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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传》中谏言的艺术特征

2015-11-30郭惠芬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5年11期
关键词:左传艺术特征

摘 要:《左传》载有大量的谏言,这些谏言大多独立成章,体系统一,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艺术特征:以“德礼”为叙述系统;以“义正辞严、怨而不怒”为风格特征;以引证、例证为主要论证手段。

关键词:《左传》 谏言 艺术特征

《周礼·司谏》注曰:“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纳谏与进谏是君臣之间的一种道德契约。《左传》中载有大量的君臣对话,其中大多是臣下就君王不当或错误的言行、政策直言进谏、献言献策。这类谏言不同于后代兴盛的书谏,不仅增加了历史人物的血肉和厚度,对历史事件的叙事有很大的作用,而且这些谏言大多独立成章,体系统一,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艺术特征。

一、以“德礼”为叙述系统

《左传》是为《春秋》作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说到“仲尼厄而作《春秋》”,所以关于《春秋》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孔子。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然而身处乱世,孔夫子积极奔走却收效甚微,只能将其恢复周礼的伟大理想诉诸笔端,留下了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一书。因此,《左传》必然与周礼有着天然的联系。有很多学者也把“德”“礼”作为先秦时期思想史的关键词,作为史传叙事的一部分,言谏叙事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德礼”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对国君的劝谏都是因为国君不守礼、不修德,作为臣下,在对君王劝谏时,德礼就成了他们最合法、最有力的理论依据。

(1)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 左传·桓公二年》)

臧哀伯明确地说:“作为百姓的君主,要发扬道德而阻塞邪恶,以为百官的表率,即使这样,仍然担心有所失误,所以显扬美德以示范于子孙。”

(2)蔡侯归自晋,入于郑。郑伯享之,不敬。子产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过此也,君使子展劳于东门之外,而傲。吾曰:‘犹将更之。今还,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其为君也,淫而不父。侨闻之,如是者,恒有子祸。”(《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蔡景侯从晋国回国,郑简公设享礼宴请他,他却表现得不恭敬,子产由此对郑公说出了这样一番劝谏之言:“蔡侯恐怕要不免于祸难了吧。”因为身为国君的景侯傲、惰、淫,都表现了对礼的不敬。终于,襄公三十年“太子弑景候”。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内心恭敬、循礼,是人君必备的素养。

(3)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左传·昭公五年》)

其后,女叔齐进一步揭示了鲁侯只是“仪”,而非“礼”。他认为礼是用来保护国家,推行政令,不失去人民的;而昭公违反大国的盟约,欺凌虐待小国,利用别人的祸难,不忧虑自己地位的岌岌可危,对礼本末倒置。可谓以“礼”为据,大胆揭露,毫不留情。

以上诸例均反映出德礼系统在《左传》的言谏叙事中所承担的角色,而且德礼有点不分家。顾颉刚、刘起釪也认为:“所谓的礼就是有德者的行为仪节的规范化。”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很多人要求恢复周朝礼制传统,在劝谏时用礼谏就显得很自然。在现实中,德是劝谏的策略和准则,在历史叙事中则使言谏的存在具有了历史的意义,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二、以“义正辞严、怨而不怒”为风格特征

同《左传》中行人辞令委曲达意、婉而有致的特征不同,《左传》中的谏言明显地呈现出义正辞严、怨而不怒的风格特征。谏臣以“德礼”为叙述依据,他们匡君之过、矫君之失的举动就有了强有力的支撑,充分表现出谏者的正义与责任,编者也时而借他人之口对他们的勇气与卓识给予热烈的歌颂。如“季梁谏追楚师”(《左传·桓公六年》)、“司马子鱼谏宋公勿以人祭祀”(《左传·僖公十九年》)、“蹇叔谏秦穆公勿伐郑”(《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等等。由于这些谏言都是为了进善卫道、匡救君失、拯世济民,所以谏辞疏直激切、词气慷慨、义正辞严,充分体现了进谏者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大丈夫品格。

但另一方面,与行人辞令以“智”为灵魂不同,谏言以“忠”为中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求人臣对君王忠贞顺从,“敬王命,顺之道也”(《左传·周语上》);而谏臣的使命又是“谏过”,因此谏臣很容易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不谏是罪,谏也是罪。“谏”体现了忠心与职责,“不谏”是不忠与失职,话语权完全掌控在君王手中,“谏”而不中听也会罹罪。于是,除了讲究谏之技巧之外,在谏言风格上也明显呈现出“险而不怼,怨而不怒”的特点,也就是对君王的违礼行为,心中虽然怨恨不满,也不会情绪失控,怒形于色,而《左传》中的言谏大多数则以“王弗听”而遭拒斥,谏臣也大多不了了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而“我”不动气、不动怒,不会因为自己动怒而加剧当权者的怒进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但以“忠”为精神核心的谏臣虽“怨而不怒”,但也有用自己的方式改写“王弗听”这结果的例子。

