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罡

文/李罡

从整体看，欧洲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取得的成就持积极态度。欧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经济的增长将对欧洲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中国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从整体来看，欧洲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取得的成就持积极态度。欧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经济的增长将对欧洲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中国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十八届三中全会勾画出中国未来改革的路线图，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水岭。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逐渐向依赖消费拉动的新型增长模式转变。中国的改革蓝图可谓宏伟，关键是改革措施的真正落实执行。依法治国是中国全面推进改革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欧洲视角一：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

在欧洲人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就经济增长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积极倡导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对外贸易增长迅猛，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欧洲对谁是世界经济大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曾就美国和中国谁是世界经济大国进行了多年的连续问卷调查。2008年，在接受调查的欧洲受访者中（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英国），有44%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仅有2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但到了2012年，57%的欧洲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大国，而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大国的受访者比重跌落至28%。在此后的调查中，欧洲国家受访者中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对美国的认可（如下图所示）。

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中国的一些社会指标也不断改善。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80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后，中国贫困人口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10年中国贫困人口比重已降至20%以下。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威胁论的问题，欧洲国家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持肯定态度。皮尤研究中心曾在2014年就“中国经济增长对你的国家经济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欧洲不同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持有不同观点。英国（57%）、希腊（52%）、德国（51%）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会对本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法国（47%）、西班牙（44%）的受访者基本上肯定中国经济增长对本国经济具有积极影响。波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评价比较消极，53%的波兰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本国经济增长不利，仅有26%的波兰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本国经济有利。而在意大利，有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会损害意大利的经济增长。欧洲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评价虽然有差异，但从整体上看，多数欧洲国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本国经济有利。

中国和美国谁是世界经济大国？——欧洲国家的态度变化

欧洲视角二：投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有不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结果。1980年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30%，而2014年这一比重提高至50%左右。投资成为这一模式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国有企业的高额利润和流入的外资支撑了中国投资率的持续上升。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村的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很强的价格竞争优势。出口成为这一模式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的出口出现下滑。在出口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希冀通过扩大信贷来刺激私人和公共投资，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不管是金融危机爆发前还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这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第一，过度投资导致一些部门产能严重过剩，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失衡问题严重。第二，大规模的投资导致政府债务比重持续攀升。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万亿元，其中11.1万亿元为政府直接债务，2.9万亿元为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6.7万亿元为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截至2013年6月底，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10.6万亿元，比2010 年底增加3.9万亿元，年均增长19.97%。其中，省级、市级、县级年均分别增长14.41%、17.36%和26.59%。第三，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容易遭受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冲击。

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增加了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压力。第一，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已经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成为未富先老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已经靠近路易斯拐点，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第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容易导致社会动荡，也不利于国内需求的扩大。第三，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增长，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导致中国目前环境问题严重。

欧洲视角三：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水岭

2012年11月，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开始规划中国经济的未来蓝图，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制定了路线图。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5大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涵盖了60个领域的改革。改革范围之广令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国际观察家惊讶。如果能真正全面落实、执行这些改革措施，中国一定能够走上一条新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一个现代、和谐、创新的富裕国家。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已在一些领域的改革取得进展，但有些领域的改革仍然推进缓慢，全面均衡的改革之路仍然漫长。具体来看，中国在一些主要领域改革的进展和不足如下：

第一，反腐败取得了很大进展，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反腐败有利于遏制政府官员的设租寻租行为，有利于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寻租现象的减少将大大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释放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力，提高经济效率。

第二，简化政府审批程序，减少政府对市场决策的干预。上海自贸区建设在简化企业投资审批程序、通关便利化、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方面，作了有益尝试，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2015年，中国将在上海经验的基础上推进在广东、福建、天津三地的自贸区建设。

第三，中国在财政改革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地方债务的管理；推进营改增改革，即逐渐将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增值税就是对于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加强预算管理。但是，中国的财政改革仍需不断推进，比如中国在房产税推进方面仍然缓慢，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错配问题依然严重。

2015年11月16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石桥镇一家玩具企业员工在赶制出口欧美市场的玩具。 图/东方IC

