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常态下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产能过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过剩问题具有必然性，我国具有市场机制下发生产能过剩的共同原因和因素。借助市场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当前由特定原因形成的产能过剩，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产能过剩的内在可能性和原因。因为市场机制同样存在有限性和副作用，甚至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引发产品和产能过剩的环境，而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回顾过去几年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的成效并不太显著。从长期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将政府的指导、调节与市场调节机制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新一届政府在新常态条件下既努力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也采用有限的适度调节即“微调”政策，适合我国新常态特点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已有的宏观调控理论实现了发展和深化。

〔关键词〕 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产能过剩；市场调节；政府微调

〔中图分类号〕F015；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4-0020-08

〔作者简介〕王志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一、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多个不同场合几次提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突出特点。同年8月，《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头版发表关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特点的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我国当前阶段的经济形势，并具体阐释了新常态的含义。〔1〕《经济日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当前出现的新特征，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战略高度对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作出的深刻认识。新常态的特点正在对我国宏观政策选择、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企业转型升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实际上，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的政策变化也可以看到这种动向。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其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迄今这个时期已经延续了近7年，一些人士将其称作世界经济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呆滞、复苏和增长缓慢，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对快一些，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尽管如此，在实际上，我国的经济形势也较之前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问题突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严重、资源消耗巨大等方面。

为了应对这种态势，我国政府在2009年曾经采取了扩大政府和社会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的宏观调控政策，然而其效果并不明显，不仅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维持与扩张。事实证明，完全靠政府依照传统办法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并不理想。

新一届政府面对形势改变调控思路。首先，确认了经济增长减速、进行结构调整以及转变生产方式是我国经济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的经常性状态，是一种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的经济快速增长情况有较大区别的状态，因此将这种状态称之为“新常态”。其次，在经济活动的调节方式上，确认了要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和调节的决定性机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某些必要的政策，发挥政府的重要保障和适当调节作用，以弥补市场本身的缺陷。

当前经济生活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转，从多方面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创造有利的条件，当然也不排除有限的适度调节。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最大转变是以“微调”作为主要方式，2014年以来的“微刺激”政策即属于“微调”政策的一种具体表现。

二、“新常态”的现实含义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不仅是由自身特点决定的，同时，也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特点所决定的。

从世界经济情况看，在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在追求高额利润动机的驱使下，为降低劳动成本将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作为其产品的重要销售市场。一方面，这起到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的作用，但同时也使发达国家的经济更多地依赖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与研发，更多地依赖于服务业与金融业，导致其国内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脱离实体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和“产业虚拟化”倾向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需求呆滞的长期状况。美国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试图着手让一些产业回归，只不过，如果没有更大的利益引诱，跨国公司对此应该是不会买账的。另一方面，在服从经济发达国家主导的（特别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金融与资本市场已经更紧密地将各国的经济纳入了该体系之中。由发展中国家从事大量的一般性商品生产，而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由美国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以及进行金融和资本控制的格局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种常态。但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其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扩展、波及全球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低迷格局，出现了经济呆滞和复苏缓慢的新常态。

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大部分承接的是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低附加值加工和制造任务，尽管我国自主产品的出口也在增加，但总体上低于前者。对外贸易的增长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和改革的进程，但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 那就是，当出口占据GDP的较大份额时，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也相应增强。此外，我国国内多年来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汽车等方面的大规模投资驱动了大批量钢铁、煤炭、水泥、化工等方面的生产，造成产能过剩的失衡；而高成本、低收益、高耗能、高污染生产的增加，则导致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依赖性的增加，致使经济结构朝外向型、低附加值、低端产品或零配件制造倾斜，国际收支账面顺差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形成受制于美元政策变动的不利地位，加剧了我国目前新常态的形成。

总之，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片面追求GDP高增长、缺乏市场经济下必要的法制和制度建设、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等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产能过剩所积累的问题，是形成今天“新常态”的内因。