如“石碏谏宠州吁”(《左传·隐公三年》)里,石碏为了劝谏庄公不要过分溺爱州吁,先分析了导致邪恶的四种恶习,然后正反假设论证立不立州吁为太子的区别,再正反罗列了六种背理和顺理的事,可谓据理力争、辞恳意切、头头是道,但庄公仍“弗听”。石碏“其子厚与州吁游”,石碏“禁之”,然“不可”,等到桓公即位,石碏告老还乡。后来州吁果然变本加厉,暴虐异常,杀死卫桓公而自立为君,石碏借陈国之手杀了州吁,自己派人杀了自己的儿子,即所谓为救国而“大义灭亲”。自始至终,石碏并没有因为劝谏受阻而怒,而是用行动解救了国难,于是编者在《左传·隐公四年》中借“君子”之口大力表扬石碏为“纯臣”。

三、以引证与例证为主要论证手段

(4)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左传·僖公五年)

这段文字引自《左传·僖公五年》中有名的“宫之奇谏假道”,它典型地反映了《左传》在艺术手段方面的特色,即经常引用历史故事、古人名言或《诗经》《尚书》等典籍中的语句,乃至谚语民谣来进行论证。

进谏者若既要尽到为人臣“忠”的职责,又要保住自己的脑袋,必须在谏言的技巧上狠下工夫,既达到谏的目的,又实现对“忠”的追求。外交辞令虽以婉曲为主要特征,但有时为了达成效果,使臣也会十分熟练地使用对比和反问,以求把利害关系一目了然地摆出来,如“烛之武退秦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烛之武为秦穆公清楚地罗列了“亡郑无益而有害”与“舍郑有益而无害”,利弊明显,又进一步用反问挑拨离间——“夫晋何厌之有?”“不阙秦,将焉取之?”与此很不相同的一点是,谏言擅长论证,除了引证法之外,也通过大量喻证法、例证法展开论证。这是因为考虑到进谏者与君主之间对话地位的不平等和谏言本身的目的性,就必须顾及君主的心理变化,既要用十分有力而充分的论证予以阐明,又要采取一些聪明而巧妙的技巧,把道理说得形象,把指责说得委婉。

(5)夏,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左传·成公四年》)

(6)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左传·成公四年》)

以上两例均出自《左传·成公四年》,季文子为了劝谏鲁成公,引用《诗》《史佚之志》之言作为例证。

(7)……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左传·哀公元年》)

例(7)中,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交战,越王退守到会稽山,并派大夫文钟通过吴国太宰伯嚭去求和。吴王夫差准备同意越国的请求,伍员劝阻。他先以谚语铺垫“树立德行不如越多越好,去除病痛不如越彻底越好”。然后又讲述了一个留下后患的例子证明不可放过越王,接着又比较了越国和少康的实力,说:“比越国弱小的少康都能东山再起,何况越国呢?在我们战胜越国时不把它灭掉,却要保存它,这就违背了天意,助长了仇敌,日后即使后悔,也无法消除祸患了。”可惜吴王“弗听”,事实果然如伍员所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值得一提的是,技巧终是表皮。对照僖公十三年和十四年,晋国闹饥荒时,秦穆公问臣下给不给晋国粮食,有的说给,有的说不给,有的请求乘此机会攻打晋国,而秦公说:“我们厌恶他的国君,他的百姓有什么罪呢?给!”他的臣子也没发表多言论。但到了十四年,秦国闹饥荒了,派人到晋国购买粮食,晋国不同意。庆郑列举了不仁不孝不义的行为,又运用了反问“何以守国?”“弃信背邻,患孰恤之?”“近犹仇之,况怨敌乎?”终究是“弗听”。“多行不义,必自毙”,晋公最终没有好下场。臣下说得好不好真不是关键,关键还在于“受谏”之君王从主观上是如何决策的。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先秦谏言文学研究”[编号:2015SJD38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何等红.《左传》谏例叙事研究之叙事模式[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5,(1).

[3]宁登国.论《国语》《左传》的谏体文学特征[J].殷都学刊,2008,(29).

[4]何等红.浅析言谏叙事中语境话语叙述[J].铜仁学院学报,2005,(1).

(郭惠芬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1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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