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执行所长、副研究员)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实践，中国新时期的对外战略全面展开，迄今已基本形成以“中国梦”为统领，以坚持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等原则为基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正确义利观”等理念为指导，以一系列新机制、新机构、新倡议为支撑，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以形成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目标的系统全面的战略布局。这是中国政府在世界深刻转型、中国深刻转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深刻转型的背景下，为进一步维护、用好“战略机遇期”，巩固、拓展发展空间而采取的必要举措，是中国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尤其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做出的长远部署，是中国立足当前历史方位和未来大国责任做出的重大决定。在这一布局下，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进一步参与，是中国追求自身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亦是助推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应该说，这一布局是高瞻远瞩的。面对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巨变，世界各国都有很强的紧迫感，都在加紧调整变革。与其他主要力量相比，中国的反应是敏锐的，行动是迅速的。两年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对外战略，使中国的主动性大大增强，运筹空间更加广阔，各方对中国都高看一眼，对中国的期待也进一步强化。

如果2013年是开局，2014年是布局，2015年的任务就是对外战略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了。对布局的落实更考验中国的战略智慧。为真正搞好落实，应谨防四种可能的风险。一是精神松懈的风险。认为搞好了布局就是完成了任务，大功告成，进取的动力有所减退，这种思想要不得。应看到中国由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的路还很长，在全球治理中要有所担当的地方还很多，布局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二是急躁冒进的风险。希望立竿见影，急于晒成绩单，不注重别国的心理感受，对各种困难估计不足，这种做法行不通。应充分重视现阶段我国国际地位的微妙性，充分重视对外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力争大事办细，好事办好。三是教条主义的风险。一切按既定方针办，对外部世界的各种渐变和突变反应迟钝，难以搞好动态调整，这不是“战略定力”。应看到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工作是一个与外部重新磨合、复杂互动的过程，需要中国不断校正创新、出奇制胜。四是能力不足的风险。对各种开拓性的对外工作构想，缺乏有力的智力支撑和行动保障，在落实过程中大打折扣甚至扭曲变形，落实难以到位。应尽快形成更高标准的战略认知、运筹与行动能力，适应世界大变局，适应中国从顺势而为到积极进取的战略转变。

为此，2015年在落实中国对外战略过程中，似应注重以下几点。一是坚持进中求稳的总基调。既要继续锐意进取，又要更加谦虚谨慎;既坚定不移，又随机应变;既立志高远，又理性务实;既设定阶段性目标，又确保循序渐进，不求一时一事之功;既狠抓落实，更注重培育条件、营造氛围，夯实基础，防止打折、反弹和走样。总之，拿捏好调子、分寸和节奏，把看似矛盾的目标和品质集于一身，是成熟大国的重要标志。中国应在落实新时期对外战略的过程中，驾驭好自身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提升运筹对外战略的娴熟度，牢固树立积极、稳重、可靠的强国形象。淡定自若，恰到好处，才是真正的“中国气派”。

二是搞好深层次的思想启蒙。对外战略布局中有一系列崭新的提法。这些提法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孕育了很多宝贵的思想，反映了一个新型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国际关系的深入思考;若善加发展，有可能为构建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做出独特的理论贡献。但既然是新的思想，如果尚未做到滴水不漏，或者各界仍有观望怀疑，那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为了尽可能扩大体制内部的共识、争取全社会的支持以及国际社会的认可追随，让中国对外战略布局的理论基础和民意基础更加踏实，就必须对这些新的思想深入打磨论证，使之成为一种有强大说服力和感召力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共享价值。为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官、民、产、学、媒等多方力量深度互动和协同努力，并真心真意地同国际社会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探讨。这将远远超过媒体宣传的范畴，是中国成为现代国家和新型大国过程中的一次多层次、多领域人士都广泛参与的思想启蒙，也应成为一次由中国牵引的各国共同启蒙。

三是进一步加强对布局的优化。中国当前经济优势非常突出，对外经济合作比较容易开展;中国的体制特征和外交传统也可以确保高层政治交往的顺畅开展。相较之下，在新的对外布局中，开展对外安全领域互动、人文领域互动和社会领域互动的难度相对较大，效果也不易衡量。新时期中国对外布局应既用足自身经济优势，又尽量补足安全、人文和社会方面的短板，使中国成为素质更加全面的大国。这方面布局还需进一步细化。同时，还要精心强化对事关全局成败的关键地区的布局，力保周边不乱，尤其是管控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

四是搞好全方位的对接工作。首先是在推进各类双边和多边合作过程中，搞好同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确保相向而行、合作共赢，特别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因各国国情和需要不同，更应特别强调这一点。其次要搞好同美、俄、欧、印、日等几个主要力量关于地区发展的构想的对接，重视这些国家在其自身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和发展诉求，确保大国之间彼此协调，避免相互踩脚和相互消耗，尽可能减少地区合作的阻力。此外还要搞好同现有规则体系的对接，力争原有好的规则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不合理的规则制度逐步得到校正，各国的不同规则诉求尽可能相互包容，确保全球规则体系有序演进。

五是搞好系统性的能力建设。其一是加强认知能力建设，大力加强智库体系建设，提升智库专业化水平，强化对内外形势的认知和预判能力，加强认知判断的精准程度和对实际行动的指导能力，特别是加强前瞻性、预警性判断的意识和能力。其二是加强决策能力建设，基于中国国情并吸收各国经验，不断优化决策模式，提升对外战略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其三是加强行动能力建设，除继续加强传统的外交和经济部门外，还要着眼长远，参照其他全球强国的能力要求，搞好战略预置和能力储备，大力强化其他涉外各部门的能力建设，并注重提升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快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