“新常态”已是既成事实，需要政府对问题采取适当的对策，“微调”政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微调”政策也许带有某种被迫产生的成分，但确实具有一些积极的理论意义。我们不妨以“微调”政策和市场机制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上的作用为例，探讨一下在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理论意义。

新常态下究竟应该怎样解决现有的问题，特别是产能过剩的问题？

对待宏观经济的调控历来有两种观点：一是主张基本由市场调节，认为市场本身具有自动的调节功能；二是基本由政府调控。前者的理由是政府调控负面作用太大；后者的理由是，鉴于市场中局部利益导向的盲目性，政府必须为经济健康发展和百姓利益考虑而进行调控。这两种观点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片面性。前者将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全部归于政府干预和市场制度不健全，因此极力主张政府退出市场。然而，是否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就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呢？采取这种做法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不也同样遇到问题了吗？

所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由此而来，政府的政策方向也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 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和局限性

在调控宏观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倾向方面，自从有经济学以来就有两种基本的方向：一是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直至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认为自由市场的经济活动本身具有自我调节的良好机制和功能，而且会得到较好的结果；二是自欧洲重商主义以来直至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认为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并非永远有效，在特定情况下，政府必须出面加以干预，以拯救经济危机和严重萧条。这两种理论和政策主张，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曾经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轮流居于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30年左右，凯恩斯主义的干预理论和政策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占据着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而在20世纪70 年代中期以后，则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占据着主导地位。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倾向认为，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很多实际情况并不像经济自由主义者想像的那样理想或完美，因而单靠市场自动调节机制难以克服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障碍，特别是不能较快地克服欧美国家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那种重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正是在那种条件下，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出于避免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大萧条和大危机的考虑，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发展，并且运用到战后美国经济活动中，推出了一整套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和政策，甚至也提出了“微调”的政策。但是，这些理论和政策基本上没有脱离需求总量管理的方向和范围，甚至还对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观点进行了修改和滥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运用（不排除滥用）几十年的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最终却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并发的“经济滞涨”。这种局面的形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以及一些主要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占据支配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理由。应该说，经济自由主义在尊重市场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相信经济活动参与者是力求采取理性行为的，并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以及市场经济在自愿交换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彼此利益等问题上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市场机制本身的缺点和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比如市场机制本身在解决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上的局限性。此外，市场机制本身还有在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造成经济波动和产能过剩问题上的固有缺陷，而这些缺点和局限性仅仅靠它自己是不可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政府的适当介入，才会得以抑制或解决。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其范围之广，已经不仅是个别领域和行业的问题，而是涉及众多行业和产品的问题。因此，当前我国新常态下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解决产能过剩。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但回顾过去几年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的成效并不太显著。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对此，既需要我们从发生原因方面加以分析，也需要对采取的政策进行反思。只有如此，才有助于了解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对真正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作用和效果。

四、国外对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与对策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让·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会发生经济失衡。在他们看来，只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就会达到理想的经济均衡与和谐状态。他们认为，自由市场机制在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中都会发挥作用，达到良好的效果。有些经济学家，比如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也注意到社会消费能力不足会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尽管他们主要研究的是产品过剩而不是产能过剩，但二者是有一定联系的。从本质上看，在古典经济学时代，不排除产能过剩是个别现象，但它同样是结构性和相对长期的问题；而产品相对过剩则更多是短期的、局部的、周期性的。此后，直到19世纪中后期，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几乎没有系统地研究过生产过剩的问题。不过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是有所不同的：他们不再强调供给方面的重要性，而是强调需求的重要性，并且从需求和消费的角度建立了主观效用价值理论。二者相同的是：都赞同自由市场经济，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比古典经济学家更进一步强调和夸大了制度调节的市场经济机制的优点，而基本不谈其局限性和缺陷。新古典经济学家则通过更加精密的数学模型说明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和经济各方面的理想状态。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观念和分析方法一直延续到当代，被作为当代主流的经济学观念。

