其他社会文化目标，但长期的亏损并不符合银行的运作逻辑。因此，要让大家看到亚投行的好前景，需要在初期的支持项目中注重盈亏平衡能力，尤其对中国而言，这样才能为通过亚投行在后续的资本和产能输出中打下良好的基础。

亚投行对中国发展的巨大意义

一、促进亚太自贸区建设

亚投行筹建直接目的是便利亚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因此可以加快该地区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尽快实现区域内互联互通。互联互通是亚太地区促进要素流动的基础，进而为实现中国版亚太自贸区目标提供硬件条件。

二、带动中国标准走向海外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为中国具有显著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制造产业提供了潜力巨大的市场。如果机场、港口、公路和高铁建设能够大面积铺开，将为中国创造巨额订单，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并在中国制造和中国建筑走向海外同时，将中国的基础设施标准加以推广，使中国基础建设和装备制造业拥有持久竞争力。

三、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亚投行建设的重要基础

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从结算、投资到储备逐渐升级，一个区域内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将在带动中国出口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人民币贸易结算。在亚投行业务开展后，中国可以亚投行信贷为先导，在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促进直接对外投资带动人民币走出去，包括发行区域内人民币债券等方式，为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配套融资工具。在增加结算、投资基础上，促使区域经济体增加人民币储备需求。

四、强化中国规则制定权

金融危机后确定的国际治理改革阻碍重重，美国不仅阻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且是通过主导TPP谈判来压制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竞争力，并且在此基础上，美国更希望辅以TTIP谈判，绕开WTO多边机制，重新获得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因此，中美两个大国的博弈，已经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方面互相较劲。亚投行的建立，将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从而强化中国在这一地区与美国争夺规则制定权的基础。如果澳大利亚和韩国能够随后顶住美国的压力进入亚投行，将使亚投行结构更加合理，在中国领衔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制定投融资规则，由此改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国际信贷标准的旧有格局。

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亚投行已经起步，这是改变全球国际治理格局务实的一步棋。亚投行的股权安排原则已经确定，但欧洲国家的加入，或许会对现有原则带来冲击，这也需要一个博弈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亚投行的公司治理，将体现较为强烈的中国色彩，如何避免价值观冲突，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恋爱美好，婚礼幸福，但过日子，磕磕碰碰在后头，这考验中国领导力，也会真正检验中国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