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梓熙

提 要 近年来大量出土的文物证明两汉六朝是三峡地区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时期。考古所见文物如：摇钱树、大量随葬的钱币、刻有富贵铭文的器物和运算机制先进的算珠。都是商品交流和商业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中包含的文化意韵集中反映了两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地处西南经济要道，求财慕富的商业文化。

关键词 三峡；两汉；六朝；商业文化

三峡地区依托长江水道，交通便利，而土地却较为贫瘠，主要农作物多为经济作物。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该地区的商业文化较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更为突出。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商品经济模式是长江流域文明化的主要模式，其与黄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走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论证这一道路时，着重提到柳林溪和杨家湾这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指出，秭归柳林溪出土了作为商品的大量烛台，而宜昌杨家湾遗址也出土相似“烛台”，疑为自柳林溪输入。 如此说可以成立，则三峡地区商业文化自新石器时代就已萌生并发展起来。

近年来，为配合三峡工程的兴建，考古工作者对三峡地区实施了大批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相关考古成果十分丰硕。而两汉六朝时期的墓葬遗迹较其他历史时期更为丰富，大量出土的文物证明两汉六朝是三峡区域商品经济大发展时期。本文通过耙疏该时期的相关出土文物，以管窥当时商品交流与商业文化蓬勃发展的盛况。

一、摇钱树文化

“摇钱树”是商业文化的典型象征。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三峡库区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摇钱树、摇钱树叶、摇钱树座、摇钱树纹砖。在三峡地区摇钱树发现之前，出土摇钱树多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六个省数十个市县。学界一般认为，四川、重庆两地尤其是前者的成都平原一带实为摇钱树分布最密集的地带。并认为其产生和形成也应该主要是在这一地域完成的 。故此三峡地区的摇钱树可能是通过商品流通的形式从成都平原传入三峡地区。

学者周克林探讨过钱树与两汉经济生活的密切关系。认为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交通路线大致可分为三条主干线，即东、西、北、三线。东线为成都-彭山-乐山-昭通-昆明-大理-保山-印度、缅甸；西线为成都-双流-新津-芦山-雅安-西昌-，在昆明与东线南端相重合；北线为成都-新都-广汉-绵阳-广元-城固-西安。而摇钱树的出土地点与这三条路线恰合。 由此可见摇钱树是商路上商业文化发展的产物。周先生提出此论点时还未有三峡地区钱树出土。

而根据如今三峡地区钱树出土地的分布来考察，应不与上述三条线重合，而自辟蹊径。

他们分别为：1.湖北秭归台子湾遗址的III区M3出土的鎏金摇钱树 。2.忠县红星村墓群出土的卧羊形钱树座 。3.万州安全墓地汉墓M19出土的陶质摇钱树座。4.巫山麦沱汉墓群汉墓M15出土的摇钱树纹砖。5.丰都汇南墓群东汉早期墓M22出土的陶摇钱树座5件。重庆忠县崖墓中发现的摇钱树座。此外湖北房县也出土摇钱树。由图1-1可见出土摇钱树遗址均沿三峡水道分布，他们共同构成了西南地区对外经济交流，沿长江三峡而直抵荆楚的航运干线。而这条航运干线正是三峡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动脉与见证。

图 1-1三峡地区摇钱树出土位置图

摇钱树具有祈福求财文化意向。许多学者的文章都涉及摇钱树的内涵。一般认为：摇钱树是社树，墓葬中随葬它，象征墓主人可以通过对它的控制实现拥有财富的企图。摇钱树是在巴蜀文化旧俗、两汉文化和当时的经济活动共同作用之下，借鉴巴蜀文化神树和汉代“桃都”树的造型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总而言之，“摇钱树”是三峡地区商业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他既是商品，也是商业文化的载体和标识。寄托着两汉六朝时期三峡居民经商致富的渴求。

二、财富铭文文化

（一）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多出土刻有与财富有关铭文的器物。这些铭文多有标榜财富、祈求财富的内涵。

这一时期三峡地区共有三处遗址发现刻有富贵字样的铭文砖。其一：巫山麦沱汉墓群，汉墓M27，出土的“富贵长乐未央”铭文砖。其二：万州松岭包墓地，该墓群三座墓M5、M7、M8均出土“富贵”铭文砖，花纹中间模印篆书“富贵”二字。其三：万州大地嘴墓地，六朝墓葬，M25也出土“富贵”文字花纹砖，砖中部阳刻“富贵”二字外，两侧还有交叉复线的“×”纹。

此三处墓葬还同时出土了大量钱币，共同反应出该地的厚葬风俗，以及当地追求财富的物质文化氛围。

（二）铭文器皿

器皿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常用品。器皿上的铭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器皿使用者的内心祈愿。