马克思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的问题，是从现实中的市场中所表现出来生产过剩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严重过剩往往会表现为经济危机。实际上，生产过剩性必然与产能过剩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对于这种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原因、性质、机制、表现、延续与后果等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马克思分析生产过剩问题的目的当然不是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解决问题的，而只是为了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的生产过剩性经济危机不可能得到真正克服，暂时性的克服或缓解只是造成了其发生的周期性。他认为对生产过剩问题的真正克服，只能发生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曾经一度频繁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使得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对其重视，不得不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其中既有米契尔、哈伯勒等人的综合性研究，也有凯恩斯的深入思考。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是最有影响的。在那本书中，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关键是社会的总需求不足。为此，他提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凯恩斯的办法对古典经济学以来信奉市场调节机制有效性的所谓“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观点进行了根本的否定。凯恩斯认为，如果单凭市场自身的调节力量，充其量是经济保持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状态。凯恩斯的理论以其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大规模失业问题而著称，也的确曾经在某些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发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理论下的经济政策发生作用是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的，而当那些客观条件不具备时，其作用便十分有限了。此外，美国政府在二战后对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的曲解与滥用不仅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也致其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破产。此后，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面而强调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再次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思想，片面信奉市场积极作用的思潮充斥了理论界和政府决策机构。

市场经济的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过剩问题具有必然性，是一种必然发生的但又没有确定的时间间隔、没有确定的严重程度、没有确定的范围的。由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现代的产品过剩或产能过剩危机往往首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20世纪末以来的历次危机都是如此。对此，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必然性。〔2〕

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先后发生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质无非是货币金融活动远远脱离实体经济的轨道，或者片面支持某些行业的过度发展比如房地产业，或者在金融创新形式上造成信用链条的延长和脆弱。从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而言，尽管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或缓解发达国家生产过剩或产能过剩的危机，但是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况且，经济全球化本身会通过金融渠道间接或者直接地造成一些国家的生产过剩或产能过剩并且不断向其他国家蔓延和扩散，而各国的切身利益和具体情况会极大地限制其对生产过剩或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

五、我国为什么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

1.我国具有市场机制下发生产能过剩的共同原因和因素

只要是在市场机制下发生产能过剩问题就有着共同性的原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无法完全避免这种市场经济下的共同性问题，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差别罢了。

马克思认为，作为发达市场经济前身的一般商品经济中已经包含着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产品过剩（产能过剩）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要发展成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而商品经济需要发展到更加发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出现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问题才具有现实性。〔3〕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及矛盾都必须通过商品交换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体现出来，并借以得到解决。如果交换不能顺利进行，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就会暴露或爆发。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问题就是社会运行中相关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供求矛盾的冲突体现。

因此，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中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微观上，个别私人企业内部有组织、有效率地为追求利润而安排生产，与市场上其他企业之间为各自利益而进行的竞争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反差，使整个社会在宏观上既无法实现按比例协调生产，也无法使供给与需求相协调，结果便是比例失调和供给过剩（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

从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例子得到的启示看，微观上，每个企业都是只顾及自身利益的，不愿与同行共赢，在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或不愿进行沟通（或者心存侥幸而不顾信息的提示）情况下，即使个别企业的理性行为也将导致其他企业，甚至社会整体利益受损的非理性结果。这个结果就包含了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这就是说，在自由竞争的（或者约束有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个别行业和个别地区只是顾及局部利益而展开的自由竞争，将会导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以及产能过剩（同时也存在产能不足）的结果。可见，资本追逐利润而扩张的投资冲动，往往会借助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大而实现。但它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产能扩大和雇佣劳动的减少，与失业增加情况下社会有效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便反映在产品和产能过剩现象上。

在市场经济中，一切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的最终原因，无外乎投资者急功近利和群众消费能力受到限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必然要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但消费者的需求则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因此很难跟上生产能力的增加。此外，逐利竞争带来的再生产结构失衡、信用制度发展对各种经济活动当事人之间不断延伸的相互依赖性的加强，更使产能过剩问题出现的现实条件得以充实。

