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仁

十年后报仇算不算晚

“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

偶然见到这副联，觉得它说出了我不熟悉的一种境界，于是，我想知道它的主人是谁？那人的经历和心境是不是像联中说的那样，在战场上轰轰烈烈地厮杀了半生，然后皈依佛门静静修心，等待觉悟的时候到来？出于一名写作者的习惯，我还想知道，那人为什么放下刀枪，后来的结局如何？

查到这副联的主人，我略微吃了一惊。他叫孙传芳，中华民国初期几位著名军事将领之一。

在我的感觉里，民国初期的历史很乱，谁正谁邪，谁胜谁负，谁是谁非，一概弄不清楚。当然，也可能那个时代的历史不乱，是它后来的时代很乱，一直没有出版过值得我阅读的民初历史。说句题内的话，值得我阅读的历史是真历史，而不是伪历史。那个时代虽然已过百年，还不可能有真历史出现。

孙传芳的个人历史，有一段出现在民谣中，可能是真的。那民谣说，“正月打雷不平常，军阀司令孙传芳，他在九江打一仗，黎民百姓遭了殃。”

还有一段出现在人们零散回忆之中，他带领几十万军队，打过大胜仗，也打过大败仗，后来心灰意冷，离开战场，修行去了。“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就是他此时心境的自我描述。

孙传芳的法号为智圆，修行的地方叫天津佛教居士林，他还是那里的宗教首领。那居士林是佛界知识分子研习佛法、弘扬教义的组织，也是佛教信众们开发智慧、净化身心的活动场所。每到星期三和星期六，都有著名僧人前来讲经，孙传芳认真听了，在家作功夫更勤。每日必三次拜佛，那《金刚经》、《大悲咒》等也记住大半，有几次还到法租界的广播电台讲经。

此时华北已成日本侵略军势力范围。其总头目冈村宁次是孙传芳留日时的同学，并当过孙传芳部队的军事顾问，他邀请孙传芳建立华北自治政府并担任主席，被孙拒绝。孙还向报界发表谈话，申明“我对于这种提议不感兴趣”，“我想一定是日本人的阴谋”，等等。

在一篇回顾文章里我读到，有人劝他：你在战场上多年厮杀，如今怕有仇家前来报复。孙传芳淡淡一笑说，死于同胞之手，比当汉奸卖国贼苟活强上千倍。

我还看到孙传芳此时的一幅照片，从状态到神情，全无昔日军人与政客的影子，有些瘦弱，恍恍惚惚，像个苦修之人。

他的结局在1935年底到来。一名施姓女子混入天津佛教居士林，在他跪地拜佛时，离他头部很近，接连开了三枪。

中国人的战争仿佛绞肉机，这句话用于内战之中更加准确。因此在许多民众的眼里，哪一路军阀都不是好人。

孙传芳那路军阀，在1925年与另一路军阀打仗时，俘获了敌方一名军长，姓施。一种说法是经过军事法庭，一种说法是没经过审判，将施军长砍头。那个年月的中国式内战，不会有人讲究不杀战俘的国际法，还有可能依照中国的国情与传统，将敌方首领杀了，悬挂其头颅示众。

他为什么要杀施军长，也有种种说法，有的矛盾，有的不矛盾。

比如，有人说，孙传芳率领五六个省的军队，轻易打了一些大胜仗，太骄傲了。这种说法看起来也可能会有道理。

比如，有人说，施军长雇佣的白俄军队军纪极差，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另外施军长抓获了孙传芳部下的四十名俘虏后，竟然下令全部活埋。这种说法将施军长置于不可饶恕的位置。

比如，还有人说，施军长被孙传芳打败以后，乘铁甲车逃走，经过固镇大铁桥时，桥上有一千多个他自己的士兵，为了活命，他就从他们身上轧过去了。后来遇到一处铁轨被孙传芳的士兵破坏，铁甲车翻了，施军长才被抓住。这种说法也明显对施军长不利。

还比如另一种说法，将俘获的施军长交军法处审讯后，孙传芳决定立即斩决。时已午夜，有一名幕僚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拍着桌子说：“你我要是被他们俘虏，还不是被杀吗？”

