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凯

偶然

文/王凯

十几年前，我还在大西北戈壁滩的空军基地当连队指导员，闲来无事学着写小说，写来写去，居然在2000年底的一期《空军报》副刊上一次发表了三个小小说，占去整整一个版，责任编辑黄涛还给我写了近千字的按语。全基地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了这事，领导见了面也免不了要夸我一番，搞得我颇有些自鸣得意。那段时间，我没事就琢磨着写小说，每寄走一个，就巴巴地等着好消息，天天抓着文书问有没有来自编辑部的信。文书拿不出编辑部的信，只好哭丧个脸说没有，弄到后来，这小子远远见了我撒腿就跑，好像我随时都会扑上去咬他似的。

自以为很棒的小说总发不了，很感沮丧。忽一日，黄涛编辑打来电话，说我如有什么作品，可以寄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军营文化天地》杂志的余戈编辑。《军营文化天地》我倒是知道，连队图书室就摆着一份。但对那时的我来说，这份大开本杂志并不比其他任何一本杂志更特殊些——反正书架上那些杂志都是总政《订阅报刊标准》里规定要订的，所以我们就订了，仅此而已。除了翻翻里面的彩页和一个叫做《新生林》的小小说栏目之外，我基本不怎么看它。倒是连里的兵喜欢这杂志，出车时常常放在驾驶室，一本新刊物不几天便弄得皱皱巴巴，有时连封面都不知去向。至于余戈，我却一无所知。毕竟还要等上好些年，他才写出了影响很大、反映滇西抗战的“微观战史”著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和《1944：腾冲之围》。听黄涛的口气，仿佛那个陌生的余戈编辑还挺重视我似的，这让我觉得很奇怪。挂了电话以后，我把前段时间写的一个两万字的小中篇寄给了余戈。但我清楚，《军营文化天地》顶多也就发两三千字的短小说，所以在附信中，我只是恭敬地请余戈老师“百忙中给予指导”。

小说寄给余戈，事情便算了了。岂知几个月后，突然接到余戈电话，说他看了那小说觉得不错，便推荐给了成都军区的《西南军事文学》，人家竟然打算刊用了。这可是我头一回在正儿八经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大概也就是那一次，我突然对余戈和他所在的《军营文化天地》生出了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再见到哪个兵弄掉了杂志封面，肯定少不了被我臭骂一顿。

可惜我不是个善于交往的人，余戈大概也是如此。其后两年间，我从连队到了机关，又离开了戈壁回到内地，我们都没有过任何联系。直到某天我写了一篇短小说寄给了余戈，他才又打来电话，告诉我小说准备发表，接着冷不丁问我：“单位能不能走得开？有没有兴趣来编辑部学习一段时间？”

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呢？自从初中时看了王朔的《空中小姐》就迷上了他的作品，知道他在北海舰队当兵时就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学习过，于是就梦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像王朔一样去那里长长见识。多年以来，这一直是我一个隐秘的梦。没想到机会突然就来了。虽然只去两三个月，这对我来说已经是飞来横福了。可通知从空军机关一级一级到了单位，政委却不同意我去。原因很简单，我调来还不到半年，又刚刚代理大队教导员，没有特殊原因是不可能几个月不在位的。我借着回机关开会的空当儿，硬着头皮去了政委办公室，请求他放我去学习。那大概是我当兵十余年来第一次为了自己的事（或者是为了一个梦）去麻烦领导。听我说了来意，政委挺生气地看着我：“这次让你代理教导员，别人都以为你是靠我的关系呢！你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以前认识你吗？还不是看你工作不错才用你吗？你现在要出去学习，你的工作谁来干？我又怎么向上级机关解释？”他停了停又说：“你先回去吧，好好考虑一下，想好了再给我打电话！”

在回大队的车上我百般纠结。我知道政委说的全对，而且全是为我好，他力排众议委以我重任，结果我突然来这么一出，换了谁都不可能不生气。可是有些事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自然无法指望领导来理解我的心情。按说我应该听首长的，好好代理我的教导员，受到重用毕竟是肯定一个军官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的最直接方式，同时意味着种种待遇和个人发展可堪期待的前景；相比之下，学习就显得飘渺得多，何况等三个月后回来，教导员的位置必定也不是我的了。那天晚上，我独自在空旷的机场跑道上走了很久，直到快熄灯时，才硬着头皮打通了政委的电话。他问我怎么考虑的，我说，我还是想去学习。话音未落，政委啪地扣了电话。

即便如此，政委最终还是尊重了我的愿望，同意放我

走。记得离开大队那天与新来的代理教导员交接工作，我心里晃晃悠悠，不知道自己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事实上，到北京那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2004年3月8日——乃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都不大明白这一切对我意味着什么。

在中关村南大街28号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我见到了余戈，也见到了《军营文化天地》的许向群主编和诸位编辑。在编辑部领受的第一项任务，是跟着王南方编辑去采访演员朱时茂。稿子写完后，许主编挺满意。但我实际上并不喜欢写这类东西，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擅长与不熟悉的人聊天，何况这种访谈写几个以后就很无趣了。好在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看书，可以和编辑们闲谈。更特别的好处在于，编辑部虽然是军队单位，但气氛非常融洽宽松，大家直呼姓名而不称职务，与我在基层部队的感觉完全不同。编辑们喊我时，我总是像在基层那样习惯性地大声答“到”，结果搞得他们颇为不适。

