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 胡园园

一、引言

身份是帕特里克·莫迪阿诺执笔的主题。“他的书写总是围绕个人的身份寻求”,“描写作为叙述者的具有自传色彩的第一人是如何返回过去,追寻自身起源的。”(Young,2005:1)《暗店街》发表于1978年,当年就拿下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大奖。《暗店街》的故事内容类似于侦探小说的情节,但没有扣人心弦的阴谋、悬疑和暗杀。这是一段主人公追寻身份的历程。平缓的节奏,波澜不惊的叙述,掺杂着侦探小说的氛围,附上那让人不能释怀的寓意,这就是莫迪阿诺的神秘——他把门打开一条缝,望上一眼,然后离去,留下你独自品味思考。“与传统迷案小说不同,谜底在他的作品中没有被最终解开,叙述也没有实现闭合”(Young,2005:1),故事一直有向前推进的内在动力。

对现代人而言,文化身份的困惑就像是挥之不去的薄雾,总是萦绕在人们的心间。从解构主义那里开始,人的能指与所指间的关联就被斩断,人成了没有根基的一个概念。福柯的形象比喻“人即将被冲刷抹去,正如海岸边所画的一张脸那样”(Foucault,1973:387)更是道出了现代人的悲哀。因此每个人都想从根源上肯定自己,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种空间上存在的证明不能简单地诉诸于自身。从对“我思”的哲学思辨开始,“自身(ipse)”所象征的主体就有了各个领域的理解,不再是一个统一完备的闭合体。不仅“‘我’是‘非定点的’(atopos),在话语中没有可靠的地位”(利科,2013:26),而且“他者(cet Autre)在我之中展现了它自己的存在”(利科,2013:16)。这一点让我们在反观“我”的文化身份时,可以求助于他人,利用他人为我们提供的镜子,寻找自我的身份信息。正如米兰·昆德拉在《身份》中所写的:“朋友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的记忆;我们对他们一无所求,只是希望他们时时擦亮这面镜子,让我们可以从中看看自己。”(昆德拉,2011:51)《暗店街》中的主人公居伊·罗朗正是在一幅幅他人身份的镜像中,通过他人的言语、回忆、照片、关系来定义自己的。这种抽丝剥茧、拨开谜团的身份追寻不是一种身份的创造,而是一项别样的生产。虽然它支离碎片,但依旧能拼接出一段曲折的文化身份之旅。

二、身份的溯源

身份源于拉丁语statum,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它包括权利、义务、责任、认同和行事规则等。“所以这些方面都隐含在对社会身份的认识当中,被社会成员接受、承认、效法和期待。”(张静,2005:4)因此文化身份除了有其内在的文化土壤之外,与其文化范畴中的成员也是密不可分的。因而任何一个个体的文化身份都需要有他者的参与。主人公居伊·罗朗受雇于于特私人侦探所,他和老于特共事八年,感情深厚。八年前得了遗忘症的他前来寻求帮助。于特给了他一个身份证和一本护照,以及一个新名字——居伊·罗朗和一份侦探的工作。从此居伊开始了新生活,一个名叫居伊的侦探的生活。但证件带来的只是法律上的身份,它脱离了自身的文化土壤和文化群体。因此尽管于特曾劝慰他不要往后看,只管往前看,但这种身份的安置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宽心,身份的困惑总是萦绕在他的心头。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土壤,无论这是怎样的土壤,环境是好是坏,它都是维系着每个人身份的养料,决定了每个人的性情和行为。失去记忆的居伊缺失的并不是一个名字、一张身份证件,而是自己的文化土壤。居伊就像一棵齐根斩断的树,被加工成木材,再也分辨不出自己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居伊的老板于特也是一个遗忘了过去的人,他穷尽一生也没能将风烛残年的自己和逝去的过去对接上。因此他全力相助居伊的调查工作,把事务所里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料留给了居伊,并通过自己的朋友给他提供信息和线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前赴后继的追寻,居伊早想踏出的一步正是于特迈出的步伐的延续。二人类似父子的关系体现在这种不可阻挡的本能的身份溯源之上。“血亲关联植根于个人和家族的历史”(Müller,2010:14),它“将个人的历史和整个社会的历史连接起来”(Müller,2010:20)。但身份问题往往涉及历史的继承,“由于存在有确切的历史背景,人的身份最终要进入大写的历史”(Müller,2010:14)。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是笼罩在莫迪阿诺笔下众多人物身上的不安氛围。无论是于特、居伊,还是在调查中一步步接近的弗雷迪、彼得罗,每个人的身份溯源都必定打上时代溯源的印记。

