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平，梁朱贵，马勇

(1.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 410012;2.衡阳师范学院，湖南衡阳 421002)

生态原指生物个体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1］随着对生态理解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对于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使得生态一词在内涵以及外延上都得以纵深发展。对于生态的理解不仅仅落脚于自然环境，而是延伸至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总和。人类行为受环境影响，也影响环境。凡是能促进环境良性发展的人类行为我们称之为生态行为，凡是不利于或有损于环境发展的行为我们称之为非生态行为。就体育而言，无论是注重自然养生、休闲保健的东方体育，还是推崇对抗、强调竞争性的西方体育，它们的起源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人们在体育运动中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圆融，强调体育运动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个体的健康，为个体的全面发展服务［2］。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态行为，也彰显出了体育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活动在促进生态文明中的积极效能。社会的不断发展，把社会各子系统之间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由于这种过度紧密性使得体育在发展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着这种错综复杂的亲密度。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的一个最为靓丽的一个“窗口”，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些有损于个体健康发展以及有损于个体全面发展的非生态行为时有所现，背离了体育运动之于个体的价值与意义。

1 个体主体性的丧失

所谓个体主体性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在主、客体相互关联的多重关系中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3］。体育运动应该是促进个体身心健康的文化活动，为人服务，被人们所共享，并能进一步激发个体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性。任何个体在体育实践和认识活动中，都应该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在这些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指引下，个体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一项或多项体育项目，以达到健身的目的。然而，在竞技体育运动实践过程中，受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影响，人的主体性却未得到很好的彰显，甚至可以说正在逐步丧失。为了获得优异的成绩，有些运动员甚至突破伦理道德的底线。人性的丰富内容被消融于物性的纯粹释放里，人对自我的认识和关怀服从于逐物的需要。［4］在这种观念转变下的竞技体育在发展过程中，诸如“假球”、“黑哨”、“兴奋剂丑闻”、“潜规则”等具有破坏性的越轨行为却屡见报端，引发人们的热议。究其原因，有些学者认为是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导致了竞技体育的变异，但往更深层次探究，我们发现运动员的主体性的丧失是这一系列异化现象背后的罪魁祸首。在职业化、商业化浪潮中，运动员竞技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运动员自身的金钱、名誉和地位。部分运动员被金钱、名誉、地位所羁绊，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抛弃了竞技体育自身所承载的价值，背离了竞技体育的“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把竞技运动当作实现个人荣华富贵的工具，在训练、比赛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完全置个人主体性于不顾，伦理道德更是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此外，国家层面对运动员更多的是通过挖掘个体的生物潜能来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和集团利益，而忽视人的精神属性。在功利主义思想左右下，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失去了对体育的终极目标与意义的追寻，体育不再是“使人成为人”的过程，而是异化为“使人成为物”的体育，体育越发展，这种偏差就越大［5］。这种“工具论”抹杀了人的本体性的存在价值，加速了竞技体育中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而正是由于主体性的丧失，才使得现代竞技体育纷争频起，是非不断。

尽管人与自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行，绝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但不可否认，人与纯粹的自然存在物不能一概而论，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社会存在物，是自然中的一种异质性存在。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具有根本不同于其他存在物的主体地位，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拥有意识、理性，具备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并能积极主动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从而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实现自身的主体价值。人在各类社会实践中，一旦丧失其主体性就无异于自然中的其它存在物，因此，人在体育运动中主体性的丧失是对体育生态的极大挑战，是体育运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巨大难题。

2 人在利益至上观念蛊惑下的身体冒险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竞技体育运动的过分商业化、职业化，在巨大利益的蛊惑下，竞技体育运动逐渐偏离了健康的发展轨道，滥用药物、人体的高科技改造、血腥暴力等心态危机和生态危机愈演愈烈，时刻冲击着体育所独有的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的功能和理念，给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蒙上了阴影，也给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