所以，在现代大生产条件下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一方面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企业间又存在激烈的竞争，出现企业在某些方面的扎堆投资是极有可能的。这种竞相逐利的群体投资行为致使对暂时性盈利项目的投资产生过度性（超过市场的实际有效需求），进而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失衡的“马太效应”（失衡愈演愈烈，两极分化愈益加剧）。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产品和产能过剩危机的理论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再转变而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带有中国特色，也就是说，半殖民地、半封建和计划经济留给我们的一些特点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日益进步的科技和生产技术、人们对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注与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还有日益增大的产能和某些产业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都与人们有效需求的有限性之间产生着矛盾。这些情况的存在成为造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的主要因素，并完全可能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使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变成现实。

此外，货币的存在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存在潜在风险和危机的可能性因素，一旦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某一运行环节发生障碍，或者货币和金融运转脱离实体经济，就会出现问题。货币因素既可能直接造成金融危机、货币危机、金融泡沫和钱荒等问题，也可能与实体经济结合起来形成房地产泡沫、产品过剩或产能过剩。从经济学理论看，货币金融活动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造成总需求波动的重要机制，如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处理不当同样会发生这些问题。所以，货币金融对实际投资的支持在有些条件下也会成为产品和产能过剩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出现的产品和产能过剩问题，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市场经济中出现产品和产能过剩问题的共同特点和一般性原因。

2. 现行经济体制下的“增长冲动”、政策导向和政绩衡量标准是促成产能过剩的重要机制

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发展滞后，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有迫切要求发展经济、改善贫困落后状况的“增长冲动”。这种“增长冲动”在各级领导干部身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以至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以GDP为标志）绩效自然成了考核改革开放时期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居民住房方面的不足，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的需求，比如对汽车等交通工具和家用电器、家庭用品等的需求，形成了近些年来较大的投资空间。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对这些项目的投资和建设在分税制下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官员的“政绩”。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衡量和计算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各地区的投资热潮。均衡国民收入（GDP）的衡量与计算，既可以从需求角度进行，也可以从供给角度进行，但前提是计算已经实现的GDP（经济学中的事后计算的GDP），真正的、实现了的GDP并不是事前计算的GDP（或纯粹需求单方面计算的GDP）。我们恰恰在这个环节出了问题：各地区通常只强调从需求角度衡量GDP，当然哪个地区投资多、投资增长快，其GDP自然就增长快、数量大。所以，以 GDP增长率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和干部政绩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甚至唯一衡量标准），必然会推动地方投资的较快增长，其副作用则是推动了整体上的产能过剩。

这个问题和我国干部中长期存在的搞政治运动的工作作风有关。干部们将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和政策要求作为自己工作积极性的表现，宁可在响应号召和执行政策方面将事情做过头，也不甘落后。这种工作作风和追求政绩、互相攀比推动投资的行为结合起来，便进一步加剧了地区之间的GDP竞争，导致各地大搞结构雷同的项目和投资。然而，模仿与上规模容易，创新困难，最终推动产品和产能过剩问题出现。我们可以看看，哪个省没有钢铁、水泥工厂？哪个省没有建材生产？哪个地方没有啤酒、白酒生产？哪个省、那个市县没有大盖楼堂馆所？国内有多少地方在生产汽车？多少地方在大量生产完全相同的日用品？甚至连作为新兴产业的光伏制造业、风电产业也未能逃脱产能过剩的局面。可悲的是，在一些眼光狭窄的地方官员眼里，似乎我们这个大国具有无限需求，因此完全可以大胆投资，扩大产能。各地区之间的这种竞争，某种程度上类似市场上企业间逐利的无序竞争。更具体地说，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长率、发展地方经济过程中展开的带有很大盲目性的竞争，与自由市场中的竞争行为在盲目性和不理智方面存在一定的类似。其结果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地方产业投资结构相同、产品相同，甚至城市格局都相同。但是，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市场需求出现减弱和紧缩，产能过剩问题便突显。

