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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智深和郭靖侠义精神的比较研究

2015-11-30程波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5年11期
关键词:鲁智深郭靖比较

摘 要:鲁智深和郭靖是侠之大者的典范,两者侠义精神具有行事坦荡、光明磊落的相同之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其行事风范的代名词。同时二人又因其创作年代、作者以及所受儒佛、游侠文化影响的差异而展露出不同的侠者风韵,具体表现为前者是于人的江湖道义,后者是于国的民族气节,也正因如此,郭靖的忠君思想较鲁达而言更强。

关键词:鲁智深 郭靖 侠义精神 比较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侠义”精神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于为侠者,陈平原有过这样的评价:侠客并非为是杀人而杀人的一介武夫,而是负有崇高使命的英雄好汉。由此可见,“侠义”二字之沉重,并非等闲之辈所能担当得起。若以此标准来评判小说中的各类传奇人物,原本被定义为“侠义之士”的豪杰们便不免会引起争议。尽管如此,“花和尚鲁智深”与“射雕英雄郭靖”能够被冠以“侠义”二字却是毋庸置疑的。两者无论是“小我”的“锄强扶弱”,还是“大我”的“报国忧民”,无论是陌路拔刀的正义凛然,还是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其所表现的正派色彩都是不容忽视的。下面,我们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他们的侠义精神。

一、鲁智深与郭靖侠义精神的相同侧面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侠义精神所涵盖的范围很广,因此它的每个侧面都各有千秋,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那份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而对《水浒传》和《射雕英雄传》中颇为典型的侠义之士鲁智深和郭靖,作者在塑造其侠义形象之时便自然会不谋而合,碰撞出很多相似的火花。

(一)行事坦荡,光明磊落

鲁智深的行事风格向来慷慨磊落,于事于人都心口合一,从不半遮半掩。小说中他拳打镇关西、痛揍小霸王、大闹野猪林的行为无不体现出他磊落的胸怀,鲜活的侠者气质表露无遗。刘太公庄上,鲁达将前来抢亲的周通痛打一顿,后经李忠引见,与周通不打不相识。周通表示不再去骚扰刘太公一家,而鲁智深却偏要加上一句:“大丈夫作事,休要反悔!”[1]这便更加表明了鲁达“救人需救彻”的耿直,不会隐藏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无论自己与矛盾方的关系如何转变,他始终站在正义与弱者的一方,其行事之光明磊落可见一斑。

与鲁达相类似的是,郭靖在他行侠的路上同样走得问心无愧。正大光明,从不暗箭伤人,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射雕英雄传》中当郭靖、欧阳锋等人被困于荒岛之时,黄蓉略施诡计,便将欧阳克压在巨石之下。欧阳锋让他们帮着救出欧阳克,黄蓉对郭靖说:“靖哥哥,待会西毒用力推那巨岩,你冷不防在他背后一掌,结果了他。”郭靖却说道:“背后伤人太不光明。”(第21回722页)[2]尽管欧阳锋为人卑劣,行事险恶,靠背后偷袭伤了洪七公,但郭靖依然不愿意伤害他,这说明他有着自己为侠者的底线,不会因对方与自己的敌我关系便失去善良的天性。

(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自古以来,对“侠”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们所认同的“义”,批评者往往视之为“私义”,不合于正义和大义。一是他们习惯于“以武犯禁”,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事情。显然,鲁达与郭靖的“侠义”风采皆是立于“公义”的基础上。《水浒传》中,在林冲遭受董超、薛霸的残害,身陷险境之际,鲁智深便极其准时地挺身而出并救其脱困。而当金老汉父女遭受恶霸威逼之际他亦是如此,也因此成就了小说中颇为精彩的一段。“金老汉妇女与他非亲非故,好像犯不着为他们出头。再说郑屠对他其实也不错,他消遣郑屠,郑屠还给他赔笑脸。然而在鲁智深看来,对于像金老汉父女一类的老弱妇孺就应该救,也必须救。”[3]这种观念是深深根植在他骨子里的,也是传统道德文化中对“侠义之士”的人性要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尤其对象又是社会最无助的底层,这就使得鲁达顾不上对手与自己的关系以及对手本身的权力地位。相信即使不是郑屠,换作是任何一位颇具权势之人,鲁达也绝不会手软。

遍览古今小说中的人物,对弱势群体的陌路相助可以称作是评判英雄豪杰的一大标准。郭靖对于弱者的关怀同样遍布在小说中的各处,《射雕英雄传》中当他初入中原之际,便遇到了扮成乞丐的“假小子”黄蓉,看着被店小二打骂的“少年”,郭靖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毫不犹豫地请他吃了一顿,事后还将自己为数不多的黄金解囊相送,而这少年于他而言仅有一面之缘,他却能够行义至此,实属不易。不仅如此,在之后穆念慈的比武招亲上,当杨康取得胜利却想一走了之的时候,郭靖同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挺身而出,尽管当时的他依旧技不如人,不是杨康的对手,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正义感的勃发,这种见义勇为的情怀不得不令人钦佩。