2.1 滥用药物

为提高运动成绩而服用药物已是一个古老话题，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有的运动员为提高运动成绩曾试图食用一种从蘑菇中提取出来的致幻觉物质。一种以仙人掌为基质的刺激剂被阿兹台克人(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广泛使用，因为服用了这种刺激剂可以使跑步时间持续72小时。伴随科技的进步，可以提高运动成绩的药物逐渐增多并被部分运动员冒险使用，十九世纪，可卡因、土的宁、咖啡因、海洛因等药物已渗透到游泳、自行车、足球、拳击等运动项目［6］。滥用药物不仅仅是对竞技体育的公平和公正性的公然挑战，而且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因滥用药物而导致运动员受伤、致残，甚至丧失生命的情况时有发生。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因为服用了苯丙胺，丹麦运动员詹森在100km自行车比赛途中猝死。1967年美国著名自行车车手辛普森因为服用安非他明死于环法自行车赛途中。1970年代，在法国格伦罗波的一场足球比赛中，18岁的后卫夸德里猝死，凶手也是兴奋剂。据不完全统计，在1960—1985年短短的20多年中，至少有20多名美国运动员成为兴奋剂的牺牲品［7］。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竞技体育运动中的部分从业人员道德扭曲，甚至人格缺失。加拿大反滥用药物组织主席鲍勃·戈德曼曾做过一次调查，他在世界范围内随机询问了198名优秀运动员，题目为“如果有一种神奇的药物，它能使你5年之内包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比赛中取胜，但吃了这种药，5年后就会死去，你是否愿意吃?”调查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回答愿意吃的运动员竟有103名 (52%)［8］。医学界认为滥用药物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使人对药物产生依赖性，并最终导致成瘾。麻醉药品长期服用可产生严重的依赖性和成瘾性，停药后可出现戒断症状。②导致机体组织器官功能异常。如心、肝、肾功能损害，女性男性化(多毛，嗓音变粗，闭经)。③引起各种感染。如肝炎，艾滋病等，尤其吸食麻醉药品者更是显著。④引起严重的性格改变，如躁狂、抑郁、幻觉。⑤抑制免疫功能。尤其是长期应用皮质激素的运动员，除了诱发一般感染外，还可使原发良性肿瘤转变为恶性，甚至直接诱发癌症(免疫功能低下，自身防卫系统受损，不能吞噬变异细胞)。⑥致癌、致突变。医学上早已证实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类固醇)类化合物可降低人体免疫力，诱发感染和肿瘤，长期使用蛋白同化制剂可引起肝癌。

体育本来应当是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游戏，竞技体育也应以保障人体健康为前提，但如今，在竞技体育领域，有的运动员为了成绩不惜冒着损害健康，甚至死亡的危险服用药物，长此以往，竞技体育能否存在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尽管包括运动员自身在内的相关利益主体都知道服用药物的危害，但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部分运动员还是千方百计、不顾后果地服用药物。特别是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一些难以检测，却对人体有着难以估量的伤害的新型药物的问世，更是强烈地触动了运动员“将药物进行到底”的神经，例如“基因疗法”。“基因疗法”可大幅度提高运动员成绩，使运动员获得梦寐以求的金钱、荣誉与地位，但注入基因太多可能导致血液黏稠度增高，因而加大心脏病或中风的危险，肌肉生长激素还会增加心脏病和癌症的危险。如果“基因疗法”在竞技赛场得不到有效遏制，有朝一日某些体育运动就会彻底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甚至演变成古怪的特技演员式的表演，这些滑稽的表演不仅伤害“演员”自身，更重要的是伤害了观众，伤害了体育。说的更糟糕点，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所有的运动竞赛将演变成赛车一样的项目，赛手的能力并不是成绩优劣的关键，车队的发动机和技术知识才是赢得大奖的决定因素。这是一种令人想想都觉得后怕的情况。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负责人迪克·庞德曾忧心忡忡地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所知道的体育将不复存在［5］。”不难想象，滥用药物之风不刹，若干年后，原本是人与人的运动技术竞争将演变成金钱的竞争、药物的竞争，竞技运动必将走进死胡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2 人的高科技改造