我们认为，在“增长冲动”、政策导向和政绩衡量标准下，各地区之间、各地方政府之间只考虑自身利益并带有盲目性的竞争，是造成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特定原因。这一点有别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关机制。

3. 外部因素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不少外资，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对外生产和加工贸易的发展。即对外开放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国内出口产品的生产。发展出口外向型经济的好处是有利于增加就业，吸引外资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的问题，促进国内生产发展，增加国民收入。但随之而来的不利因素也是明显的：无法得到国外高级技术和专利，无法获取产品的高附加值，形成经济上对国外市场需求的依赖性。而出口外向型经济中形成的生产能力基本上是面对国外市场需求的，一旦国外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社会消费力下降，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便大为减少，导致我们适应出口贸易的生产能力出现过剩。

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出口加工产能与国内的出口商品生产产能叠加，使我国产能过剩的程度变得更大，问题也更加突出。

六、 政府撒手能否克服产能过剩

对于我国当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有些人认为，我国的产能过剩完全是各级政府造成的，只要政府放手，就可以避免类似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政府完全放手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产能过剩问题，但是同样存在有限性和副作用，因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引发产品和产能过剩的环境。市场调节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机制为一种事后调节，其调节途径是通过经济衰退或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微观上则是以企业破产、重组和消耗存货的办法慢慢地解决问题。企业破产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必要机制，通过这一自动进行的机制淘汰那些无效率的企业和部分过剩企业，能够使产能过剩情况得到暂时的解决或缓解，这是市场调节机制的优点。但一方面，这种暂时性的解决，并不能防止以后不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况且这种解决办法有时也会造成较大的失业和财产损失等问题，而且，这种机制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解决问题，并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的经济波动。而产能过剩导致的企业破产和失业问题如果迟迟不能得以解决，便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这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可能导致政府的危机或更迭。

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自动解决产品和产能过剩问题的破坏性方式，即借助经济危机解决问题的方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的效果时指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 〔4〕危机中发生的企业破产和重组，一方面破坏了社会现有的生产力和它的一些成果，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另一方面也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为经济重新发展扫清了道路，同时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下一次危机提供了基础。但是，像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那样大的经济危机，仅靠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本身在长时期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中才产生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干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经济周期性发生产品和产能过剩问题的物质基础（新技术设备、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在19世纪主要是固定资本的更新。由于危机发生时，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谷底阶段，物价下跌到最低点，这时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最有利。而资本和技术更新一旦完成，经济便开始逐步摆脱困境，重新进入发展进程。当前，经济在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固定资本更新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与产业创新结合在一起的趋势更加明显，但是，我们以往关于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物质基础的认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动化、互联网、产品和技术创新不都是如此吗？

20世纪80年代之后，企业界出现了一种新的营销方式，即按订单生产。这种营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动缓解产品过剩问题的积极作用。按订单生产方式可以一定程度上实现供求相等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品过剩。但为了应对产品数量不确定的订单，多余生产能力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前提。因此，在缺乏订单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依然会出现。所以，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本身并不会真正彻底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从我国国内现有情况来看，由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担心企业破产会导致工人失业，影响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不敢轻易让企业破产，从而拉长了产能过剩状态的持续时间。从这方面看，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是过多了。强调尊重市场规律，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微观积极性，减少各级政府的不当干预，让市场调节起决定性作用，是有一定道理的，是有助于经济恢复均衡的。但是其作用也是有限的、暂时的和有特定针对性的。

各国市场经济的实践和历史已经证明，产能过剩无不与市场无序竞争（在我国还有地方政府的无序竞争）直接或间接有关，全靠市场自动调节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真正克服产能过剩现象的。市场调节机制需要企业的自律，但企业是要获利的，只要存在盈利机会，就难以靠企业自律以阻止投资的群体性竞争行为。所以，只要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利益主体，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要缺乏有效的适当的约束机制，形成产能过剩的原因和机制就会发生作用。而完全让市场配置资源，放任不管，产能过剩问题就只能在事后慢慢解决（当然不能彻底解决）。借助市场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当前由特定原因形成的产能过剩，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产能过剩的内在可能性和原因。因为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出发点的利益追求，在很多方面会产生损人利己的行为和只顾局部利益而破坏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甚至发生在谋求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幌子下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从长期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将政府的指导、调节与市场调节机制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缓解产能过剩问题。完全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合理调节与正确引导，就会走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历史证明，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在那些宣称具有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发生的），而不会真正解决问题。