三、身份的镜像

莫迪阿诺在《暗店街》中对主人公身份的溯源采用的并不是《星形广场》中的寻根之旅。而是一条不断借用、靠近他者,在自我与他者中最终弥合的镜像之旅。自我的建构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而实现”(刘文,2006:24)。在镜像中,“自映的我”(拉康,2001:94)以一种异化的身份、他者的身份被展现出来。由于居伊的身份没有一丝与生俱来的特质,他没有姓名和国籍,更没有出身和过去。因此他的身份认同只能在镜像中反复辨识,以他者和群体的特征来还原自身。

1.1 身份的借用

居伊在调查之初认定自己是一个名叫弗雷迪·吕兹的男人。由于对身份的渴望,这种认定的心理被强化,甚至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抛弃了一切疑虑,义无反顾地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人。这就像是镜子前的婴儿把镜中的影像看成是真正的自己,把自己认同是镜中的影像一样。“一个不是我的他物事先强占了我的位置,使我无意识地认同于他,并将这个他物作为自己的真在加以认同。”(张一兵,2004:36)当吕兹家的管家鲍勃朝他迎面走来时,他多么希望自己立即被他认作是弗雷迪。由于这种强烈的想要被认同的心理,他甚至产生了臆想的回忆。他回忆自己和盖伊——弗雷迪的女友在公寓里相会,回忆自己在吕兹家老宅里度过了童年,就好像这是他真实的人生经历。这种对他人身份的套用是在急切需要认可,需求个人文化积淀的情况下出现的。当鲍勃认出照片上那个居伊自认为是自己的人的时候,弗雷迪的身份外衣最终在镜像里消失了。“这回清楚了,原来我不叫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我望了望只有边缘还映照落日余晖的黄草坪。我从未挎着一个美国人祖母的胳膊,沿着这块草坪散步。童年时,我也从未在这‘迷宫’里玩耍。这副锈迹斑斑的秋千架,也根本不是为我竖立的。实在遗憾。”(莫狄阿诺,2008:64)当现实摆在面前,当他人的身份亮出了佐证,居伊·罗朗不得不满怀愁绪地退出自己借用的这个身份。

在解构主义看来,现在社会中的人都是一种没有最终所指的能指符号的位移和置换。在从弗雷迪·吕兹的镜像中脱离出来后,居伊·罗朗顺着阿里阿德涅线团一步步靠近另一个自己——彼得罗。从埃莱娜的口中他得知了自己的完整姓名,这多少有些让他激动。他请求埃莱娜拼出自己的姓氏,他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记下,哪怕一个连字符,一个不发音的哑音都不放过。对居伊来说,姓名不只是一个符号、一个非物质的标记,而是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个完整的姓名对他的身份而言又有多少可靠性呢?它的可靠依据不又是一系列维系在其他依据上的有待证明的事物吗?“任何所指都是处在能指的位置上”,身份确定不存在一种终极所指,“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区分——符号——在其根基处就变得可疑了。”(德里达,2006:24)因而姓名这个身份的符号不再是固定的坐标,他可以是居伊·罗朗,弗雷迪·吕兹,彼得罗,也可以是自认为的任何一个他者。这种身份的游走和不确定正是当代人的精神困惑。

1.2 作为他者的我

作为文化身份的载体,“我”这个我思哲学中的主体,不仅停留在“自身(ipse)”的“同一性(identité)”上,还停留在“自身(ipse)”的“他者性(altérité)”上。(利科,2013:7)“他者性”常被看作是一种比较,在文化身份范畴内,它以差别、差异的概念表现为身份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但“他者性不是——或者不仅仅是——比较,而是说它可以是自身性的构成部分”(利科,2013:8)。自身包含着他者性,“一个进入了另一个之中”,“以至于没有对方,自身也是无法想象的”(利科,2013:8)。因而《暗店街》中的主人公不仅以镜像的方式借用他者身份,也在他者身上和由他者及自身构成的群体身上找寻文化身份。

