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如鹏

（资料图片）黄奇帆。图/CFP

谈重庆的经济，就不能不提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2010年黄奇帆正式担任重庆市长以来，重庆拿了2个第一名（2014年和2015年前三季度），3个第二名（2010年至2012年）和1个第四名（2013年），一直稳居全国前列。

对这一成绩，黄奇帆本人似乎并不看重。他在今年8月刚刚举行的亚布力峰会上说，“经济增长快还只是一个次要的目标”。相比之下，他更在意经济结构的趋好。因为这可以推动重庆经济总体上持续稳定较快的发展。

但不管怎么说，透过这组漂亮的数据，重庆在发展经济上所表现出的势头，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黄浦江畔的改革者

提到黄奇帆，几乎所有的受访者给出的第一评价都是“懂经济”。无论是早年在上海操盘本地股重组，创造性地推出“净壳”概念，还是后来在重庆布局“笔电产业”、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无不显示出他对金融、产经理论的熟悉。

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工农兵学员”出身的黄奇帆，其实学历并不高。他经济理论的功底，更多的来自于实践和自学，而不是课堂。

黄奇帆早年曾在上海焦化厂当工人，当时他只有16岁。22岁时，他得到了一个到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学习的机会。学成回厂后，他从技术员干起，一直做到副厂长。

上世纪80年代初，刚过而立之年的黄奇帆调入上海市经委任职，开始涉足宏观经济管理。当时，经委综合规划室担负了全市工业经济发展规划、布局、产业发展等综合职能，黄奇帆在该室担任了近3年的副主任，为日后掌管宏观经济打下了基础。

1987年初，黄奇帆调到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当主任。这个中心负责收集、分析与经济相关的各种数据。他对数字敏感、擅长运用数据的习惯，很可能就是在此期间养成的。

据重庆当地的媒体记者反映，黄奇帆对经济数据有超强的记忆力，在会议上往往不用讲稿，可以作数小时的发言，引用上百数据而鲜有错误。为此，他获得了一个充满方言特色的称呼——长着“电子脑壳”的市长。

上世纪90年代前期，黄奇帆调倒浦东搞开发，担任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或许正是在这期间，他开始成为一名真正的改革者。

多年后，黄奇帆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回忆，“小平同志当年到上海浦东视察的时候，我有幸陪在他旁边，直接聆听他南巡讲话中很多重要指示”，“当年老人家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国社会制度改革，是针对着现实的问题，问题在哪里，改革的重点就在哪里。”

离开浦东后，黄奇帆升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这期间，他开始思考上海市经济政策和改革方面的策略，并开始表现出不凡的经济才能。

1998年他在担任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期间，主导了资本市场第一起上市公司“净壳”收购案——上海房地产集团收购嘉丰股份。他的资本运作天赋，在这场上海本地股的重组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最复杂、最具有挑战性的收购模式，后来很快被奉为资本市场的经典。

“学者是终生的”

采访中，很多熟悉黄奇帆的人都表示，他的学习能力超强。一位接近他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已63岁的黄奇帆，仍坚持学习，“他那种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渴求，我们很多年轻人都赶不上”。

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除了看书、纸质资料外，黄奇帆还很喜欢通过手机微信学习，“他有一个朋友圈，常用发一些信息、资料给他，他一有空就会拿出手机看，车上、会议间隙甚至是上厕所。”

黄奇帆是学化工的，到重庆后为了发展“笔电产业”，开始大量学习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现在无论是调研与专家交流，还是招商与外商谈判，他都表现得非常专业，对技术的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该领域的专业人士。

黄奇帆懂经济，不仅知晓理论，更善于将理论转化为执行力。前述工作人员说，他最让人惊叹的地方，就是对知识的吸纳和消化能力。

经济学家科斯曾发明过一个科斯定理，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认为，凡是政府管理的、有总量管制的公共资源，都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而市场化的交易一定会使政府的管理能够实现更好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更好的效果。

国际上曾将这一原理运用于全球的碳汇交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黄奇帆则根据科斯定理，在重庆创造性地发明了“地票”制度。