军人死在战场并非意外，但是施军长的女儿或者养女，也就是在十年后刺杀孙传芳的施姓女子很生气，她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引起我关注的，不是孙传芳该不该杀施军长、施姓女子该不该为父报仇杀孙传芳，而是在图谋报仇的十年里，施姓女子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人性人格也被改变。

我看到施姓女子入监后一幅照片，感觉就是这样。照片里的施姓女子，从身材到相貌，以及细看脸上的肌肉结构，都与一名健壮、强势、坚毅的男子没有区别。我有些惊悚地想到，那是她的悲苦心境、仇恨理念、复仇意志积聚了十年，让她受到太多煎熬的结果。

我有些惊悚，也有些同情，却没有敬佩。如果孙传芳还是军阀，施姓女子参军敌对一方作战，无论怎样把他杀了，算有本事。十年后才去复仇，太晚了，那孙传芳早就离开军界政界，心向佛门，做些善事，已经不是当年的孙传芳了。

即使要暗杀他，也不该当着一批信佛民众的面，在他跪地拜佛时动手。这种暗杀方式，会散布一种类似于恐怖主义的影响。

但在民众那里，同情和敬佩可太多啦。

民间女子为父复仇的故事，中国古代就有，但是不多，到了近代就更少了。她们被当成烈女、侠女、孝女，写进唱本和戏曲，到处传扬。而这几百年，中国萎靡、困顿、软弱可欺，却有施姓女子为报父仇，十年里受过各种苦难，终于完成愿望，这太让人振奋。

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有这样一条，百善孝为先。在民众看来，施姓女子不是罪犯，而是英雄。

还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种崇尚暴力的刺客文化，在某些时候，刺客也不是罪犯，而是英雄。在推翻大清王朝的前后几十年里，派出去执行暗杀的刺客太多了。

等到法院清醒过来，不再允许报纸记者采访施姓女子，已经晚了。各报纸已经把施姓女子的事迹不断放大，有许多戏剧社将其改编成戏剧到处演出，也有小说家改写成小说大量发行，都将民众对施姓女子的同情和敬佩推到了高潮。既然到了艺术创作的阶段，就需要制作出孙传芳的恶人形象，并且不断放大，让他成为应该被刺杀的人。

孙家亲属要求公正办案的呼声，是难以听到的。比如，他们也去争取舆论支持。他们说，孙家也有后人，那我们是不是也像她一样再去刺杀她，冤冤相报？我们孙家人表态，我们绝对不会的，我们依赖司法。

孙家的长子是法律界人士，他结合当时的法律说，这不算是替父报仇，因为在军阀混战当中，你杀我我杀你的事情很多，打仗当中是没法避免的事。晚到十年以后再来刺杀，为父报仇的解释是说不太通的。

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还有一些司法界人士的声音也被淹没。他们觉得，为父报仇杀死仇人这种事情，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值得称颂，但现代司法环境下，这肯定违反了文明精神。

此案初审时判施姓女子入狱十年，控辩双方都去上诉;二审时改判七年，双方还不满意;最高法院终审仍是七年。但入监不到一年，国民政府领导人便宣布对施姓女子特赦。

那个年月，要求判施姓女子无罪，差不多成了整个社会的声音，足以影响到司法判决，让不够成熟的中国现代司法，变得更不成熟。

施姓女子后来活到七十多岁，在1979年病故。

有一种生活没有珍惜

这句话被人说滥了，不能写进文章，当标题用也不好。它的唯一好处，是容易通过某些时代对发表文字的检查。

而它现在可以描述的，是我在铁东区铆焊厂上班的日子：什么也不用想，不忧国忧民，不忧天忧地。不管你有没有头脑，都一样轻松，烦恼也少。

人与人、人们与人们的关系并不复杂，这对我特别有利。

比如说吧，我在乙班，和班长吵了一架。那时我正端着一大茶缸水走过他身边，被他叫住了和我吵架。吵就吵吧，谁怕谁？我一边喝水一边吵，他没有水喝吵得嗓子里直冒火，吵了一会儿就不想吵了。从这次吵架，我积累了一点经验：心里面生气，吵架才有力量，但如果你心里没生气，也要装出生气的样子，那样的吵架才有质量。后来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了班长，他以后与别人吵架时也端一大杯水，喝一口吵两句，再喝一口再吵两句，心里也不真生气了。

