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 佳

对“体育与城市”的研究，如果仅仅关注赛事和明星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或者举办大赛促进城市的建设那是远远不够的。现代体育与城市发展是由身体活动和城市空间所组成，体育能让生活更美好，体育能否让城市更美好？在身体与社会研究不断被论证和深化的今天，“体育与城市”的研究能否被拓展？能否借助身体与社会、身体与城市去提升体育与城市研究的层次？

德国是社会学和体育学研究开展较早国家，他们的学者是如何回答这个命题的？2014年8月5～6日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中徳学者以“体育与城市发展”为专题展开了研讨。4位中国学者和4位德国学者及一位来自瑞士的学者在此会议上做了主题演讲。虽然，中德学者有共同的研究兴趣，但由于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这对彼此间的理解都是一种挑战。在中国学者看来，德国学者的研究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中德文化中最大的差异用两个词来概况就是“科研”与“经验”。德国文化是充满哲学的文化，它的研究也充满哲学味，读懂它远比其他语言来的困难。而且，大多德国学者的研究从来都不考虑是否解决现实问题，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一定是很多年以后才能见效。本期的“德国体育与城市发展”专题刊登的就是本次研讨会上中德学者的文章，读者能否让从中悟出什么，这完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要自行辨析的。

在本期的专题中，要数弗兰茨·博克哈特 （Prof.Dr.Franz Bockrath）教授的文章最难读懂。弗兰茨·博克哈特博士是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体育学院的教授，他以梳理身体与城市关系的理论发展过程为研究内容，论证了身体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和城市发展又限制身体的行为两者内在和外延的关系，该文为“体育与城市发展”的研究留下很大的空间。

博克哈特教授的文章从题目开始就给译者、校对及编辑出了点小难题。其英文原标题“City through the Body”的题目，无论译成“城市通过身体”还是“通过身体的城市”都觉得不妥。最后，只能通过加副标题来表明文章的主要内容。

博克哈特教授的研究要阐明的是：身体与城市的关系。论文以19世纪美国学者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为依据，解释了城市发展史可浓缩为3种身体形象理论归因。曾有人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而森尼特认为人的身体有多少功能，城市就有多少功能。比较有意思的是，森尼特竟然从哈维（William Harvey）人类身体血液循环理论中找到建设城市理念的改变原因。原来城市四通八达的道路是依据身体中血液的动、静脉循环而来，人体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变成了城市畅通无阻、迅速舒适的现代设计模式。而这一理念在19世纪后融入到了城市专家、规划师和建筑师的思想之中，随之城市四通八达的交通也延伸到了地下水管道的铺设和空中高架的耸立。

但是，谁也未想到，曾经对城市空间起到过重要影响的人类身体，正在被现代化的城市所挤掉。城市在人们的精心设计中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和生活。于是，以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ss)为代表要求回归自然建造城市的模式出现了，他们的口号是不要特色,不要历史，不要规划，不要中心，让人们自由选择活动的空间，如同鲁迅先生所说“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简而言之，就是“人们怎么走，路就应该怎么建”的城市发展理念。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通过伊丽莎白·格罗什（Elisabeth Grosz）“身体的城市”一文，探讨深入观察身体实践和社会空间结构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超越社会物理学和现象社会学之间的矛盾，人的活动是城市的内容，城市功能却限定了人的行为。

拿上海来说，城市发展出现了数不尽的高架和片片拔地而起的高楼，但上海已经剩下寥寥无几能让人自由行走的“上街沿”路。除了高楼，车道、商店挤走人们行走的空间。人的行为被城市发展而限制，所以，城市中人们行走的速度不是个人的性格和身体模式的随意表达，而是城市的表达。

该文从头到尾没有体育两字，但人对身体的统治权利和身体行为能改变城市发展却贯穿于其中。因此，体育就能“趁机而入”。当然，身体问题不仅仅是认识论和现象学问题，也是有关权幻、意识形态和经济学的争论的理论定位问题。

来自德国基尔大学体育学院的罗宾·凯勒 （Prof.Dr.Robin S.Kahler）教授以“为运动、游戏和锻炼而设的城市自 由 空 间 （Urban Free Space for Sport,Games and Exercise）”为题，从某种程度上也承接博克哈特教授“身体与城市”的命题。凯勒教授以大量数据和参与体育规划的实践经验，阐述了城市的空间、自由的空间和运动的自由空间及不同人群对运动和空间的需求。他的论述其实在批评政府对体育发展和规划设计中并没有完全给到自由的运动空间，而仅仅是运动空间。他在预测未来城市发展趋势时，也描述了各种人群所需要的空间度。但是，他很悲观地认为城市自由空间将会越来越少，而直接受影响者是处在弱势群体的穷人、老人和孩子。这个结论在德国是有警醒作用的。

德国波茨坦大学的体育教育与规划系学院讲师米歇尔·巴苏（Michael Barsuhn）博士以“柏林墙倒塌后的东德体育转型”为题，论述了两徳统一后，原东德地区各种变化，特别在“东部黄金计划”（Goldener Plan Ost）的支持下，东德原有的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都得到很大改善。但令人遗憾的是，原东徳地区在体育参与率上仍然远远低于全德国的平均水平。该文要告诫人们的是“意识形态的转变不因为经济、外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意识形态的改变是需要相对长的时间。”城市变化、经济条件改观并不意味体育的改变！

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城市研究院攻读博士的张修枫先生，他是博克哈特教授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休闲活动与上海的城市逻辑”。按德国规定，他还不能把博士论文发表，所以他选了“德国法兰克福体育发展规划的启示”作为组稿，该文解答了德国是如何制定体育规划的及制定体育规划的步骤和方法。

体育与城市发展，主要是身体活动决定城市发展，而今天的城市能否由体育和体育需要的空间改变规划、设计城市的观念？这是值得回味和思考的问题。

最后，要感谢一群热爱体育却有着另外专业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是他们完成了德国学者的翻译和校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