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斌

摘 要：中苏论战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场“双输”的历史悲剧。导致中苏论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分歧和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苏共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三面红旗”并提出批评，中国共产党认为赫鲁晓夫的“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这种分歧和所谓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交织在一起，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中苏两国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个人因素对两党两国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与自己不是一个层次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看作是对其国际共运领袖地位的威胁，两个人的文化素质、个性、风格和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因素都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中苏论战；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领导人；分歧

中苏论战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场“双输”的历史悲剧。导致中苏论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积怨、意识形态分歧、对外战略的冲突、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等方面，其中，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分歧和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是导致中苏论战的重要原因。今天，正确分析中苏两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分歧和领导人个人因素对中苏论战的影响，对我们全面客观地评价中苏论战、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正确分析和评价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对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苏两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分歧对中苏论战的影响

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两党开始在斯大林的评价、如何认识世界形势、如何认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1958年中苏之间还出现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想从军事上控制中国，为此而进行的争吵使双方产生了明显的裂痕。从1958年底开始，中苏两党在国内建设道路与方法上也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和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交织在一起，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并促使论战的发展和激化。

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国内实行了越来越激进的“左”倾路线，集中的表现就是在农村搞人民公社，在全国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涉及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而这正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十分关注的大问题，不可能不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运中激起波澜。对此，毛泽东也承认。他在1958年11月的一次内部谈话中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1}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一开始是赞同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他逐步认识到中国“左”的做法存在的问题，这正是所谓“旁观者清”。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瞧不起毛泽东。同时，赫鲁晓夫还害怕中国式的平均主义会影响到苏联，他对他的同事们说：“中国人的这些改革的口号是非常诱人的，如果认为这些想法的种子不会在我国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错了。”{2}

1958年12月1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开始指责中国的内政。其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时，含沙射影地批评了中国的人民公社。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又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内政，表示不同意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他在报告中说，“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他还说，“必须注意到，按目前的发展水平来说，财富还不足以充分满足一切人的需要。那种‘平均共产主义只能使积累起来的资金都被耗尽，并使得经济进一步顺利发展和扩大再生产成为不可能。”“认为共产主义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错误的。”{3}今天看来，上述看法有一定道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注意到赫鲁晓夫的影射攻击，在毛泽东看来，刚刚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主权问题而同苏联人发生过摩擦，对方却公然否定我们的创造，焉知不是报复抑或心怀叵测？不过，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把主要精力用于国内问题，主要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左”的倾向，所以，毛泽东还是强调以团结为重。他提出，对赫鲁晓夫的影射，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4}。

赫鲁晓夫并不罢休，1959年7月21日，他又在波兰的一个群众合作社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认为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正是这个讲话激怒了在庐山的毛泽东，因为这时毛泽东还面临着彭德怀的批评。8月1日，毛泽东在给王稼祥的一个批件中写到：“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5}1959年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又对中国党进行影射攻击，并且公然提出社会主义各国要“对对表”，即要求社会主义各国同苏联保持一致{6}。对此，毛泽东认为“对表论是错误的”。

毛泽东把“三面红旗”视为他一生中的伟大创造，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这时，毛泽东却要面对赫鲁晓夫的批评甚至是攻击，当然十分恼火。1959年10月赫鲁晓夫第三次访问北京，中苏两党会谈时，尽管争论主要是围绕对外政策进行的，但毛泽东头脑中考虑的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以至10月4日在东郊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毛泽东仍然大讲特讲“大跃进”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人民群众如何创造了“人民公社”，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国的人民公社有哪些优越性，等等{7}，而赫鲁晓夫却很不以为然。

赫鲁晓夫一方面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提出了批评，同时自己也在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1958年前后，赫鲁晓夫本人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调子唱得也很高，15年内赶上美国就是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受他的影响和感染才提出了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8}，“超英赶美”只不过是头脑热得发昏之后又向前迈了一步而已。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公开宣布苏联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也比毛泽东清醒不了多少。中国有个徐水县，苏联有个梁赞州，在搞浮夸、放“卫星”方面，苏联丝毫也不比中国逊色。到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的冒进思想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公开宣布，苏联要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这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给苏联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都带来了有害的影响。