再比如说，人们动心眼时，也显得挺可爱的。到年底，车间要在甲班乙班丙班里选一个先进集体，让各班推荐，但只能推荐别人不推荐自己，结果是甲班推荐了乙班，乙班推荐了丙班，丙班又推荐了甲班，每个班都占一票，无所谓先进后进。原来呀，推荐之前各班都暗中打探好了，别的班都推荐了谁，如果我评不上先进，那你也别想评上。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太累，都没有精力去吵架，没有精力去动心眼了。

每周六天，每天八个小时，超重的体力劳动。在那台热轧铁板的轧机前干活，烧红的铁板烤着，沥青的浓烟熏着，冬天夏天全身淌汗，干二十分钟换下来，有个地方就能躺下，死狗一样。

三个星期里就有一个星期上大头班，午夜零点上班到上午八点，那是我们最困倦的时候。从轧机前离开，浑身透湿的劳动服也不换，几分钟就会睡熟。

休息室里好一些的位置永远是师傅的，我的地方在铁案子下面，是个铁板条，有一个半手掌宽。在那上面躺稳了，需要很强的平衡能力，但让所有人奇怪的是，我在那铁板条上睡觉，仅仅滚下来一次，还没有受伤。

而我奇怪的是他们，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脖子粗的脖子细的，睡觉时一概不打呼噜，好像这是工厂的一条纪律。还有，他们的生物钟都极其准确。轮班休息四十分钟，他们总在上岗前五分钟醒来，清醒一下头脑，然后接班。如果不是这样，如果醒得晚了迷迷糊糊去轧机前，工伤事故可就太多了。

要是夏天和秋天就好了，我会躺在厂房外面的煤堆上，睡不睡都不要紧，头上是白花花的星空，有时月圆，有时月缺，风吹过来无比清爽。

因为粮食由国家限量供应，工厂里没有食堂。工人们上下班拎着布兜，里面是大号的铝皮饭盒，中号的铝皮菜盒。车间里有个气锅，把职工的生米蒸成熟饭。菜是在家就做好的，放在气锅旁边，保持着温暖。

我们的饭量真够大的，都能吃下整整一盒蒸高粱米饭，或者掺了大米的高粱米饭：不那么硬，口感好一些。我在铁东区铆焊厂的第一年，大家还都是高粱米饭，之后那几年就开始掺大米了。

有几个老工人就不理解，私下里议论说：主席死了之后，细粮怎么就变多了呢？

这就是他们说话的习惯。管大米白面叫细粮，高粱米玉米面叫粗粮，这是其一。他们说谁死了，就是说谁死了，不会用逝世、去世等书面语言，这是其二。他们还喜欢听北京传来的故事，比如中央首长称呼最高领袖时，都把前面的毛姓去掉，只叫主席。于是他们也把主席前面的毛姓去掉了，显得自己与中央首长一样，有了身份感，这是其三。

我在铁东区铆焊厂的第一年，老工人从家里带来的菜，总是那几样，炒白菜，煮萝卜，炖土豆，都没有加鸡蛋和肉，所以虽然都坐在一起吃饭，也各吃各的，用不着请别人尝尝自己的菜。到了以后几年，商店里卖的猪肉多了，鸡蛋也多了，偶尔出现在大家的菜盒里。老工人就开始议论，主席死了之后，副食怎么变多了？——他们管商店里卖的鱼肉蛋都叫副食，与商店里的正式叫法一样。

1979年春节过后一个多星期，我家里还有肉吃，这是许多年来没有的事。记得我那一天上大头班，带去了一些做菜的原料，绿豆芽、葱丝、香菜，一点盐和凝固的猪油，最重要的是，还有几粒炸熟的猪肉丸子，说是晚饭剩的，其实是我妈没舍得吃，非要我带到工厂去不可。

吃饭时间到了，我开始煮我的丸子豆芽汤：弄来一块烧红的铁板，铝饭盒里盛水煮开，按顺序投入猪油、葱丝、丸子、豆芽、盐和香菜。没有几分钟，车间里就飘荡出一片很浓的香气，把吃饭的人全都吸引过来啦。

