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一位妈妈在网上发帖，表示“我女儿在天河区一所公办小学读一年级，上周五进行了数学测试，全班45人，我女儿99分，已经是倒数第三名了”，引起热议。她表示，起初她觉得女儿考得还可以，但老师在班级家长群里公布了考试结果，全班45人均在90分以上，100分的有30人，全班平均分99分，最低分96，99分是倒数第三的分数。她的女儿为此十分失落，为了语文能考100分，整晚都在读拼音。对此，这位妈妈表示孩子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众多网友纷纷表示认同。

前段时间，高中文理不分科一说沸沸扬扬。我曾撰文认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任何改革都换汤不换药，类似“素质教育”之类的好词，最后都会异化为另一种教育陷阱。“不唯分数论”也是一样，目前大多数地方都已不允许小学公布学生排名，但学校要不就将排名告知家长，要不就按照分数采取等级制，同时还告诉家长每个等级的人数，这样一来，家长仍可估算孩子的排名，“99分却倒数第三”便是一例。

压力大的不仅仅是孩子，也包括家长——而且不仅仅是中学生、小学生的家长，也包括幼儿园孩子的家长。“亲子”之类的词汇早已被异化，使得家长也被拖入泥潭。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在一家价格高昂的双语幼儿园就读，亲子活动频繁到吓人，如复活节等洋节都免不了折腾。其他幼儿园也轻松不到哪里去，各种活动都要排练，家长也被要求参与，化妆换装跟孩子一起跳舞唱歌，许多所谓作业都成了家长而非孩子的工作。

刘远举先生曾在大家频道撰写《老师凭什么给家长布置作业》一文，指如今老师通过QQ群、微信群或电话给家长布置各种预习、听写、签字、劳作、手工、作文的事情已经非常普遍，这种老师转嫁本职工作的行为显然有违职业操守。同时，它也意味着一种不公平，因为学生家长的素质存在差异，随着功课的加深，许多家长未必有能力辅导。幼儿园里也是一样，即使做手工也有手巧与否的差异，至于唱歌跳舞之类更非每个家长均可胜任，即使有此能力，也需考虑性格因素。一个朋友就曾对幼儿园的各种集体活动苦不堪言，她说自己的亲子活动并不少，与朋友的集体亲子活动也挺频繁，但学校强制性的组织却让她头痛，因为她跟其他家长实在没有共同语言。

这种种问题都说明在中国养育孩子绝非易事。它不仅仅与金钱有关，即使是财务自由的群体，也会在教育上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比如说，当你理想中的价值观与学校灌输的价值观有冲突时，你该怎么办，这是所有具备一定文化层次的家长都会面临的问题，而且越是高素质群体，在这一点上面临的冲突就越大。又如红包问题，送的话会教坏孩子，不送却又担心老师刁难，毕竟，这年头缺乏师德的教师不在少数。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快乐，但面对“99分却倒数第三”的现状，除了督促孩子拿100分外，你又有什么办法确保孩子的快乐？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常常建议比我年轻的人选择丁克。我所认识的丁克家庭，夫妻素质往往都极高，不少早已实现了财务自由，并非生不起养不起。有些老人认为丁克夫妻缺乏责任感，我反而觉得丁克夫妻才真的具有责任感，因为“养”大于“生”，既然把孩子生下来，就有责任养育他，丁克夫妻选择不生，未必是逃避，也未必是自私，而是一种基于责任的考量。一个丁克朋友就曾说：“看看这个社会，食品不够安全，道德极度滑坡，让孩子出生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他是一种伤害。”

一个孩子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非他个人的选择，而是父母的选择。如果父母在生下孩子的同时，还给了孩子一个糟糕的世界，那才是真正的缺乏责任感和失职。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都是不合格的父母。

自由奔跑和无拘无束的玩耍，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都是颇为奢侈的事，因为身处的社会危机四伏。不守交通规则的车辆、鬼魅般的电动自行车，还有并非传说的人贩子……许多因素都让我们有所顾虑。

我曾在捷克布拉格见到这样一幕，在一个咖啡馆里，一个年轻妈妈独自去了洗手间，将婴儿车留在座位旁，几个月大的小宝宝就躺在里面咿咿呀呀，毫无丢失之虞。我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曾见过一辆路边的婴儿车，宝宝躺在里面，小车旁拴着一条狗，权当看守，孩子的父亲去了旁边楼里办事。在德国埃尔福特的一个小公园里，孩子们欢快地玩沙、玩單杠，他们的父母在远处低头看书。德国有一种特制的双轮婴儿车，可以拴在自行车后，人们就这样带着孩子，在喧嚣城市中骑行，机动车会自行避让……

