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延春

（郑州大学 体育系，河南 郑州 450001）

1 我国斗牛运动的起源

斗牛运动在我国是一项悠久的、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关于斗牛起源的说法也不尽相同。由于我国的汉族、回族、苗族、侗族都有自己的斗牛运动，斗牛的形式也有差别，加上少数民族文字的缺失，使得有关斗牛的起源多源于汉族的文字记载以及少数民族的诗歌、舞蹈等。

我国斗牛运动究竟起源于什么时期，没有确切的定论，而汉族与少数民族对斗牛起源的理解也各有不同的见解。不过，普遍的认识是斗牛活动的起源应该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目的或原因：第一，斗牛活动起源于祭祀，以达到娱神、祈福目的。从上古时代起，人类开始出现各种图腾崇拜，伴随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精神自慰的需求，以及对大自然的崇拜，各种形式的祭祀、宗教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斗牛活动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孕育而生，同时随着祭祀活动、对神灵敬畏的需求而不断演化、固定、约定俗成，最终得以保留。保留至今的牛图腾、牛文化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富有特色。第二，斗牛活动起源于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的自娱。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农耕社会，农耕文明长期发达，而牛是农耕文明中人类极为重要的帮手，在与牛长期相处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斗牛可以带来片刻的休憩与放松，久而久之人们逐渐形成了斗牛的活动形式，从而自娱自乐。从出土文化看，我国北方在汉唐时期就有了斗牛的活动，人牛相斗，或是牛牛相斗。从斗牛的“开角”到“封角”，即开始和结束，不论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大都是在春秋农闲时期，因而斗牛活动与农耕文明休戚相关，它产生于人们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以达到自娱自乐的目的。第三，斗牛活动起源于农耕社会人们交往、展示、互通信息的需求。牛在农耕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牛的大小、体力、寿命等无疑是农民关注的事情，对牛饲养效果的评价无疑也是对农户自身经营能力的一种认定，通过农闲时节斗牛活动的开展，人们可以借助这一平台对自我、别人的农务水平、心得进行评价与展示，而这种展示有时会扩大到村与村、寨与寨之间的对话，因而也使得斗牛活动更具规模。同时，由于农耕活动的相对闭塞，平时忙于自我耕作的农户也需要一个较为开阔的平台去与人进行信息的交流，因而斗牛活动应该是出于农耕社会人们互通有无、彰显自我的活动形式和载体需求。因而，我国的斗牛活动应是起源于祭祀、宗教及农耕社会自我休闲、社交等活动，从而达到娱神、娱人、交往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具有明显的农耕社会印迹。

2 目前我国斗牛运动的分布及发展状况

目前我国斗牛活动开展的区域主要有浙江金华、黔东南的苗族和侗族等少数民族、部分回族区域，这些区域的斗牛活动有着一定的区别，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相似性。

2.1 金华斗牛

相传宋明道年间（1032-1033），在金华出现了斗牛，尤其以兰溪、金华、武义、永康、义乌等县最盛。而根据金华风俗传说《金华斗牛的由来》，在唐朝金华出了武状元邢公，立志为当地百姓请求免除皇粮，百姓问何以相报，邢公曰：“你们给我看牛相操就好了”，后邢公为当地百姓“抱拄赛袍”而死，百姓感其恩德，在北山脚造“邢公庙”纪念，并以黄牯牛相斗兑现诺言。从此，每逢庙会就斗牛。

从斗牛的影响力来讲，金华斗牛（也说为越族斗牛，后被汉族同化）在清朝到民国期间有关文字记载较多，而且活动开展的规模也较大。新中国成立以后，斗牛活动被禁止，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时，金华斗牛重新被人们提起，并得到重视与开发，但效果并不理想。1985年4月，金华市在湖海塘畔重建斗牛场，占地14亩，于1986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又请来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到斗牛场拍片，把金华斗牛搬上了银幕进行宣传，但不久斗牛场因经营不善，开张不久倒闭。1992年，金华开始重建斗牛场，恢复斗牛节，举办斗牛大赛。2003年，金华人舒建忠投资50多万元，成立了金华首家从事斗牛服务的公司——中国金华东方斗牛有限公司，专门从事金华斗牛的对外推荐、表演业务，但经营状况也是差强人意。2007年，金华斗牛入选浙江省第二批人类非物质遗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相关部门对斗牛活动的开展进行了一些投入和政策支持，可毁掉或禁止某一个活动项目容易，恢复或创造一个项目则是举步维艰，显然金华斗牛运动的恢复与开展难以达到曾经的规模或影响力，更不要说走出国门、面向世界了。

2.2 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斗牛

在我国黔东南的苗族、侗族、水族、佤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环境等原因，依然保持着相对较为完整的斗牛活动，其中以苗族、侗族的斗牛运动最具民族特征和特点，而其他少数民族也存在着类似的斗牛活动。