巫山双堰塘遗址汉墓M705 出土的“富贵长乐未央”铭文杯。反映了墓主人祈求长时间拥有富贵的内心需求。该杯为青铜耳杯，编号M705：25，椭圆形器身，月牙状双耳对称水平饰于器口中部，方唇，敞口，弧腹，假圈足状平底；双耳面铸饰菱形几何纹，器内底依椭圆小底形，铸饰一周线状锯齿纹，锯齿纹当中同时铸饰汉隶体吉祥语铭文“富贵长乐未央”6字。此外秭归卜庄河西汉墓M3出土的“唐是千金”铭文铜钫，也是类似寓意。一方面体现了墓主人对财富的渴望，另一方面体现了对拥有财富的墓主人身份的认可，这与当时重农抑商中原文化形成了强烈对比，反映了三峡地区商业文化较农业文化更为突出的特点。

（三）印章

印章是印章持有人身份的象征。巴东西瀼口古墓葬，东汉墓M7出土铜印章1枚。编号M7：5，印面长方形，有边框，印章纽部有穿孔，朱文篆刻“赵氏千万”4字。该印章与四川芦山发现的东汉晚期铜印、贵州兴仁交乐东汉晚期墓出土的铜印章在外形和字体、篆刻方法等方面是一致的，属吉祥语印类。同前摇钱树的分布类似。四川芦山、贵州兴仁与三峡地区同属西南对外经济交流要道腹地，同类印章的出土反映当时此类印章形制在西南经济交流范围内以有固定程式。或为同一工坊制造。且将自己的姓氏加诸千万，有彰显所有者财富的意味。刻章由于其特殊的用途也可作为经济交流中的凭证。endprint

三峡地区出土的同类印章还有：巴东县陈向坪王家湾墓群东汉墓M4、M9、M10分别出土的铭文为“马千万”“爰千万”“苏”的铜印。及与其篆刻方法相同的神农溪上游孔包河东汉晚期墓M3出土的“郑千万”印章。其中“爰千万”的“爰”除了可以作姓氏外还有“改易，更换”和“古代的一种重量单位或货币单位”两种含义，而这两者也都与商业文化相关。

三、钱币文化

钱币是商品交流的媒介，自然也是商业文化的载体。随葬钱币是汉六朝时期三峡墓葬的普遍现象。除了少数被盗空的墓葬外，三峡地区的墓葬都有钱币出土，其中还不乏有大量钱币出土的墓葬。如：巫山麦沱汉墓群共出土钱币779枚。其中仅墓M29就出土钱币364枚。万州松岭包墓地墓群出土钱币380余枚。巫山麦沱古墓群，仅东汉墓M47就出土钱币1000多枚。忠县崖脚墓地，东汉初年墓BM22：出土较完整钱币1103枚。丰都汇南墓群出土钱币共2736枚。

一般认为大量厚葬钱币是由于王莽至东汉末国内均有厚葬之风。但三峡地区汉六朝时期大量随葬钱币的情况非常多见且不限于王莽至东汉末年。故此应还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三峡地区巫文化渊源流长，且融合了巴蜀与荆楚文化，对生死丧葬更为重视，愿意多费金钱。其二就是该地商业气息浓厚人们通过随葬钱币，祈求先人赐予更多的财富。其三大量钱币随葬也反映了墓主人财力雄厚。而这些墓中并未有兵器及与官府相关之物，可见墓主获得财富的原因极有可能为经商所得。

除了随葬钱币，随葬金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如：宜昌前坪西汉墓（1971年-1972年）发掘中：30座墓葬中不仅出土铜半两1067枚。还出土金“郢爰”残块，上有“郢爰”印文，重36.4克。“麟趾”金一块。为完整金饼的四分之一，重62克。数以千计的铜币，和重量可观的黄金货币出土，印证了宜昌地区作为峡江水道的重要口岸在当时既有财力雄厚家族存在。

四、珠算文化

“珠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徐岳所撰的《数术记遗》中。该书记载“珠算，控带回时，经纬三才。”，北周甑鸾为此条作注大意为：把木板刻为三部分，上下两部分是停游珠使用，中间一部分是作定位用的。每位各有五颗珠，上面一颗与下面四颗珠用颜色来区别。由此可见早在汉代中国就已有珠算这一计算技巧，六朝时期珠算这门技术更为详备，珠粒已有颜色的区别，以便进行更为复杂的运算。

云阳县旧县坪遗址中，分别发掘汉代陶制算珠1枚AT03：1。六朝算珠3件。

具考古报告介绍这次发掘所得珠粒即有明确的层位来源，其本身又有形制和颜色的不同，从而从实物这一角度上证明了文献记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三峡地区的算珠出土时间早，六朝算珠的形制和颜色的不同又体现了该算珠组成的算盘在当时功能的先进性紧跟中原步伐。算盘是古人进行复杂运算的绝佳工具，而从事商业活动最易运用大量复杂的运算，因此珠算也是商业文化发展的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从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得知两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商品经济已有一定规模。该地文化也鲜别于中原“重农抑商”文化，呈现出渴望财富，以拥有财富为荣的特质。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中：“建平郡（治所在今巫山县）少农桑，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描述简明的说明了当时的这种重商风气。无独有偶《三国志》记载，永安二年（公元259年）孙休诏曰：“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也反应了当时长江上下多意愿从事商业活动的风气。

“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过去由于唐代三峡诗光彩太盛，学者一般认为三峡沿江居民商业观念及风气形成始于隋唐。而根据对以上文物的分析，三峡重商风气的形成至少可追溯至两汉六朝时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