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人

李敬泽在陈希我小说集《我疼》的序里说：“陈希我从来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说家。他根本不能指望人们喜欢他或者爱他。/我不喜欢他……这厮是个疯子，他不把你搞死誓不罢休。”[1]李敬泽这种带着反讽、调侃的欣赏式表达，说明了陈希我小说即使在欣赏者眼中，也是另类的、特殊的。确实，到目前为止，谈起作家陈希我，人们首先想起的还是他有多残忍、凶狠，甚至是有多变态为主。如果去查询关于陈希我小说的评论文字，其中最刺目最耀眼的还是“残酷”、“冷血”、“毒辣”、“阴狠”等词汇，平和一点的形容词也只是“偏激”、“先锋”、“异端”、“疼感”等。为此，“极端化书写”、“黑暗写作”、“非常态书写”、“深度异化的写作”等表述语，成为了小说家陈希我的个性标签，成为了人们判断陈希我小说特征时的基本维度。也许，这些判断并没有问题，某种程度上，它们确实指出了陈希我小说的特异所在，但是，如若要理解陈希我，仅仅指出一种特异性是不够的，文学的生命力不止是形式和词汇的舞蹈，更是价值和意义的探究，我们必须探究它作为时代精神作品的独特价值，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所谓“变态式写作”何以必需、何以难得。

在价值问题上，陈希我这种写作，首先遇到的就是伦理价值问题。但是，陈希我这种以表现恶和残忍为叙事风格的文学，如何思考其伦理价值呢？如果从传统的道德批判来看，很多人会认为陈希我揭示黑暗和痛苦的写作无益于社会，认为这是憎恶人生、反人性的写作，他把充满光明的世界书写得阴沉沉的，无法给予人们阅读的愉悦感，难以让人看到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