赫鲁晓夫一方面提出一系列“左”的口号，一方面又对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也不满意。他反对苏联通过加强利润的刺激作用让企业接受计划任务，也反对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建立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认为强调利润是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是资产阶级的办法，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的独立探索也是为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少用苏联的“拐杖”。在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说：建国后的头八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搬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9}但毛泽东走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采用的是群众运动的办法，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作为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原动力和维系这种群众运动的向心力。实践已经证明，这条道路和这种办法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行不通的。而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改革，毛泽东认为走的是与帝国主义阵营“和平竞赛”的道路，是运用“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经济手段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两条道路、两种方法之间就有了一道鸿沟。

今天看来，毛泽东中国式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改革，其动机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道路、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苏两党的两条道路本来是并行不悖的，如果互不染指，也就相安无事了。而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不但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探索横加指责，而且看作是对苏联的挑战，甚至当作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作为国际共运中的第二大党，也一直想在国际共运舞台上拥有较多的发言权。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心理上确实出现了某种优越感，认为赫鲁晓夫作为这么一个大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成熟的，自然对他领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毛泽东曾说，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要怎样影响国际，要晓得，苏联自己开香肠铺，但不愿中国也开香肠铺，他要推销他的香肠。毛泽东不允许苏联捆住中国人的手脚，中国也要影响国际，引起苏共领导人的警惕。

毛泽东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具体行动就是发动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毛泽东的初衷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他认为，国内工作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10}。所以，毛泽东的目标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要证明社会主义阵营优越于西方阵营，“东风压倒西风”；另一方面，也要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优越于苏联的建设道路，“学生超过先生”，“后来者居上”。后者引起赫鲁晓夫的不满。对赫鲁晓夫来说，正当双方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之事而相互耿耿于怀的时候，中国提出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是对苏联“老大哥”地位的挑战。苏共还把中国的“大跃进”看作是中国领导人民族主义、霸权主义野心的表现，是为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解放运动中攫取主导地位这一大国主义野心制造根据的尝试{11}。俄罗斯学者也指出，中国方面宣布要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件事，曾经把赫鲁晓夫激怒过{12}。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苏联的支持与援助，他不能容忍更不相信中国能够在没有苏联的援助下，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不和谐的私人关系对中苏论战的影响

历史唯物论从来都强调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一般认为，国家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好坏对国家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国际交往中，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等，对一国的外交活动及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中苏两国都是在决策过程中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个人因素往往对两党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两位领袖没能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都直接领导、部署并参与了两党的论战，赫鲁晓夫甚至一直站在论战的第一线，并与中国共产党的一线人员进行了面对面地交锋。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和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成为影响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才逐步打败自己的对手而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他既没有在苏俄革命和建设时期拥有巨大建树，也没有多高的理论水平，有时甚至还很浅薄、很鲁莽，与具有很高理论水平和崇高威望、有着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不是一个层次的人物。赫鲁晓夫尽管生理年龄与毛泽东几乎相同，并且加入共产党比毛泽东还早3年，但是，当1935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领袖的时候，赫鲁晓夫刚开始领导莫斯科市和州的党组织；当1949年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时，赫鲁晓夫仍然只是莫斯科州委的领导人。比较起来，毛泽东与斯大林是一代人，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相比无疑存在政治上的“代沟”。1958年之前，在对待赫鲁晓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即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的态度上，毛泽东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伏罗希洛夫是与斯大林同时代的老资格的领导人，威望比赫鲁晓夫高，能够真正代表苏共和苏联的崇高形象，也才有资格受到中国老资格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等人的尊重。所以，1957年春天伏罗希洛夫访华时，毛泽东称他为“伏老”，视他为“长者”，两人在一起表现出既尊重、又亲切和谐的气氛。伏罗希洛夫还受赫鲁晓夫的委托，让他说服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毛泽东答应了，而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访苏邀请，但毛泽东未置可否{13}。这似乎表明，赫鲁晓夫没有伏罗希洛夫的面子大。

