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欣

8月24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书写情感的历史”、“口述史中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变迁”主题会议召开。在时间这个暴君的“统治”下，哭泣、音乐都会成为书写历史的方式，而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和人的地位的提升，口述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很多珍贵记忆从时间泡沫中保留下来，可供追忆。

哭泣和音乐的情感历史

8月24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书写情感的历史”主题会议在山东大厦影视会议厅举行。会议共分四场，议题由Ute Frevert和AndrewLynch召集，来自法国、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的11位学者现场发言。

英国杜伦大学教授Andrea Noble在演讲开始就向听众展示了一幅图像，这是一棵烧毁的树干。1520年6月30日西班牙征服者与阿兹特克帝国之间的一场冲突，西班牙人受困，损失惨重，据说他们曾在此哭泣，这棵树干成为悲伤的象征。

Noble目前所做的一个项目名为“墨西哥的眼泪：情感和动机（1520-2014）”。在他看来，哭泣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有时表达的是悲伤，有时又是忠诚。当听众问及“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处理情感”，Noble回应说：“我们需要具备想象能力，把自己置于历史的场景中。”

艺术是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人和动物都是生命的载体。在西方，人们通常将音乐作为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悉尼大学教授Alan Maddox指出，音乐能够表达人们的情感，而好的歌唱家能更好地表达情感。作者最后总结道，音乐更容易塑造情感，尤其是教堂和教会的活动，也促进了人们高尚情感的培养，是人们在表达情感中的一种重要媒介。

口述史的“前世今生”

自我文献也叫自我记述或者自我宣言，像是日记、回忆、私人信件和自传，这类文献传统上一直被视为提供直接进入过去情感的直接途径。捷克帕拉茨基大学Radmila vaikovaSlabakova着眼于自我文献，讨论了通过提供语言之外的素材来研究口述史的可行性和潜力。

自从世上第一套录音设备出现，由蜡盘滚筒逐步发展到磁盘、有线录音机、卡式录音带和卡式录影带，现代意义的口述历史工作就真正诞生了。最早的回忆记录可以追溯至19世纪——“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的一份抄本，包括了有关1863年纽约市征兵流血暴动的第一手回忆。

Miroslav Vanek教授在《我们何以在此？口述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指出，1975年圣弗朗西斯科的圆桌会议主题为“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新方法”，这次会议一般被认为是口述史发展的转折点。Miroslav Vanek教授坚信经过将来的讨论，会有更多的历史学者关注口述史，因为没有口述史就无法展现研究问题的连贯与一致。

口述时代的历史表达：拆迁事件的核心人物、枉死的小贩、一夜爆红的脑瘫诗人……都是大历史的组成部分

如何进行口述？个体表达有着怎样的痕迹？在历史定位中，小人物口述的意义甚至不比大人物的口述差。我们看到，人人皆可入史的当下，对个体命运的关照，凸显了时代的进步。

在中国，身为近代史大家的唐德刚是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唐德刚第一个口述历史的对象是著名学者胡适。当时胡适流亡异域，生活清苦，“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唐德刚称，他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带着一台笨重的录音机，首次到胡适府上，写下了他“口述历史”系列的第一笔。

多年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陆续出版，迅速为唐德刚赢得盛名。1979年，近60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稿由李宗仁长子李幼邻带回大陆，广西政协最初编印发行高达60万册，其后一版再版。

如今，很多报纸、杂志甚至电视，都打出了“口述历史”的名号，央视的《大家》、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等栏目均在此列。

2002年起，崔永元开始“口述历史”的搜集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寻访被遗忘的历史见证人。9年共采访3600多人，600多万分钟的素材，耗资1.3亿元，先后推出了《电影传奇》、《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系列专题记录片。

2012年，崔永元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老祖宗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留，不然后代子孙会唾弃我们。”他更多思考的，是这段历史是否有办法留下来，另一段历史是否可供追忆。

其实，现在进行时也是历史，拆迁事件的核心人物、枉死的小贩、一夜爆红的脑瘫诗人，这些社会底层卑微的存在者，同样是大理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