如今，黔东南的斗牛活动依然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娱乐的重要活动，而富有特色的民族运动也成为带动黔东南人文旅游的重要资源。据社会学学者按村寨数统计，黔东南州50户以上的自然村寨共计3 922个，每寨以3头计算，全州有牛11 766头，加上50户以下的自然寨，黔东南州最大斗牛蕴藏量为13 000头。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南州斗牛场约1100个（有的是规范的斗牛场，有的是几个寨子约定俗成的斗牛场），因而，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民俗氛围是黔东南斗牛运动得以延续的关键原因。同时，相关政府部门也加大了对斗牛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如凯里市于1984年成立了斗牛协会，此后利用各种节假日和国际芦笙节举办了60多次、2700余场的斗牛活动，参赛斗牛多达5000多头（次），斗牛主们从历次的斗牛比赛中获利超过500余万元。依托黔东南特有的民族风情，在人们崇尚人文回归、寻求文化根源的背景下，斗牛运动及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古老、传统的生活、社会活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这项运动是否能够在保持其原有特色和魅力的情况下得以发扬光大，无疑值得人们深思。尽管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斗牛活动的现存状况要好于汉族地区，但也只是局限在黔东南部分地区，金华的斗牛活动更是无法与清末民国前期的盛况相比，整体上讲我国的斗牛活动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这与西班牙斗牛活动所受到的狂热追捧大相径庭。

3 影响我国斗牛运动发展的因素

通过对我国斗牛活动发展的历史概况，以及对目前我国斗牛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斗牛运动在我国有着长期的历史，而这种长期的存在与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社会休戚相关，正是人、牛、土地农耕文明，不断融合进而孕育了娱神、娱人的斗牛运动，从而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巩固了社会关系，形成和造就了人的价值观念、伦理体系、社会规范。而如今当我们重新回头要重拾和发扬这种运动的时候，却发现尽管人们也作出了努力，但呈现的景象往往是昙花一现，这一情况不仅对斗牛运动如此，其他民间项目的发展也容易遇到类似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传统运动项目所依附的价值体系缺位

农耕文明时期，我们的祖先追求天地人合一，通过斗牛活动表达对天、神、人的敬仰和尊重，合理沟通、相互敬仰，不弄虚作假，否则难以有生存的空间。反观今日之毒奶粉、毒馒头、假药、假烟酒、豆腐渣工程等等作假、丑恶事件屡见不鲜，人们已经没有对天、对人的敬畏之心，生存的价值观念缺失，不是相互敬仰而是相互欺诈，斗牛活动已丧失生长的价值观念氛围。丧失原有道德的约束，缺乏新型法律规范的限制，人们只能对斗牛活动停留在猎奇、哗众取宠的层面，这无疑是众多传统项目昙花一现的关键原因。而外来运动项目如足球等项目在我国的开展，也是处于同等的境遇，因为没有多少人是真正从内心接纳他们、认同他们并以此从道德、敬畏的方面约束、娱乐自我和他人，而更多的人是关注这些项目的外在东西，如吸引眼球、经济利益等，缺乏对其内在本质精髓的理解与吸收，进而造成传统的难以继承、外来的难以吸收的局面。

3.2 过度商业化和政府资源垄断限制了传统运动项目的发展

政府一些职能部门急功近利、本末倒置的做法，限制和阻碍了斗牛运动项目的生存前景和空间。“体育搭台，经贸唱戏”长期以来是我们许多地方政府为引进外资、发展本地经济的惯用方法。诚然，引进外资发展本地经济的出发点无可厚非，但项目的大力推出是否考虑了项目具有的文化、价值、理念内涵，是否考虑到真正从事这些项目的人的需求，是否有着长期的规划、循序渐进的方法，这些问题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更多的情况是，职能部门领导脑门一热，打造某某地区的传统品牌，如鼓励、号召、甚至胁迫基层农民大力养牛，批地建立斗牛场，电视、媒体宣传轰轰烈烈，可热闹了一两次，从此人散牛杀，独有牛场耸立，门可罗雀，可谓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使得原本民间开展得还可以的斗牛活动受到了负面的影响，打击和削弱了本地村、寨进行斗牛运动的激情和动力。最终，政府获得了一时的“脸面”，纳税人出钱看了一些闹剧，斗牛人受到了一些冲击，而斗牛活动本身却未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所以，政府应努力创造运动项目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提供必要的物质、政策支持，为人们从事运动提供便利或可能，而不是直接插手并以获得经济效应为目的。

3.3 现代西方竞技体育挤压了传统运动项目的生存空间

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使得人们远离了传统的娱乐；外来娱乐休闲运动的不断引进和渗透，挤压了传统项目生存的空间。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强势的运动项目不断进入我国，如网球、NBA、F1、拳击、足球等，激烈、刺激、富有对抗性的项目容易吸引人，同时我们原有的传统项目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普及，因而使得斗牛等传统项目拥有的生存空间受到了进一步的挤压。现代化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生存压力增大，传统项目显然没有现代项目那么富有感染力，而我们势必也难以有着平衡、平和、悠闲的心态去体味农耕文明条件下的激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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