一些年后，我弄了同样的原料，想做出同样美味的汤，几次实验都不成功。于是我知道了，人世间有些事情，其实是唯一性的，根本无法复制。

如果说还有复制的办法，也得回到同样的环境：穿一身完全变硬、汗碱层叠的劳动服，蹲在由橘红渐变为暗红的铁板前面，舀起一勺热汤倒入长期营养不足的肠胃。

或许，还要有空中漂浮的沥青微粒。

在那个漫长冬日的夜晚，它可能是那道热汤特殊香气的组成部分。

铁东区铆焊厂那种用沥青润滑轧辊的老轧机，现在，全世界都找不到一台了。它于上世纪二十世纪初由德国人制造出来，再由日本企业主买来安装在满洲帝国的工厂。后来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它还在中国鞍山的铁东区铆焊厂里转动，生产一些热轧薄板与工伤事故。大约我离开铆焊厂五年后，那个车间被撤销。那台与人寿命仿佛的老轧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死了。

它活着，就是不停歇的运转，比在它前面流汗干活的一批批、一代代工人们，见过更多的事情。如果它是历史，我和许多人只是它的一部分，为了完成它的使命而存在。

我与它在一起的时间两年多，可并不总在它的身边。

时常把我从轧机前拉走的，有车间工会，也有厂工会，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然后再回来。工会逢年过节搞些应季宣告，或者若有宣传国家政策的临时任务，都会找我去搞个展览橱窗，写些大字标语。这样零零散散的时间加在一起，估计有半年以上。

在那家有五百多人的工厂里，我可能是最好的美工，也可能写出最好的文字材料，但厂里不会把我调离生产岗位，专职负责宣传事务，那是从工人到干部的一次身份跨越，很难完成。虽然这样，我还是感谢那些写写画画的工作，让我从疲累不堪的轧机前的生活脱身，得到一次次休息与调整，不然的话，我的身体可能会垮掉。

有一次，我在厂门左侧画了一幅临摹的宣传画。画幅很大，高约三米，宽七八米，标题也很长，大约是“团结起来，鼓足干劲，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画面上有十多个人物，挺胸抬头，造型相似，神情呆板，没有性格，像是其中一个人的翻版，只是他们手中道具不同，显示出了不同的职业和身份。

本来三四天可以画完，我却有意放慢速度，画了一个多星期。一是我很享受它的制作过程，这比在轧机前干活好多了;二是画得慢一些才不会太差。我先前学的是水粉画，还是第一次用油画颜料制作巨幅人物画呢。

刚画完之后，看着还可以，再过几天整个画面颜色变深，原来是我忘了油画干后颜色会加重这个常识，没有事先调得略浅一些。好在颜料本身的变化并不明显，没学过绘画的人看不出来。

至于平时用水粉颜料画展板，那就轻松多了。

有一次画到最后一块展板，想不出合适的图案了。我就把展板搬到室外一棵柳树旁边，让阳光把柳树枝条的影子投在上面，再用笔和颜料把它描摹出来。

我退后了两步，看展板上的柳树。

那是一棵有三五十年树龄的老树，可能生于民国时期，可能生于满洲帝国。如果有一阵风吹过来，它会忘记它的历史，它的幸与不幸，在我的展板上摇摇晃晃。

我已经做得够好了

你有什么可追悔的呢？

你是你的经历与环境的产物，还有，你的性格也是它们决定的呀。有一个童话，穷人家的孩子遇到了王子，换了衣服，换了身份，看起来一步登天，可那也是经历与环境的产物，像抽中了特等奖，不是别的。

如果把我放回到过去的某一段时光，比如说1979年考大学的那段时光，再用力拼一次，我也不能比那时更好，或者更差。

我想考大学，改变我在铁东区铆焊厂的恶劣环境，是那一年春节前定下来的。同一车间的万兵在前一年考上大学;吉良也考了，分数不够，今年还考;等他考上大学离开，我真就孤单了。万兵与吉良，是那个车间里，我能够相互交流的朋友。

与他们一样，我也想考文科。离开中学校门，一晃七年，再学数理化来不及了，赶不上应届的中学毕业生。还有一点没法与他们相比，他们是在高考前的半年里，复习这几年学过的知识，对我来说可不是复习，是把那些考试科目学一遍，用几个月学完，时间太紧了，只能考文科。