两个人的文化素质差别很大，个性、风格和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要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比较困难。特别是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巩固之后，他继承了斯大林在党的关系上的“老子党”做法和在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毛泽东对此坚决反对并极力抵制。作为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员，赫鲁晓夫潜意识中的大国主义不断显露，他自己却浑然不觉，而作为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把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种差异不能不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两国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双方的探索和改革都出现了失误，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副作用，双方领导人都在怀疑对方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甚至进行影射攻击，严重恶化了双方的关系。这种影射式的攻击促使论战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使论战带有极强烈的个人色彩。其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

其一，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看作是对其国际共运领袖地位的威胁。

斯大林去世以后，世界革命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出现了谁听谁的，即谁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的问题。斯大林的逝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领导人的心理。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中苏之间如果发生争执，只要斯大林介入并支持苏方的意见，从中苏团结的大局和尊重斯大林的意见出发，中方通常总是作出让步。中苏结盟谈判时，毛泽东之所以在那个后来被他称之为“搞了东北和新疆两个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上签字，主要与斯大林的坚持和“压力”有关{14}。斯大林逝世后这一情况不复存在，环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们，只有毛泽东享有较高的威望。

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斯大林对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成熟了，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中国人学习，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15}。斯大林还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却在东方的苏联取得了胜利，将来就会在中国发展，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16}。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担任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共领导人就曾明确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17}。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苏共二十大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心理上确实出现了某种优越感。他们明显地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以及对肃反问题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苏联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做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的并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怀疑苏共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

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威望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国家中不断提高，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重视，实际上也播下了苏联不满的种子。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支持亚非利益，这已使苏联认为中国是苏联在这些国家中扩大影响的潜在威胁。面对在各国共产党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面对在世界事务、特别在亚洲事务中发挥着日益显著作用的中国和有效地协助苏联平息波匈事件后威信大为提高的中国共产党，苏联无疑担心自己在国际共运中影响的缩小将削弱它在世界上的政治权力。

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议看，尽管苏共和苏联是会议的东道主，与会者也大致赞成“以苏为首”的提法，但实际上在会上唱主角的似乎不是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而是毛泽东。第一次莫斯科会议是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之后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第一次大聚会，这次毛泽东访问苏联，与1949年访问苏联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也格外客气。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斯大林还健在。1957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经济欣欣向荣，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和超额完成。同时，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八大，开展了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政治上是稳定的，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威望正迅速上升。特别是因为1956年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引起全世界的反苏反共浪潮，接着又爆发了苏波纠纷和匈牙利事件。在这股浪潮中，中国党俨然中流砥柱，在各国共产党人中越来越引人注目。

第一次莫斯科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显得非常轻松，不时会见各国党的领导人，继续调和波兰党和苏共的关系，目的是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准备会议的文件、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提出会议的方向和促进会议的成功等方面，毛泽东及其率领的代表团所起的作用也似乎比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更突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成了这次莫斯科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领导人。这表明，在斯大林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与苏共的关系上，和斯大林时期相比，毛泽东也感觉到有一种平等的气氛了{18}。

据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后来回忆，1958年以后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生气{19}。在赫鲁晓夫看来，“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荒谬可笑的”。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毛泽东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他能够在5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20}

其二，中苏开始面对面的争吵之后，一方领导人对另一方领导人的人身攻击所造成的感情上的伤害，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中苏分歧扩大后，到19世纪50年代末，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的谩骂给毛泽东以严重的精神创伤。毛泽东曾讲过：“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中苏论战开始以后，我曾向他打过招呼，叫他退居二线，做幕后指挥，不要赤膊上阵与我们对着骂，以后也有个转弯的余地，他不听！”“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母）鸡！”{21}1960年2月，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又大骂毛泽东，称毛泽东是“破套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行为已严重违背中苏同盟的原则。为了挽救赫鲁晓夫，挽救中苏关系，阻止赫鲁晓夫进一步滑向修正主义，从1960年起，毛泽东决定从理论上对赫鲁晓夫及其错误路线进行批判，并使批判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