二、鲁智深与郭靖侠义精神的不同点

同为“侠之典范”的鲁智深和郭靖,除了拥有侠之共通之处之外,也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侠义风格。两者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向读者展示着独属于他们自己的侠义性格,将两个极其鲜活的形象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一)“小我”的江湖道义与“大我”的民族情结

在古代社会中,江湖道义是一种公认的社会基本伦理,它不仅涵盖,同时也高于法律和情感原则,对此,向来“义”字当先的鲁智深得将其贯彻得十分彻底。《水浒传》中,当鲁达上了梁山之后,首先顾念的便是自瓦罐寺一别后再无相见的史家兄弟,急急地向宋江推荐,而当他从宋江之口得知九纹龙已经被擒时,便愈发地焦躁不安,甚至立即变脸道:“这撮鸟敢如此无礼倒恁么厉害!洒家便去结果了那厮!”[4](第58回749页)其心怕是恨不得只身飞奔前去救人,他对于朋友的义气不言而喻。对于林冲则更是如此,深知自己的兄弟为人忠厚,无意反抗朝廷的枷锁,鲁智深便也不去强求他,只是贴心地在林冲充军的路上一路跟随,观察两个衙役的一举一动,在最后的生死攸关之际,及时救下了林冲。试想,这样威风凛凛的花和尚却能够为兄弟做到如此地无微不至,那种江湖义气何其浓重!

倘若将前者这种对朋友的道义进一步升华,那自然是由人到国的层次转变,报国忧民可谓侠义在“大我”中的体现。在金庸笔下,郭靖便将一腔热血的民族气节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是一个义气冲天的英雄,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义”的精神。“为国为民,侠之大哉”是郭靖的名言。他的人生理想与实践都是在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做出牺牲。他是宋人,从小生长在蒙古,却不慕富贵,对蒙古大汗赏赐的爵位弃如敝履,最终毅然投身于抗击蒙古侵略的伟业当中,郭靖一生的所作所为,都在践行着他的“民族大义”。“差不多所有金庸小说都集中在一种人生观的两种结局:以天下为己任,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应飘然隐退,还是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郭靖、乔峰显然是杀身成仁的例子。”[5]这便表明了所谓郭靖、乔峰式的“义气”,是对善恶是非的泾渭分明和对民族大义拼尽全力的维护。

(二)两者忠君思想的强弱不同

《水浒传》中的宋江可谓是忠君思想的集大成者,虽沦落为草寇,但正统文化所倡导的的思想却根深蒂固,这便与鲁智深形成一种较大的反差。对于朝廷,对于君主,鲁智深透露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理智,而不是顽固不化的愚忠,他有着自己对于封建王朝的评判标准。“鲁达在和统治阶级长期的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6]当林冲身陷上层阶级设下的圈套而不能自拔时,鲁智深就不止一次地劝说他进行反抗,因为他知道一味地维持所谓的忠君底线,只会使得那为虎作伥的上层贵族越发为所欲为。这也与之后当鲁智深察觉到宋江流露出招安意向之时表现出的强烈反对与不满相吻合,因为他深谙当下朝廷的昏庸无道,于是他最后并未跟随宋江选择入朝为官这条道路,而是选择了出世成佛,走出了出自本心的真正侠性。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忠君思想被视作是为民为臣者所必备的基本素养。早在《论语·八脩》中便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思想,明确阐发了君为主、臣为次,君使臣事,臣必须忠君的理论,可以说是“君为臣纲”的最初形态,经后人的加工,终于成为维系封建君臣关系强有力的纽带。郭靖的忠君思想虽然并不是那种对朝廷的愚忠,但在情感上却要比鲁智深浓重。当然,他亦有着自己的道德原则,其“忠君”更多地体现于“因国忠君,为民忠君”,“国”即当时处于水深火热的南宋。《射雕英雄传》中成吉思汗为劝说郭靖归顺曾这样说:“你心念赵宋,有何好处?你曾跟我说过岳飞之事,他如此尽忠报国,到头来仍被处死。你为我平了赵宋,我今日当着众人之前,答应封你为宋王,让你统御南朝江山。”(第38回722页)[7]然而却被郭靖毅然地拒绝了。众所周知,当时的南宋早已经濒临破灭,而蒙古人又向来霸道无比,倘若他答应了成吉思汗,是很有可能坐拥半壁江山的。然而正如成吉思汗所说,郭靖所敬仰之人便是岳飞,而岳飞那种誓死效忠祖国的形象早已深深根植于他的心中,试问这种卖国求荣、起兵造反之事他怎能做得出来呢?