其实我想考美术学院，可在重开大学的两年里，鞍山只考上一个人。有消息说，今年考大学的年龄放宽到二十五周岁，而我已经二十四周岁了。

考吧。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

也许，对我来说，有一次机会就够了。

书店里买来一本书，十六开本，三百多页，语文、历史、地理、政治、数学的高考课程，算是当时唯一的教材和辅导资料。

没有外语。有消息说，今年也有外语考试，但报考普通大学的不计入总分，考重点大学才计入总分成绩。这样一来，对我还算有利呢，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读中学，一半时间停课闹革命，一半时间复课闹革命，当时也开了英语课，学会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书写和呼喊“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现在，毛主席不在世了，那两句话完全没有了用处。

剩下那五个科目，对我来说，差不多都是新知识，内容太多。一边上班一边学习的几个月里，从头学一遍，时间不够用。

我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适合我的学习方式：

第一，用三个月时间，把每一门课程认真读一遍，同时做好详尽笔记;

第二，用一个月时间，离开那本书，把我那详尽的笔记再认真读一遍，做个笔记，简略一些;

第三，最后半个月时间，再把简略的笔记读一遍，做一个更加简略的笔记，每个科目不超过几页纸。

这样的话，我不用翻来覆去看那本书，看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脑袋很大。到考试前二十分钟，我还来得及把那几页再看一遍。

那些知识，放在头脑里，像杂乱的货物进入货仓，需要有秩序的安置，不能乱了，我需要的时候要找得到它们。

也不能贪求货仓很大，住进去太多的知识。

会的就算会了，不会的就算不会，重要的是头脑清醒。

许多年后，我在书店里闲逛，辅导高考的书有上百种，摆满了一个个书架，其中有一本叫作《高考三轮复习法》，就在醒目的位置。

我很亲切地笑了笑。

从书名来看，这是我二十年前为自己设计的学习方案。

参加高考的还有德华，他不在铁东区铆焊厂上班，我和吉良认识他是通过万兵，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德华爱学习，能吃苦，理解能力很强。

他家在铁道西侧工人住宅区，房子很矮，房间很小，挤了一大家人。这一点和我家近似，只不过我家住在铁道东侧。不幸的是，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身体不好，这一点和我完全一样。

在那座低矮潮湿的小房间里，没有摆放一张桌子的地方，这影响了他的学习。他与吉良、万兵参加了前一年的高考，与吉良和我参加了这一年的考试，到了下一年他才考上大学。我想，如果他的学习环境稍好一些，他考上大学的时间决不会比我们三个更晚。

这一点我感谢吉良。我家里环境也不好，但因为高考前一段重要时间里，吉良邀我住在他家里，学习环境就非常好了。

他家住的是老房子，满洲帝国时建的，宽敞明亮，不压抑，不潮湿。这种老房子的间距也很大，可以自己接出一间挺大的房子，吉良和我就住在那个接出来的房间里。我们一起上班下班，一起琢磨怎样高考，学累了一起到外面散步，那真是一段好时光。

吉良参加过一次高考，现在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准备考重点大学。他学外语和其他科目都不觉得累，甚至可以一夜不睡觉，是我觉得他会累，学了两个小时，就拉着他出去散步，十多分钟后回来，头脑又是清醒的啦。

从吉良家出来，向左拐，走一段上坡路，走一段下坡路，再向左拐，就到了胜利小学。那里有辅导高考的学习班，晚间开课，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铁东区业大，或者是铁东区夜大，这在汉语里的读音一样。

每周有三四个晚上，我和吉良都去听课，但不能在一个班级。那里有五个班，按考生的成绩分为两个快班，三个慢班。我去的时候已经开班一段时间了，只能插到慢班去。

据说，慢班的老师课讲得好，但快班的老师讲课更好。这在地理课上就看不出区别，因为缺少地理教师，五个班都请田老师讲地理课。

田老师是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身材不高。他站在离黑板一步以外，伸直右臂，轻轻一转，一个圆形的粉笔印迹就出现在黑板上，不管是大的圆，小的圆，都像圆规画出的一样，毫无瑕疵。他更厉害的地方，是能把一些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地理计算，都讲得清楚。

胜利小学也开了数学课，但吉良和我都不去上。我们的数学基础都不好。实际上，我们在中学开过几段零散的数学课，讲数学计算的内容挺少，讲阶级斗争的内容挺多。有些考生可以报不要数学成绩的外语专业，我就躲不开数学，但也只能把因式分解的部分学明白了，再学些平面几何一类需要空间想象力的东西，那是我喜欢的，其余的只好放弃。