在我们身处的社会里，你无法想象上面这样的图景。有一次，我在某商场的公厕里见到这样一幕：一个父亲想必是内急难耐，冲进了厕所，但两岁左右的儿子正是爱乱跑的时候，于是他连门都不敢关，只是虚掩了一半，不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一边解决肠胃问题，一边还将手伸出门外抓住孩子，告诫他绝不能乱跑。这个父亲过虑了吗？作为一个父亲，我想当我面临这样的问题时，也只能这样做。

这个社会还远远不够好，它不能让孩子无忧无虑成长，不能让孩子随心所欲吃喝，亦很难不抹杀孩子的创造力和天赋，即使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天才。它甚至还不能包容孩子的善良无邪，不能让孩子毫无后患地扶起摔倒的老人。我们都是这社会的帮凶，往往对孩子苛求，希望孩子能超越自己的年纪，成熟世故，却不知揠苗助长，害的终究是孩子。

作为一个父亲，我亦无法免俗，我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后孤身对抗这社会的暗面，因此难免会对他有所苛求。所以，为人父母者，最痛苦的莫过于因为不想看到孩子受挫而亲手去磨掉他的棱角，试图让孩子以圆润姿态面对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要牺牲孩子的个性、创造力乃至善良——比如在扶不扶倒地老人、遇到扒手是否声张之类的问题上。最可怕的是，我们这样做未必会让孩子获得世俗眼中的成功或安稳，长远来说也许还会害了他。

这种两难局面，恰恰是许多丁克家庭的顾虑所在。

何况，大多数中国家庭都并不具备养育孩子的合理条件。与发达国家动辄一年乃至三年的产假时间不同，国人的产假仅有几个月，这还仅限于公务员系统和事业单位，私企甚至更少，许多妈妈面临着一两个月就得上班的局面。因此，隔代抚养和保姆抚养成为主流，在孩子最应该与母亲厮守的启蒙阶段里，除了少数有条件的家庭外，大多数中国孩子都只能依靠老人或保姆抚育。

教育学家普遍认为，隔代教育危害很大，必然造成观念上的冲突和过度溺爱等问题。但这个问题放在中国，无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受害者不仅仅是孩子，也包括父母，更有被耽误了一辈子的老人。

当下的中国老人是被政治运动耽误的一代人。相比他们的上一代，他们缺少了传统道德的教育，也缺少了中西文化碰撞的浸淫，无论知识层次、道德修养，还是视野都存在先天不足，同时因为成长时期的纷乱，他们习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习惯上纲上线，主观先行；相比他们的下一代，他们普遍经歷过物质匮乏，又因为年轻时的种种缺陷，在网络化时代显得笨拙，甚至举步维艰。也正因此，当下社会的代际冲突十分激烈，广场舞和倒地老人讹诈都是冲突的典型例子。

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他们是被耽误的一代人，使得他们也成为了最可怜的一代人。前些日子与一位前辈喝茶，在世俗观念中，他已功成名就，旁人看来大可颐养天年，可他却感慨道： “我们这代人从小没机会读书，塞了一脑子的阶级斗争思维，白白荒废了青年时光，还吃了不少苦。八十年代读夜校考大学，总算闯出一条路，九十年代眼见着大批大批同龄人成了下岗工人，甚至衣食无着。从当年几十块钱的工资开始慢慢积攒，把孩子养大，看着她工作、结婚，以为可以休息一下了，又得帮忙带外孙，一折腾就七十岁了，这辈子也差不多了。我们这代人，年轻时都干过违心的事儿，甚至千过坏事，但我们也可怜啊，要是我晚生二十年，我起码能在该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

作为年轻人，你又忍心让这一代老人在被耽误了一辈子之后，还把晚年时光用于帮你带孩子吗？

以上所说的种种艰难处境，都使得“养孩子”成了中国家庭面临的最大难题，受害者也绝不仅仅是孩子。而且，这问题似乎无解，它关乎太多领域，如社会保障、教育、治安等等。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这样束手无策，给孩子一个如此糟糕的世界？相比立场坚定的丁克，我们也许才是真正不负责任的人吧，如果我们不能尽自己力量去改变这个社会的话。但不妥协又谈何容易，它往往会使你和孩子一起碰壁，即使闯出自己的路，也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牺牲。在这个国家，这样的教育案例并不罕见。你无法要求大多数人放弃利益和安稳，换取很难达到的理想状态，尤其是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传统之下。

如果我们无法给予孩子一个相对美好的世界，那么，我们也许只剩下两个办法来确保自己的责任感：一是有一个美好愿景作为目标，然后用脚投票；二是不要让无辜的孩子诞生于肮脏的社会里，丁克就是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