第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为了支持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国长期以来实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压抑是中国金融有效供给不足、影子银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未来几年，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市场在资本定价和资金分配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其中一项重要改革就是中国将逐步推进利率自由化，让利率反映资金市场供求，促进资金的有效合理的分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此外，中国还将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为资本项目开放创造有利条件，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第五，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流入的投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不仅会推动亚欧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还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平台。

第六，加强环境保护制度建设。近年来，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如环境保护法逐渐完善，执行更加严格；在碳排放交易上也取得进展。但是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任重而道远。2014年，在中国74个主要城市中，仅有8个达到空气质量标准。

第七，中国政府虽然强调加快城市化进程，但城市化进程依然较慢，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在2014年的全国人大报告中，中国政府制定了未来城市化的蓝图：为进入城市的1亿农村人口解决居住问题；推进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改善1亿人的居住环境；引导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但目前中国仍然缺乏具体的城市化计划和方案。

第八，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国有企业改革虽然进展缓慢，但值得肯定的是中国政府正在不断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提高央企红利的上缴比例。

欧洲视角四：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型增长模式

鉴于投资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和当前面临的诸多结构性问题，中国应该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即建立以消费为经济增长原动力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建立新型增长模式的一个关键点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安全网，以此来提高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释放居民的巨大购买力，促进消费的增长，使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同时，不断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消除金融压抑问题，为投资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在消费需求增加和投资环境改善的驱动下，促进投资的理性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具体来说，应该优先推进以下5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释放消费潜力。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9.4%，不仅低于OECD国家26.9%的水平，也低于中低收入国家15.4%的平均水平。中国在推动城市居民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还应积极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医疗保障制度建设，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降低消费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降低居民的储蓄倾向，进而释放巨大的购买力，刺激消费增加，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因素，进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

第二，提高投资质量。目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50%，产能过剩、产业失衡、资本效率下滑、环境污染严重，这种依赖投资数量的扩大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新常态下，中国投资增速将明显下降，将以提高投资质量为核心。进行技术升级，使用先进的环保生产技术，提升投资质量，实现绿色投资，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一，促进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和中国经济由投资拉动型模式向消费拉动型转变。其二，随着环境保护压力的增强，中国政府对企业生产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这将导致制造业部门的环保成本上升。制造业部门投资成本的上升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会引领资本流向服务业部分，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其三，绿色投资还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促进中国企业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模式转变。在发展绿色经济中，如能探索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中国将成为世界绿色技术的主要供给者之一，并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

第三，促进工资增长。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金砖国家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持续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近年来，中国工资增长幅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工资提升空间仍然很大。工资水平的提高，将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的提高。在个人收入差距拉大、温和通胀压力加大、劳动力供不应求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该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积极促进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工资水平的提高虽然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但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这是因为：工资提高会激发劳动者积极性；工资成本上升会激励企业更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因工资成本上升而处于不利地位，可能被市场淘汰。

第四，大力发展服务业。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物质产品消费比重将有所下降，旅游、教育、保险、商业服务等服务产品的消费比重将不断提高。目前，中国服务业部门不发达，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低于金砖国家的平均水平。服务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有利于就业率的提高。由于服务业劳动密集型及非污染性，服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对服务业部门进行市场化改革，减少国有企业在服务业部门中的比重，促进服务业部门繁荣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第五，改革金融体制。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但信贷分配十分不合理，行政对信贷市场的干预依然严重。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倾向于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由此导致中国金融体系中影子银行问题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应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

欧洲视角五：政策执行是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指出了中国未来5年的改革方向，还首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简单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法律制度环境。新常态下，全面改革的推进和落实会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中国的改革蓝图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通过结构改革为市场经济奠定良好基础；加快创新步伐，创造一个开放性的创新体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构建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每个人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巩固财政；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互惠共赢的关系。中国的改革蓝图可谓宏伟，关键是改革措施的真正落实执行。改革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一些改革措施会遭到既有利益集团的反对，这也是中国在一些改革领域推进相对缓慢的原因。因此，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有坚强的领导，也要有法律制度保障，以确保中国经济朝着包容性增长、资源合理分配、地区发展均衡、环境友好型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