21世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高科技产品无孔不入，在各个领域大施拳脚，为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服务人类，为人类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成绩，又能导致人类道德滑坡，甚至丧失人性。毋庸置疑，高科技在体育领域的合理运用，对提高运动成绩，保障运动员、体育锻炼者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为体育界带来了鲜花、掌声和荣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高科技的滥用(特别是在竞技体育领域)，同样引发了体育界道德沦丧、人性变异等一系列生态道德危机。

“金牌至上论”在竞技体育领域大行其道，一块金牌给个体带来的功名利禄驱使个体极力追逐。为了获得金牌，有些运动员可以置法律于不顾，冒生命之危险，采用高科技手段打擦边球更是家常便饭。然而，有些高科技手段不仅对个体身心健康不利，而且违背了体育道德伦理，驶离了体育的健康发展轨道。在拳击、举重、柔道等分重量级别的比赛中，有些运动员为了把体重控制在比赛标准之内，赛前采用高科技手段拼命减肥。这种行为虽然使得个体在比赛中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无疑对个体的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同时，这种赛前减肥也是一种变相的违规行为，是对竞技体育规则的隐蔽挑战，与竞技体育所极力追求的公平性和规则性背道而驰。体育原本就是一种放松性的游戏，应该有一套严格的道德规范来约束，失去了人性道德的光芒，体育也就失去了其本真与意趣。许多竞技体育运动参与者是在高额悬赏的诱惑下投身其中的，夺取金牌意味着经济收入的剧增，社会地位的提升，他们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兴趣爱好，把体育比赛当成了个体改变自身命运一种工具。在这种强烈的功利心理的驱使下，在比赛中无视规则，采用高科技违规作弊也就不足为怪了。高科技在竞技体育的渗透不仅仅停留在高科技对器材、服装(黄金战靴、鲨鱼皮泳衣、超级自行车等)上，而是向更深、更广层次发展。在竞技体育领域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是“查不出来的是高科技，查出来的才是兴奋剂。”2010年最新兴奋剂目录为七大类219种药物，［9］但由于兴奋剂的研发周期远短于兴奋剂的检测周期，一种兴奋剂被检测出来，立马就有科技含量更高的诸如内源性激素、EPO、掩蔽剂、基因物质等兴奋剂被应用。兴奋剂“科技化”体现出了竞技体育人性的丧失，甚者利用赛前怀孕事件与变性手术。这样的高科技成果转化诚然能提高竞技体育成绩，但这种道德沦丧的高科技手段，于情于理都不可取。在训练过程中，高科技不合理使用，同样也对个体身体造成伤害。众所周知，随着生物科学及医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体育领域的广泛运用，教练员在训练过程中就能更清晰的掌握运动员的基本情况。通过简单的操作，高超、严密、准确的运动训练监测系统能详细地反映运动员的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这原本可为科学的运动训练提供准确的训练依据，有利于运动员运动成绩的提高。但是在实际训练中，有些教练员只注重运动员的生理极限，忽视其心理极限，一味的加大运动负荷，把运动员当机器使，根据精密仪器的测试，严格控制运动训练的量和强度，批量的制造出比赛工具［10］。更有甚者，在训练中置伦理道德于不顾，唆使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与方法，拿运动员当活体试验，造成女性男性化，给女性运动员造成终身影响。高科技一方面使得现代体育与日俱进，空前繁荣，另一方面又导致现代体育纷争频起，是非不断。

尽管各级体育组织反复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而且长期与有违体育道德的高科技滥用现象作不懈的斗争，但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各利益集团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采用各种技术来规避检查。可以说，科技越发达，用来作弊违规的违背体育伦理道德的手段也越隐蔽，也更具欺骗性，其被发现的概率也越低，竞技体育领域风波不断也就有了最好的注脚。

