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吴兴佐、王文峰、沈碧莲、黄昭宇)

2014年世界上的重大事变都可归结于深刻的渊源和广阔的背景，并显现出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国际体系已进入深度变迁的关键阶段。这种重大发展和变化，可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新的有利条件，因为变化构成机会。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多年间，中国终于看到了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可能前景，在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参与者乃至塑造者，作出何种战略选择，不仅决定自身命运，也将深深影响着世界的未来。但必须看到，国际体系变迁也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巨大挑战，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存在更为显著的不确定性。从总体上看，未来一定时期里，中国生存与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会随着自身实力的上升而增加，由于社会发展和转型带来的内部问题与矛盾也将积聚，但是战略能力及其手段又相对不足，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反而可能增多且相互叠加，维护国家利益的任务十分繁重。从较长的历史尺度看，中国只要成功渡过这一安全上的特殊时期，整体安全环境将会显著改观，伴随崛起而必然出现的负面效应将逐渐消解，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也会大为增强，国家安全将进入相对“平稳期”。

应该充分意识并适应新的变化。国际政治从未像今天这样错综复杂，系统效应日益突出，因果关系头绪错乱，维护国家安全难有简单的线性选择。全球范围到处充满动荡，却又维持着总体平衡;国际格局转变及其机制调整不再只是权力政治作用的结果，武力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已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世界的整体联系日趋紧密，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不可忽视的内在约束。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就不能只关注国家实力、结构变化和外部威胁及应对等传统因素的战略筹划，否则很可能失之片面。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在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中综合衡量各种因素，在战略选择过程中寻求一种复杂的动态平衡。

一是在竞争与合作中寻求平衡。在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世界正在远去，国家之间在更多时候是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中美两国之间既存在激烈的竞争，也存在共同的需求和密切的合作，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地包含在中美两国交往的过程之中。面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和巩固其霸权地位，遏制或削弱后发国家带来的挑战。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即是出于此种考虑:一方面，通过调整兵力部署、巩固盟友关系、增强经济活力，维护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挑动和扩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潜在利益分歧，以激化亚太安全矛盾来对冲中国力量增长对其可能构成的挑战。对此，中国在进行战略筹划时必须在竞争与合作中寻求平衡，既要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利益需求，不回避与美竞争，还要看到中美相互合作的一面，以共同利益为牵引，构建中美相互牵制、相互借重、相互协调、相对稳定的竞合关系。郑永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与美国一样，中国本身也面临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在这方面中美两国有着巨大的利益。”

二是在适应与塑造中寻求平衡。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度的转型过程之中，中国也在经历重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崛起既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变量，也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结果。中国要想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并为世界和平、进步做出应有贡献，就必须避免急功近利，必须扎实积累、顺应国际潮流，在历史演进大势之下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既对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构成了巨大挑战。一方面，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权力政治逻辑进一步松动，这会减少其对后发国家的惯性制约，使后发国家获得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在体系转型过程中，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也会引起体系内霸权国家及其他主导国家的警觉和反制。如果处理失当，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体系转型中的矛盾焦点。未来十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深度互动、磨合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在积极适应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勇于担负更大的国际责任，在自身能力的限度内，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演变。

三是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求平衡。变化是世界永恒的主题。世界在迅速变化，中国在发生伟大变革。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个新兴崛起国家能够复制以往大国的成功经验。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不断革新，及时消除自身不适合未来发展的惰性和弊端，谋求全面、协调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尤其应当重视创新，并尽力使创新具有观念上的普遍吸引力。由此就能在不断提升“硬实力”的同时提升“软实力”，增强自身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达成战略目标的能力。当然，创新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基本国情，否则就会沦为空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国际影响力急速攀升，国内外均有人因此认为中国已经占据国际舞台的中心，对中国的未来过于乐观，而忽略了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严峻事实。认识上过分乐观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激进冒失。历史上，因冒进而致使战略选择失误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中国的战略选择必须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筹划未来必须立足现实。

四是在自主与融合之间寻求平衡。国际体系变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体系的整体作用不断增强，体系内行为体受到的影响和约束越来越大。在国家间经济、政治及文化联系不断深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要独执牛耳、独领风骚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即使是霸权国家也需要在体系之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会得出如下结论，“美国的单极时代已经终结，21世纪的国际关系属于‘无极’时代，国际权力不是集中了，而是分散了，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在衰落，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在上升。”作为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民族国家，一味固守自主、拒绝与他国协调立场的国家战略势必寸步难行。中国的战略选择应当在自主与融合之间寻求平衡，在坚持独立自主、捍卫主权的同时，也要学会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协调与合作、分享部分权利，以便经营更加广泛的安全网络，化解由于实力上升带来的外部压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