后来高考时，一百分的数学卷子我只答了二十六分，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其中有一道题是证明勾股定理，我得了那道题的满分九分，就是画了坐标和图形，靠空间想象力证明出来的，而其他考生都用了比较简便的三角函数公式。

另外的语文、历史、政治，我都得了七十分上下，还算可以，只有地理特别突出。我还记得那些地理试题，第一道题是二十个地理名词填空，满分十分，我得了零分。后面是一些判断、分析、综合、比较、论述的题目，满分九十分，我得了八十九分。

高考录取后，我特意找到田老师，告诉他，这次高考我得了地理一百分中的八十九分，并向他表示感谢。田老师乐得脸上的皱纹更多了，密密麻麻，有横有纵，像地球仪上的经纬线。他说已经知道了我的地理成绩，在鞍山与辽宁的考生里名列前茅。

田老师还告诉我，这五个班的考生在结业时互相击掌鼓励，考出好成绩，在大学校园见。但那两个快班考上了挺多，三个慢班就考上了你一个。

这时我就有些迷惘，想起一名叫敏的女生。我听说她的弟弟是应届毕业生，而她家里有点原因，不能让两个孩子都读大学，后来她没有参加高考。

敏与我同班。她圆脸长发。她文静美貌。她特别聪明，是我喜欢的那种。每次放学以后，我送她回家，但胜利小学离她家太近了，几分钟后就走到了她家。

那段路程长一些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你的真实

我没有读过阿提克·拉希米的小说。

他是一位流亡法国的阿富汗作家，也当过导演，把他的小说《土地与尘埃》拍成电影，并且坚持要回到阿富汗拍摄。他还有一部小说叫《有耐心的石头》，也拍成了电影。

有时我读的小说比电影多，有时我看的电影比小说多，但想读拉希米的小说，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我不懂法文和波斯语，也找不到他小说的中文译本。

先说《有耐心的石头》，这个名字就有小说或电影的味道。在波斯语中，它可能指一块黑色的魔法石，也可能指圣城麦加里的黑石，人们向它倾诉，就能消除烦恼，得到活下去的耐力。有人相信，有一天它会因吸收人类的太多不幸而爆裂，而石头爆裂之日，亦将会是世界终结之时。

拉希米写到一个阿富汗男人，被一颗子弹射中颈椎，终年昏迷不醒，如同一块会呼吸的石头。苦命的妻子坐在他身边，一边照顾丈夫一边跟他低声说话，絮絮叨叨，根本不知道丈夫是否听得见，是否能明白。丈夫能动时她可不敢这样对他讲话，否则会被打个半死。据说妻子的低语，在这部小说中持续了一百五十页，涉及到战争、宗教、社会，还涉及到那个叫作阿富汗的苦难国家里许多难以想象的隐秘。

再说《土地与尘埃》。

拉希米二十岁时还是一名记者，还没有从阿富汗流亡到法国。一次他看到两个人坐在桥头，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眼睛里充满了无助和绝望。因为苏联人炸毁了他们的村庄，他们无家可归。后来他把这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写成了小说，拍成了电影。

在他的作品里，阿富汗的一个村子被苏联人炸毁了，大部分村民死了，老人达斯塔吉尔和孙子亚辛还活着。轰炸的巨响将亚辛变成了一个聋子，可怜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聋了，还以为轰炸后一切都会变得如此安静。他们唯一的亲人是老人的儿子穆拉德，在一座遥远的矿山里挖煤。于是，这一老一少踏上了艰难的旅程，他们要找到穆拉德，告诉他村子被苏联人炸毁的事情。拉希米利用他们一路上的见闻，详细描述了抵抗组织反击苏联军队的故事。

我读到的一篇文章说，在2009年，拉希米已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大概是说，他与另一位阿富汗裔作家胡赛尼一样，在世界上的名望都很高。他生于1962年，比胡赛尼大三岁，逃出阿富汗的时间比胡赛尼晚了十来年，因此有更多的所见所闻，可以见证阿富汗历史上一段最痛苦的岁月。