2.3 血腥暴力

“赛场如战场”，有人认为竞技体育因为具有的竞争性，而起到了社会安全阀作用。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考瑞德·罗雷兹(Korad Lorenz)向我们证实:体育的基本功能是使侵犯性的冲动得到释放，人天生具有的攻击性在竞技体育比赛中能够得到有效释放，进而减少对他人的危害。正是由于竞技体育比赛的这种理论上的或者比赛规则上的“默许”，使在赛场里的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的竞争，就变得残酷、血腥和暴力了，不管是哪种层次的竞技体育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血腥暴力。正如阿诺德·贝萨(Arnold Beisser)所说:“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年轻一代不像过去一样对暴力怀有同样的厌恶恐惧感了，而是把它放在消谴性的暴力范围来考虑。这种消谴性暴力不仅存在于为娱乐而观看暴力，同时也包括同样目的而亲自参与［11］。”

除了运动员之间存在血腥暴力外，竞技体育赛场中观众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协调、非生态现象，集中表现为“球迷骚乱”。球迷骚乱是指球迷(观众)看球时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出现狂喜、暴怒等有伤身体甚至危及他人的行为。球迷骚乱行为在世界各地时有发生，特别足球运动领域。1974年5月，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国家杯决赛中，英国格拉斯哥“徘徊者”队的球迷与西班牙警察发生激烈的冲突，造成1人死亡，150人受伤。1985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大血案中，死亡30多人，并有上千球迷负伤。在我国也曾出现过多次令人痛心的骚乱事件，其中有震惊中外的“5.19”事件［12］。球迷骚乱引发的血腥暴力背离了体育的旨意，球迷的思想行动被外在的体育成绩所左右，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也付出了身体的代价。

3 主体性的生态回归

3.1 让科学回归人文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近代以来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同国家、民族、大众发展的需求与世界资源稀缺的矛盾下，科学压倒一切，人文势单力薄，造成了一个世纪以来科学意识形态的流行和普遍的社会问题。科学的人文本性是自由，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的工具，要克服这种分裂，就要恢复自由的理念。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科学使现代竞技体育成绩突飞猛进，不断冲破人类身体的极限，但竞技体育目的不是为了人成为科技与成绩努力，关键在于“载道、弘道”。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科学如果单一的求真就会使科学陷入无意义的境地，自由的科学是通过求真而达到求美的过程，创造价值和意义的过程。自由的科学因其对自由的持守而具有自我批判与自我更新能力。

在“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基础之上，2001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提出了“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新格言。这是对竞技体育在进入21世纪之后提出的新的要求与寄望，也更加突出了竞技体育在新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而这所有的挑战根源都集中于“主体性丧失”这一罪魁祸首。这就迫切呼吁身体冒险下的主体性生态回归。

3.2 主体性自觉

在竞技体育工具理念条件下，主体性的生态回归似乎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然而暴露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竞技体育其最终发展、走向还是操控在“主体性——人”这一核心层面上。根据对竞技体育参与程度以及影响作用的大小，可把人分为竞技体育主体和普通大众两类。当然这里所讲的竞技体育主体不仅仅是指教练员和运动员，还包括参与竞技体育规章制度的制定以及起到决策作用的各类领导。而这一类人对竞技体育非生态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竞技体育运动难免存在残酷的竞争，但竞争不能背离体育运动为个体的身心健康服务的终极目标，更不能丧失个体主体性。个体主体性一旦丧失，滥用药物、人体的高科技改造、血腥暴力等心态危机和生态危机便会不时上演，严重制约和阻碍竞技体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导致竞技体育运动积重难返。这就迫切需求竞技体育主体的自醒。对于竞技体育参与者之一的普通大众而言，梳理正确的、生态化的竞技体育审美价值观对于竞技体育主体性丧失也将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竞技体育的非生态行为之根源便是主体性的丧失，在新的社会环境之下，这种身体冒险变得日趋严峻，兴奋剂与反兴奋剂之间的博弈、科学与人文之间关系的正确梳理、心态危机的泛滥与蔓延，是竞技体育生态化发展所面临的顽疾。

［1］生态.百度百科［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0382.htm?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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