尽管如此，毛泽东一开始的目的并不是要大批赫鲁晓夫，而是要“帮助”他、“挽救”他。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公开批评。面对苏共的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代表团在坚持对赫鲁晓夫严正批评之后，要适可而止，要留有余地，要有理有利有节{22}。之后不久，毛泽东对前来劝和的胡志明说，我们对赫鲁晓夫也并不使用国内对待右派的办法来对待他，而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今年不灵，明年再讨论、再批评。明年不灵，后年再来。总会有结果。现在甚至还不到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地步{23}。

但是，随着分歧的不断增多和论战的逐步加剧，中苏双方都改变了正面说理的态度，开始互相攻讦，甚至互相对骂。俄国学者在回顾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情况时指出，本来中苏分歧是完全可以协调，可以解决的。可是后来双方争吵起来，骂起来了，这就无法挽救了。双方在互相争吵、互相骂的时候，中国方面骂苏联可以，骂苏联共产党可以，就是别骂赫鲁晓夫本人，骂他本人就完了，就无法挽救了{24}。“九评”的发表表明，毛泽东已作好了与赫鲁晓夫决裂的准备，不再有什么忌讳了。这样，自视为国际共运领袖的苏共领导人处处咄咄逼人，从来不买外国人账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常常寸步不让，尖锐的冲突不可避免，并最后造成了国际共运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荡，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总之，中苏论战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段插曲，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国际共运和中苏两党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以反修防修为主要目的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不断恢复和改善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提出“决不当头”和“韬光养晦”国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过程中，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中，虽然没有对中苏论战进行系统总结，但可以较多地看到对中苏论战进行反思的影子。应该说，中苏论战导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中国还走入了“文化大革命”的误区，但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产生道路自信。这也是中苏论战的积极影响。

注 释：

{1}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11-112页。

{2}《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74-675页。

{3}《赫鲁晓夫言论集》（第11集），北京：世界知出版社，1965年，第114-121页。

{4}{10}{22}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第314页，第299页。

{5}{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1页，第301页。

{6}《赫鲁晓夫言论集》（第13集），北京：世界知出版社，1966年，第452页。

{7}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93页。

{8}{14}《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第323页。

{11}（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29页。

{12}{19}{24}丁明：《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3}《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0-11页。

{15}于洪君：《丰碑与警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

{16}伍修权：《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炎黄春秋》1993年第11期。

{17}（俄）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8页。

{20}《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19页。

{21}郑新、海光、恒炼编：《中外名人谈毛泽东》，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623-624页、633页。

{23}毛泽东与胡志明主席谈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

On the Influences of Divergence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Top LeadersPersonal Factors upon Sino-Soviet Debate from 1956 to 1966

LI Ming-bin

Abstract：The Sino-Soviet Debate from 1956 to 1966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t also has profound influences on both Chinas and Soviet Unions socialist construction，and is regarded as a“doubleloss”historical tragedy. Among the various causes of the debate，there are two noticeable aspects：divergences in Socialism Construction and personal factor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p leaders. On the one hand，Soviet Communist Party didnt agree with CPCs Three Red Banners（the General Line f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Peoples Communes）；on the other hand，CPC considered Nikita Khrushchevs “material incentive”to be revisionism. These divergences and the so-called battle for the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were intertwined，which made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even more complicated. Moreover，in both China and Soviet Union，power was highly centralized so that personal factor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p leader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Chairman Mao personally didnt lik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Nikita Khrushchev and Mao himself，meanwhile the latter considered Chairman Mao to be his rival in the position of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ctually，Chairman Mao and Nikita Khrushchev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many aspects，such as cultural accomplishments，personality，ways of leadership， thinking patterns etc.. Those factors brought very negative influence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Union.

Key words：the Sino-Soviet Debate；Socialism Constructing Road；leaders；divergences

（责任编校：文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