在居伊认为彼得罗·麦克沃伊是自己的真实身份时,与这一身份密切相关的另外两个人弗雷迪和戴尼丝都已经不知所踪。弗雷迪葬身在大洋洲的礁湖里,戴尼丝湮没在默热沃的白雪中。一个是朋友,一个是女友,两个重要的人物是居伊拼凑自我的最好他者。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弗雷迪、戴尼丝的生活逐渐浮出水面,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渐渐地还原了彼得罗的轮廓。在居伊已掌握的信息里,这个名叫彼得罗的自己是南美洲人,在驻巴黎的多米尼加大使馆工作,是弗雷迪的中学同学。故事发展到这里,身份似乎有了最终的答案。但“自身设定的‘自我’(ego)和只通过这些情感本身来确认自身的‘自身’(soi)”(利科,2013:478)是有差异的。前者让我们的主人公偏执地陷入到一种身份的幻想中。相反,后者让他步入到身份的进一步追踪中。接下来,居伊碰到了过去的好友——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显然安德烈对他们过去的生活和去默热沃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在他的帮助下,居伊记忆中的某些空洞顿时被填补上了。女友戴尼丝是法国人;弗雷迪源自一个毛里求斯的法国家族,家产全部丧失后来到美国,随后又回到了法国,并持有英国护照;盖伊是流亡美国的俄国后裔,被剥夺了俄国国籍,为了不被驱赶出境,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之后她认识了弗雷迪,并和他一起来到法国;安德烈是一个英国赛马骑师,在出了一件职业事故之后,留在法国做教练员。至于彼得罗,他的身份之谜仍没有解开。再次相逢时,安德烈问他:“告诉我,彼得罗……你的真名实姓是什么?我一直觉得这里面大有名堂。弗雷迪跟我说,你并不叫彼得罗·麦克沃伊……那是鲁比给你搞的假证件……”(莫狄阿诺,2008:133)身份追踪在此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与那个“自我”对应的任何姓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明自我的一群他者以及他者的经历。“他者性并不是从外面被添加到自身性之上的”,“他属于自身性的意义内涵和本体论构成”(利科,2013:461)。除了真实姓名这个代码符号外,居伊的身份形象已经渐渐从记忆的空洞中走出来了。

无论是通过自我还是他者,身份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在《暗店街》中,“人物和情形的不确定以及一直变换是身份的最重要特征”(Bent,2006:34)。我们可以以他者来还原自身的某些身份信息,但却不能完全依靠他们来定位身份。因此考察身份最好的方式还是诉诸于群体,通过群体的共同情感、共同经历来为自身定位。在与居伊相关的他者中,除戴尼丝是真正的法国人外,彼得罗、弗雷迪、盖伊、安德烈等都没有法国国籍。他们因为流亡、家族迁移等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原来的土地,安身于法国,却没有真正的法国身份。莫迪阿诺笔下的这群人具有一种共同的身份气息:不安、紧张、漂泊、逃离。安德烈每时每刻都害怕别人认出他来;彼得罗每次回家走到米拉博街时都会产生恐惧感,害怕有人注意他,拦住他,查他的证件。和莫迪阿诺前期的小说一样,《暗店街》中的身份追寻具有一个时代和一个群体的特征。“暗店街所在的罗马地址影射同盟国”(Bent,2006:21),巴黎和边境的检查发出危险的信号,故事背后若隐若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一帮没有法国文化身份认同感的人们处在身份边缘的真空地带,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祖国,没有实质的归依群体,没有根基,没有安全感。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一点也不亚于战争带来的危险。暮色中,彼得罗常常站在连灯都不敢开房间里窥视窗外;在默热沃,来到偏远山区避难的弗雷迪、盖伊、安德烈连门都不敢出;在白雪皑皑的偏僻山谷,彼得罗和戴尼丝用静谧和荒凉来逃避现实,掩盖内心恐惧。正如小说的题名,“黯淡”(obscure)这个低沉不安的氛围一直笼罩着所有人。逃离成了最后的出路,最终把彼得罗和戴尼丝送上偷越边境的险途。

《暗店街》中这群人的命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犹太人。虽然小说中的人物没有犹太民族的身份印记,是一群无国籍者,但他们的处境是这一民族身份的最好隐喻。莫迪阿诺本身就具有犹太人血统。他于1968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描写的就是一个犹太青年的文化身份窘境。对这一身份的关注也出现在《环城大道》、《多哈·布吕德》等多部作品中。作家之所以用“暗店街”为小说命名,与他对犹太民族身份的关注密不可分。1“行动的施动者的自身指示看上去是与通过他者的归因分不开的”(利科,2013:478),由于历史、宗教原因,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自身,长期以来一直游走在他者限定的中心之外,并因他者的归因呈现出某些自身的文化特征。不同于《星形广场》中拉法埃尔·什勒米洛维奇的疯狂,莫迪阿诺选择《暗店街》中的彼得罗作为犹太民族寻找自我的另一类深邃代表。在身份探寻的道路上,拉法埃尔狂妄自由地独闯,而彼得罗却是一步步地靠近他者,在集体中奋进。虽然我们都有自己区别于他人的身份,但身份是社会化,集体化的产物。它的意义在于它在群体内部赋予每个个体自身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失去了群体,身份也就荡然无存了。