三、两者侠义精神内涵不同的原因

鲁智深和郭靖在不同的小说文本中呈现给我们的是各领风骚的侠者形象,这些不同不仅来自于其小说作者的差异,同时也源自小说创作年代的不同,当然,两个人物所受儒、佛文化影响的不同,也是他们形成各具特色侠性的原因。

(一)小说作者及创作时代的差异性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对侠义精神的描写是粗线条式的。“作者处于元末明初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也曾任过钱塘县尹,只因替穷人打抱不平而被上层训斥,后辞官回家。”[8]正是因为作者处于那样一个官官相护,封建上层腐朽不堪的年代,而自身又无力反抗,于是创作出了一批绿林好汉形象,其中鲁达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作者意在表现鲁智深那种不被世俗的伦理道德所羁绊,不惧强权,随性洒脱的性格。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好汉形象。虽然这样的描写看上去有些率性粗糙,然而却不会影响鲁智深在世人眼中“真英雄,真豪杰”的形象。

《射雕英雄传》的作者金庸身处当代,因此他的侠义精神体现的现代性颇为浓重,同时注重民生,以传统道德文化作为标杆是其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金庸小说的成就与艺术魅力,是传统文化基础与现代人文视角相结合的产物,总的来说就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雕刻成了一座玲珑剔透的雕像任现代人观赏。”[9]而郭靖的情感纯真,为国为民,正是处于现代与传统的交汇点上,是在现世的观念上依旧被称为“精华”的传统文化,这也成为金庸塑造郭靖这一形象时的一大出发点。

(二)儒佛与游侠文化影响的差异性

与郭靖相比,显然鲁智深更多地受到了游侠与佛教思想的影响,“重然诺,轻生死”的不羁性情让他将个人的情感恩怨看得较重,颇有先秦游侠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豪情。佛性特色即觉悟之性,是无我空灵的境界,无欲无求是它的根本特质,但凡真正与之结缘者,便很难再受到现实中条条框框的限制。鲁智深的一生可谓与佛有缘,他的行事做派更多展现的是一种超脱世俗的佛性。他在江湖上潇洒行走,率性而行,随心所欲,慈悲为怀,可谓是魏晋时期那些另类名士的综合体。“鲁达有着天生的慧根,即佛教所说的‘慧和‘净。在其心中,没有功名,没有利益,没有烦恼所迫,真正做到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10]由此看来,“佛性”倒成了他“侠义”精神的缔造者,给予他与生俱来的正义情怀。而他最终拒绝招安,皈依佛门,圆寂成佛的完美结局或许就是他自身侠义精神与佛教文化相契合的缘分使然。

和佛家不同,儒家与世俗社会之间的联系甚是紧密,传统文化中的纲常伦理正是在它的潜移默化中形成并根深蒂固的,郭靖的侠性追根溯源便是其缔造的成果。作为一个自小便希望替父报仇的人,他从小受到的便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责任感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无时无刻不在滋长和加重着。“郭靖似乎是正统道德观念以及传统侠义精神的化身,‘报仇在武侠小说中显然是世俗指定的道德责任及权利,其‘报父仇的目标根本就是‘做个好男儿,是履行社会义务的一部分。”[11]这显然与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在一定层面上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郭靖对母亲的关怀,对几位师傅的敬重,更是透露出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孝父母,敬师长”的做人原则,其颇具儒风的侠士形象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环境下耳濡目染的结果。

总之,蕴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不论何时都是一个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文学史上都有它别具一格的闪光点,直至今天仍然不乏研究价值,这种侠义精神涵盖舍生取义的江湖道义、忧国忧民的民族气节。其间尽管存在与现代观念相悖的“伪侠义”,但仍然不能掩盖英雄人物在小说与历史中的卓越丰姿,这些富有鲜明人物形象的小说故事,化在作者的笔尖,便成为了为后人所传诵的一段段佳话。

注释:

[1]张望朝 :《天下无贼——说不尽的<水浒>人物》,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8页。

[2][7]金庸:《射雕英雄传》,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722,第1250页。

[3]王同舟,陈文新:《水浒传:豪侠人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4]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1997年版,第749页。

[5]倪匡:《金庸笔下的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6]游国恩,王起,季镇怀,费振刚:《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8]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9]陈墨:《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06页。

[10]青灯下的古佛:《水浒人物解码》,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11]倪匡:《金庸笔下的男女》,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程波 江苏常熟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2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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