按照这一制度，农民进城后把农村建设性用地转化为耕地，形成“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交易，城里人买了这个“地票”，就可以在城郊结合部的地方征地，发展房地产。在这个过程中，既保护耕地，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又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进城农民工转户进城提供了原始积累。

据了解，自“地票”制度实施以来，重庆已有15万亩地被用于交易。交易的结果是，一方面大约300亿元进入农村，反哺了农民;另一方面重庆在保证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耕地却没有减少。据估算，通过“地票”制度，到2020年，重庆3400万亩耕地不仅不会减少一亩，反而还能增加100多万亩。

目前，“地票”制度已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成功案例。

在土地交易市场尝到甜头后，黄奇帆又开始考虑将科斯定理应用到新的领域。今年6月，他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5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透露，目前重庆正研究在新能源车、光伏电池、风力发电等领域采取类似的办法，通过交易，让消费者得到补贴，做大市场。

细细梳理黄奇帆推出的一系列经济举措，不难发现，很多都脱胎于已有的经济理论。而与此同时，他的不少经济实践，又会成为理论界研究的对象。比如，他在重庆组建的“八大投”投融资平台，世界银行曾用两年半时间对其进行专题研究。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黄奇帆平时很注重与经济学家的交流。他当市长后，重庆每年都会举办“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年会”，邀请各国的经济学家建言献策。

而很多与黄奇帆有过接触的经济学家，也常被他的经济学识所折服，认为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懂经济、重研究的学者型市长之一。

黄奇帆本人也很偏爱学者这个角色。他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市长只是个职务，而学者是终生的。”

市长的生意经

2001年10月对黄奇帆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沿长江溯流而上，到重庆出任副市长，并在一年后被提拔为常务副市长，分管国资、工业、教育、金融等领域。

据知情人介绍，时任重庆市长王鸿举非常开明、大度，放权让黄奇帆干，而黄奇帆事业心和能力都很强，“属于那种给他一点空间、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的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黄奇帆确实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工业产品纷纷萎缩，但笔记本电脑销售逆势增长20%以上。重庆决定将笔电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当时笔电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个内陆山城连一台笔记本电脑都不能生产，它该如何起步？

时任重庆市发改委主任、现重庆市人大副主任杨庆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他们对惠普、宏基等笔电企业的运作模式进行了仔细分析，发现是一种水平式的布局，即从全球各个地方把零部件、原材料运到中国沿海，组装完成后，再把整机销往世界各地。

“由于物流成本过高，这种模式对远离沿海的重庆来说根本没法复制。”杨庆育说，“后来我们分析，如果能够把水平式的布局变成一种垂直式的布局，就可以减少物流成本，弥补重庆作为内陆城市的劣势。”

在此基础上，黄奇帆提出了工业集群发展的理念。2008年，他亲自到惠普总部做说服工作。他提出，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并承诺“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

惠普答应落户重庆后，黄奇帆马不停蹄又赶往台湾的富士康。一见面，他就对郭台铭说，“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跟你讨论一个战略。惠普给了重庆4000万台电脑的单子，你如果有兴趣的话，至少可以把三分之一或者把2000万台交给富士康做，但你要把零部件制造基地，带到重庆去。”

原本半个小时的会面，后来延长到三个半小时。郭台铭对黄奇帆的设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会谈中他把富士康的4个副总裁、10个部门经理也叫了进来，一起听这位重庆市长的生意经。

随着惠普、富士康这些大品牌商、整机商的落户，众多零部件供应商也开始集聚重庆。如今，一个世界级的笔电基地已经在重庆诞生。它的年产量超过江苏、广东、上海等沿海省市的总和，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

同时，笔电产业每年可以为重庆提供超过5000亿的工业产值，成为重庆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发动机。

问题解决者

笔电产业发展起来后，产品的进出每年都会涉及巨额的销售结算。黄奇帆发现，结算地点并不在中国内地，而在千里之外的新加坡、香港、爱尔兰等地。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块巨大的肥肉——不仅可以给政府带来税收，给结算银行带来中间收入，还能够提供成千上万的高级会计师等“白领”岗位。

但跨国销售结算属于离岸金融结算，根据中国的有关规定，任何银行法人、自然人，都不能有离岸金融结算账户。于是，重庆找国家外汇管理局协商，后者最终同意他们在企业内部搞试点。

