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李力

在全球性的跨国问题此起彼伏、全球治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方兴未艾、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趋于多元化、大国竞合博弈呈现多层次宽领域态势之际，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到底有何联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关系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中国应如何参与、塑造国际制度?为探讨影响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走向的这些重大问题，2015年1月17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了以“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为主题的第二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UIBE)国际政治经济高端论坛。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防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台湾)政治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40多位学者专家参与了论坛，集中研讨了国际制度的发展趋势、国际制度与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等三大议题。

国际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涉及国际制度对国家治理有何影响、未来国际制度如何确保影响力的有效性、事关国际制度发展趋势的核心要素等。学者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阐述。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蔡拓教授指出，随着各国间联系日趋密切，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反腐败等问题既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治理需要解决的难题，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跨国问题，两者之间的边界日趋模糊。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结合将更为紧密，国际制度对国家治理的引领效应趋于强化。国际关系学院赵晓春教授认为，国际制度变迁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全球性的跨国问题此起彼伏，不断涌现对国际制度的新需求，但是既有的国际制度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与此同时，与大国竞合博弈相似，国际制度变迁呈现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发展趋势，不仅体现在全球和区域等各个层次，而且涉及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教授指出，国际制度失效风险的主要诱因在于各国对国际制度的选择性支持，若要确保未来国际制度影响力的有效性，既需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代表跨越国界的人类共同利益，也离不开主要大国的主导性参与。

关于国际制度未来发展趋势的核心要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林利民研究员和外交学院苏浩教授都认为，体现人类共同性的价值基础至关重要。林利民研究员指出，应对当前国际关系现实中的种种乱象，无论埃博拉之类的公共卫生危机，还是各国频繁遭遇的恐怖袭击，都需要进一步推进全球治理。即使如乌克兰乱局这样的地缘政治危机，也只有通过全球治理才可能化解。推进全球治理离不开国际制度的物质平台，而在制度平台的背后，是体现人类共同性的价值基础。然而，既有国际制度的价值基础主要源自西方价值体系。对此，既应有所吸收，又当有所批判，寻找共同价值基础是未来国际制度发展的大势。苏浩教授将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划分为强权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威权政治和文明政治等四种形态。他认为，未来国际制度的核心应该是构建于文明基础之上的人的精神和人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精神和价值。

伴随着国际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国际制度与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围绕当前国际关系现实对国际制度运行模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少军研究员比较分析了国际制度运行的“大国警察模式”与“多边治理模式”。由于通过“大国警察模式”解决国际问题的代价越来越大，在国际制度框架内设置多边议程解决国际问题的趋势将更为明显。鉴于核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后果不堪设想，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一度盛行的“大国警察模式”难以重现，美国和欧盟将更多地借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模式，在国际制度的运作中侧重于“多边治理模式”，以经济制裁取代大规模军事行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唐永胜教授认为，国际制度能否对国际关系产生更大的正面影响，关键在于各国能否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性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倘若各国过分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与自主性，国际制度、国际关系乃至各国外交都必然失去活力;另一方面，倘若各国完全追随世界潮流，难免错过最符合本国具体需求的发展机遇。国际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世界的整体性，而世界的整体性源自各国国家利益的吻合。

对于中美关系在国际制度中发挥什么作用，学者们相当关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指出，回顾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因两国务实的战略诉求而起的激烈对抗并不多见，中美但凡发生激烈对抗，基本都源于双方超出正常的战略诉求。在中国方面，这种超出正常的战略诉求就是试图在东亚地区秩序中占据排他性的领导者地位。因此，对今日中国而言，到底需要在东亚地区构建何种国际制度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认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影响亚太区域国际制度的发展进程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途径是在制度化框架内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合作。TPP谈判既是近年来亚太区域合作制度化进程中的一大热点，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从国际制度层面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回应。

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离不开对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思考。探索国际制度的发展趋势、阐释国际制度与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都需要深入探析中国如何参与和塑造国际制度的问题。学者们对国际制度之于中国外交的重要意义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深入探讨了中国参与、塑造国际制度的战略路径和潜在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认为，中国应适度增进“国际制度信仰”，亦即对国家间制度性合作的“信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需要从强调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防御性态势”，转为既坚持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性质，又注重自主诉求与国际社会普遍期望之间愈益增进的共通性;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当更加努力扩大国际共同利益、共同认识，增进国际共同努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阮宗泽研究员认为，中国的发展在过去30年主要体现为增量型成长，未来30年应实现质量型成长，这就涉及参与、塑造国际制度的问题;通过参与和塑造国际制度，中国应该在亚太地区甚至更广阔的区域内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是新倡议特别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带一路”与“亚太自贸区”，推动落实这两项新倡议都需要构建相应的国际制度平台。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高祖贵教授认为，尽管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但要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对国际制度的话语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对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国际制度平台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后应避免新兴制度平台与既有制度平台之间出现竞争关系，着力塑造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楚树龙教授认为，国际制度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体现在价值层面;无论参与既有国际制度，还是塑造新兴国际制度，中国不仅应提供“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公共物质产品，而且应注重提供能为各国接受的公共价值产品，这才是一个世界大国对国际制度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