时隔多年，我还时常会回想起编辑部里的那些细节，清晰如昨天，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会相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唯一正确的。住办公室是来文艺社帮助工作的光荣传统（主要是除了办公室也没处可睡），将近一年时间里，我一直住在主编办公室，睡一张黑色的折叠沙发。懒觉肯定是睡不成了，上班前我就得把沙发收起来，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一个人住在办公室，下班后整栋楼里常常就我一人，夜里起来上厕所，看着黑漆漆的楼道还真有些吓人。不过也有好处，夏天的时候，我可以放肆地在水房洗澡，然后意气风发地裸奔回房间。有的周末我从早到晚都在看影碟，直到饿得发昏才去楼下“成都小吃”，直接的后果是离开编辑部之后我再也没去过任何一家“成都小吃”。每天上午我去收发室取信件，然后一一拆开，分给各个栏目的责任编辑，每天晚上还要打扫三个办公室的卫生，然后设想着他们要是我连里的兵我该怎么收拾他们。虽然干的活儿像个新兵，但心里却很快活。每过一两个月，我会主动把办公室所有的沙发套都取下来扔进洗衣机里猛搅一番，然后喜滋滋地等着上班后大家来表扬我。

午休时，我和许主编各占一张沙发，分处两个墙角，他看稿子我看闲书，或者海阔天空地闲聊，在此之前，我可从来没跟领导这么没大没小过，那种轻松自然的感觉至今难忘。许主编知道我喜欢写小说，就常拿来书推荐我看。怕我周末无聊，就劝我没事出去转转，建议我买个二手自行车增加活动半径，钱由他来出。后来见我不怎么爱出去，他又专门给办公室电脑上装了一个DVD光驱，他和编辑们给我拿来许多电影光盘，就是在编辑部，我开始爱上了看电影，这兴趣一直持续到今天。许主编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国画家和美术评论家，刚去不久，他带我去中国美术馆看黄宾虹的画展，他指着一幅焦墨山水向我感叹：“你看看，这几笔画得多到位！”我对此一窍不通，压根看不出什么到不到位，只好装模作样地点头称是，然后巴巴地盼着他赶紧往前走，不要老是站在某幅画前良久凝视。后来他再让我去看画展，我赶紧借故推托，生怕他又站在一幅画前半天不挪步子，那可真是太急人了。不过我倒是喜欢看他周末来办公室画画，特别是参加那年的全国美展时，我全程目睹了一幅大画的诞生全程，现在想来还觉得异常新奇。余戈编辑曾是《昆仑》杂志的小说编辑，后来专注于抗战史研究，写了很多漂亮的文章，家中收藏了一大批侵华日军遗留的军用品，我每次去他家，他都会拿起一柄军刀、一顶钢盔或者一个饭盒给我介绍这些藏品的来历。漂亮的女编辑李燕君和方莉经常遭到我的赞美，她们对我颇有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唯独我能注意并评论她们刚买的新鞋。如有好的电影，编辑部就会组织去附近的国图音乐厅观看，有的周末还一起去郊游，那些心情和风景都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回忆。那时，我看到了很多自由来稿，见到了很多来来往往的人，认识了一些和我一样爱好文学的部队业余作者，还写了几篇小说。每篇小说写完，许主编和余戈都会很认真地与我谈意见，这在我从前的生活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

在《军营文化天地》编辑部，我度过了入伍以来最为惬意的一段时光，更超乎我想象的是，这段时光还重新设定了我的人生。原定的三个月学习期满，许主编又写信又打电话，多方协调延长了我的学习时间，一直在编辑部待到了2005年初。学习结束后，我并未按从前预想的那样回到老部队，却去了空军机关帮助工作，最终留在了北京。这是生命的偶然吗？也许真的是。至少我相信，如果没来《军营文化天地》学习，我不可能会是现在这个我。正如来了编辑部我才知道，余戈当初为什么会通过黄涛问我要稿子：他为了解全军各大单位的业余文学创作情况，专门订了一年的10多种各军区和军兵种报纸，打算没事看看这些报纸的副刊。报纸来了以后他才发现根本看不过来，所以绝大多数报纸都新崭崭地塞进了办公室柜子里。偏偏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回到办公室翻看刚到的报纸，然后顺手抽出了一张《空军报》，而那张报纸上，恰好就是黄涛给我编的那一版小说。

我喜欢这种偶然，正如这宇宙、这星球、这生命也同样可以归之于不可计划的偶然。当年写过的稿子几乎都忘记了，但编辑部那些陈设、气息和笑容却清晰如昨天。记得大家言语间都管自己的刊物叫“天地”，而我有幸在此生活并被改变。上帝创天造地，同时也创造无数的生活和命运，其中就有我曾身处的这一片小小天地，这方天地，永在我心。★

责任编辑：方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