从特定原因分析，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既然与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有关，当然“解铃还须系铃人”。对此可以通过提高政府的认识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克服。此外，通过深化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而只对经济给予适当的调节、引导和约束，防止垄断也防止恶性竞争，同时给以信息引导并对经济形势做出分析、预测以及必要的警示等，纠正以GDP增长率挂帅推动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竞争和攀比模式。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导致产能过剩的特定原因和一般性原因得到遏制、缓解，企业也可以在事前得到预警。在市场自动调节机制下，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差距增大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不加限制的自由竞争就会形成“强者为王”“强者恒强”和“弱肉强食”的经济秩序，而且追逐利益的群体效应以及不可遏止的狂热逐利会不断地引发经济动荡、金融动荡甚至严重的经济危机，极大地损耗社会财富和资源。历史已经证明，完全不加限制的和无条件的自由竞争市场实际上是不能维持下去的，这就是对市场经济需要进行必要干预的理由。

化解产能过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交织在一起的。既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帮助，比如政府出面促进高速铁路等过剩产能走出国门，化解国内相关的产能过剩压力，也需要市场通过企业破产、兼并和重组逐步调节，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七、 我国当前采取“微调政策”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面对当前产能过剩的问题，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历史表明，以往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要么是过度干预导致经济衰败（远如重商主义，近如计划经济的强行干预），要么是不当干预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或滞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起大落和结构失调（我国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干预政策的滥用，另一方面也是干预政策本身的缺陷所致。

现代宏观经济学更多强调对经济总量的调节、总需求的调节，忽视对于供给方面的关注，也忽视对于经济结构方面的调节。尽管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了上述问题，并且力图将市场自动调节机制与适当的干预相结合，从不同方面改善现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但始终未出现较成熟的和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模式。

2014年，我国新一届政府采取了“微刺激”政策，尽管意在稳定和维持适当的经济增长，但以更深远的眼光来看，“微刺激”政策只是“微政策”的一个方面，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理论上，“微调”政策摈弃了西方有关理论中只关注宏观经济总量调控的做法，更加注重有针对性的结构调整和控制，这有利于防止和调节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因而，它补充和完善了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微调”政策不仅侧重总需求，同时也影响总供给。这就突破了凯恩斯主义宏观需求管理理论的局限性，大大扩展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容，使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全面。再次，意在稳定和维持适当经济增长的“微调”政策既包含“微刺激”，也包含“微紧缩”，即对经济活动有保有压，有促进有抑制。不仅可以用来调整经济结构和刺激经济增长，也可以用来抑制结构性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所以，包含“微刺激”政策在内的“微调”政策，也许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政府的适当作为。

在实践上，“微调”政策针对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现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在经济的存量和增量之间进行适当调节，有利于恢复经济结构的均衡合理；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使支持节能环保和恢复自然生态产业发展的政策更有针对性，容易落实到实处，从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微调”政策在国际和国内经济面临困难的形势下，着眼于稳定和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这对于维持就业，维持稳定的经济社会局面，促进改革开放进程顺利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是一般性的表现形式。“微调”政策就是这种情况。它既是我国特殊情况下的产物（也可能是形势逼迫出来的），也包含着一般性的理论意义。因此，“微调”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是适合我国当前经济特点的。我们相信，经过一段时间，在深化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一定会看到“微调”政策的积极效果；也希望目前的“微刺激”政策成为完整而成熟的“微调”政策的先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两提“新常态”《人民日报》连续3天发文阐释〔EB/OL〕.（2014-08-08）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808/c1001-25432856.html.

〔2〕〔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4，548，277.

（责任编辑：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