在我的一篇文章中，我对胡赛尼的写作表示赞赏。我说，在这之前，一个作家把一个国家推向世界的事情，可能还没有发生过。

写下这句话时，我想的是，胡赛尼的意义在于一个作家单打独斗，把一个弱小的国家推向世界。现在我知道了，拉希米的《土地与尘埃》在2000年就出版了，早于胡赛尼出版《追风筝的人》的2003年。

所以，我很抱歉。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拉希米与胡赛尼两个作家，把阿富汗民族推到世界的面前，让这个民族不再那么弱小。

1979年，苏联出动军队侵入阿富汗，怎么看都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

我记忆中的1979年，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有战争，差不多都在亚洲。越南对柬埔寨，中国对越南，苏联对阿富汗，这六个国家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我在回忆1978年的时候，有篇文章描述了越南对柬埔寨的战争，因为它是在那年打起来的，下一年还在继续。至于中国对越南的战争，是1979年初开始的，我也想描述它，但现在还没有找到描述的方法。

苏联为什么侵入阿富汗？

有文章说到这件事情，只用了简洁的一句话：苏联非法武装侵入阿富汗。这种说法类似于黑色幽默，让我看着就乐了，武装入侵别人的国家，还分什么“非法”与“合法”？

苏联人有一种“有限主权论”，更像是一种黑色幽默。苏联官方解释：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至高无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则是有限的。

人们把这一论点称为有限主权论，说它在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1968年开始出现，但实际上，斯大林那一代的苏联人，甚至更早时候的某些革命理论家，在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阶段就这样想了;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当然也没有国家与民族利益，有时候也拿它做些交易。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苏联先后侵入了几个国家，是这一理论的应用;七十年代侵入阿富汗，是这一理论的继续。

这时候，苏联人还有更进一步的新理论，用于他们输出革命和输出战争：到了某个历史发展阶段，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性的专政”变成“国际性专政”。

后来，又过了一些年，世界的变化很大。当某些政权大量屠杀本国平民的恐怖政策引发了世界性的忧虑，又有人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

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有限主权论，它与苏联人的深刻分歧在于，我们究竟可以让什么高于主权，是可以让“政权高于主权”，还是让“人权高于主权”？

现在回到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件事。

这样才能回到我关心的一件事情：它对于阿富汗民众是一场灾难，对于苏联民众呢，是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她写过《锌皮娃娃兵》，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官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记忆。那本被她叫作“文献文学”、被美国人叫作“非虚构文学”、被中国人叫作“纪实文学”的书，在1999年出版。

书名来自装运苏联士兵尸体回国的锌皮棺材。他们穿着军礼服，十八九岁就躺在棺材里了。棺材里还得再装些阿富汗的土，让它有一定的重量，因为那些刚成年的人体重还很轻。在夜里他们被悄悄下葬，而官方报纸上写的是：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去执行共产主义任务，到阿富汗帮他们筑桥、种树、修友谊林荫路。

有位回国的苏联士兵，说到他刚去阿富汗时，接受的教育就是：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射击时，任何一个人都不用可怜，击毙婴儿也行。因为那边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们作战。”他说，“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这声音你忘不掉，也不会和任何别的声音混淆。”他还说，“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脸朝下倒在地上了，倒在气味呛鼻、灰烬一般的尘土里。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后背贴地。他的牙齿还咬着香烟，刚刚递给他的香烟，香烟还燃着。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梦中活动，奔跑、拖拽、开枪射击，但什么也记不住。战斗之后，什么也讲不清楚。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恍如一场噩梦。你被吓醒了，可什么事也想不起来。”

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说法，至少五万年轻人死在阿富汗，但官方的统计数字很少。

那时候，阿富汗战争的爆发时间过去了二十年，结束也有十年了。《锌皮娃娃兵》出版后，有关阿富汗战争渗出表面的真实震撼了整个社会。

但在谎言中生活久了，许多人已经不需要真实。有的母亲带着在阿富汗牺牲的儿子的照片、奖章与勋章来到法院，起诉阿列克谢耶维奇。她们一边哭一边喊：“人们哪，请你们看一看，他们是多么年轻，多么英俊，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可是她写文章说他们在那边杀人！”

有阵亡士兵的母亲直截了当地冲着阿列克谢耶维奇叫道：“我们不需要你的真实，我们有自己的真实！”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