四、身份的希望

“在莫狄亚诺的作品里,确认自我、显现自我、寻找自我之所以特别艰巨,就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人都经受着自我泯灭与自我消失。”(柳鸣九,1991:175)人的踪迹被装在饼干、巧克力、雪茄烟的旧盒子里,人的身份就像是窗玻璃上的一层水汽或是穿过我们躯体的时强时弱的声波,亦或是即使消失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海滩人”(莫狄阿诺,2008:50)。“我们丢失的东西将永远无法复得,这种记忆的残缺,身份的谜题是无法痊愈的,顽固的,创伤的,并且无法抵御的。”(杨冬,2012:4)居伊最后看了一眼盖伊·奥尔洛夫的童年照,他突然发现小姑娘原来在哭。“小姑娘随母亲从海滩回来,她无缘无故就哭了,因为她还想再玩一会儿。她走远了,到路口已经拐了弯;我们的一生,不是跟孩子的这种伤心一样,倏忽间在暝色中消失吗?”(莫狄阿诺,2008:171)这样的结尾是作者展示给我们的一种顿悟:原来身份的湮没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我们用尽力气却无法挽留。但莫迪阿诺没有放弃,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写作来“寻找失去的身份”(冯寿农,1991:43),并带领读者继续他的一段段身份之旅。《暗店街》留给我们一个开放的结尾:罗马暗店街2号的住所——一个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谜面的谜底。在莫迪阿诺笔下,任何追踪都没有结果,但任何努力都会有希望。在与书名形成反差2的同时,他把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留给了读者,继而又勾起了读者的好奇心。这份好奇对应的是每个人对自己身份的探究:我们想要找到那条街、那个门牌号,我们想要找到自己的真名实姓、自己的来历、自己的文化土壤。

五、结语

居伊·罗朗追踪自己身份的一路是曲折艰辛的,经历了渴望、失望、希望、悔恨和迷茫。从中我们看到任何人对文化身份都有一种归依的心理,就像婴儿依恋母体中的胞衣。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远没有婴儿那么幸运,我们在寻根、把握自我的过程中往往找不到自己的坐标。但主人公没有就此放弃,而是以“镜像”的方式,通过“他者”来定位自我。身份“是由其他人的态度和语言授予的”,从某种角度上说它“从未先行存在过”(哈恩,2003:35)。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自身性”和“他者性”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而他人的“他者性”也可反过来反观到自我的“自身性”。在看似紧张不安的氛围中,通过给文化身份浇灌相片、记事本、记忆、感觉里的珍贵点滴,主人公与镜中的他者和自我一次次邂逅,又一次次擦身而过。这反映了追寻文化身份的不易,但也充分肯定了他者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影响:他不仅为自我身份的存在提供佐证,也影响自身对自身的理解,并在与自我构成的群体中确定文化身份的坐标,从多重角度还原自我。

身份从来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在仿真文化的年代更是变得异常混乱。当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文化身份的问题很少构成我们对自身存在的疑惑。然而当现代文明带来的巨大进步放大了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时,文化身份就变成了一个不再稳定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一切都难以确定,一切都有待于确定,一切寻求的脚步都不曾停止。“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昆德拉,2004:29)《暗店街》,像莫迪阿诺的所有其他小说一样,将这种对自我之谜的关注落实在对文化身份的孜孜不倦的追寻上。追寻的过程就是一种答案,它带来了力量,抵御着消解,给我们存世的理由。

☉注释☉

1.30年代,巴黎有一个由多家小型服装店构成的街区。这些服装店属于犹太人,当时的名字就叫做“三十年代廉售暗店”。此外,莫迪阿诺的《暗店街》受到了乔治·佩雷克的《暗店》的影响,而后者正是一部涉及犹太身份问题的作品。(Bent,2006:22)。

2.书名中的obscure意为“阴暗,晦涩”的意思,与“希望”构成强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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