重庆解放碑中央商务区（CBD）。图/GETTY

迄今，重庆离岸结算的资金已超过2000亿美元，每年给政府带来了几十亿的收入。有了这项业务后，重庆不仅成为惠普在亚太的结算中心，而且结束了中国内地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

据说，重庆开通离岸金融结算业务后，沿海一个发达省份的书记还质问有关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这件事我们没有做？

通过产业集群，重庆解决了零部件、原材料“进”的问题，但笔电产业“出”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整机通过传统的海运，需要先到广州，再经马六甲海峡运往欧洲，不仅运费高，而且时间长，差不多要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时间。

事实上，从重庆到欧洲有现成的铁路。不过，由于沿线有六七个国家，铁路运输的时刻表、价格不统一，再加上经过每个国家都要进关、出关，关检成本过高，所以几乎没有人走这条线。但就是这样一条被大家忽视的铁路线，突然被重庆发现了。

这条铁路一旦打通，重庆不仅三四千万台电子终端产品可以不再通过海洋运到欧洲，还能吸引沿海的东西到重庆再运往欧洲，地理劣势立马反转为战略优势。

但促成此事的难度，无异于登天，仅说服沿线六七个国家接受统一价格，就不知道需要多少轮的谈判。同时，这还要承担不小的政治风险。

重庆市政府一位当年参与此事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理说，这属于国与国打交道，而外交方面的权力归中央政府所有，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能这样做吗？

2010年，重庆花了6个多月时间，先征得国家有关部门同意，然后把沿线各国海关、铁路公司的负责人分别请到重庆协商，最终达成协议，打通了这条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却中断至今的铁路大通道，而运行在这条铁路专线上的列车则被命名为“渝新欧专列”。

根据协议，沿线各国对“渝新欧专列”实行关检互认，在重庆海关关检以后，其他国家海关不再重复关检。同时，在沿途1万多公里铁路上，“渝新欧专列”属最高等级，它只要开过去，其他所有的特快、普快、快车、货车都要让路，全程只需14天。

随着“渝新欧专列”的开通，重庆又为渝新欧火车站申请了国家一类口岸、保税物流园区，使重庆一下从开放的后位走到了前沿。

杨庆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布局笔电产业到离岸结算，再到开通“渝新欧专列”、申请一类口岸和保税区，事先并没有一份蓝图。他们就是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断深入，不断推进。

“在这个过程中，黄奇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杨庆育说，“他有很先进的理念，又用这些理念武装了我们这些人。”

黄奇帆曾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说，“我的生活就是一个模式，不断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想出办法去解决它，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你就会很愉快。”

高官股评员

与绝大多数中共高官不同，黄奇帆敢说话、好评论。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与经济学家郎咸平辩论国企改革、公开批评P2P互联网金融，与南京市副市长蒋裕德争论南京长江大桥的去留等等。但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还是他的股评言论。

黄奇帆早年在上海曾在市体改委任职，是中国最早接触资本市场的官员之一，对股市熟悉在情理之中。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位省部级高官公开评论金融行业及管理层的做法，在中国官场也实属罕见。

黄奇帆的口才非常好，在多数场合的讲话大多超过一个小时，而且往往不看稿，更不会让听众觉得冗长沉闷，因为他可以把课题的来龙去脉，深入浅出、脉络清晰地娓娓道来。

尤其是，他能把很深奥的经济现象讲得浅显易懂，即便是普通人也能听明白。这也是他的多篇讲话稿能够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4年1月，黄奇帆在重庆经贸工作会议上说，股市改革应该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再推多渠道股权融资让巨量资金入市，提振股市信心，最后再启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股市改革一定要接地气，按照改革需求的顺序出牌。一手好牌，出牌顺序错了，也会打输，”他说。

2015年6月3日，出席重庆市金融办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时，黄奇帆批评说，“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大家说了多少年，越说越难越贵，变成了一个痼疾。原因是文不对题，没有针对性，与虎谋皮。这些环节，你叫他们减少利息，不可能，所以说来说去，总解决不了。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是什么？就是资本市场。”

他认为，应该让一大批企业，不管大企业、小企业上市，大企业到A股去上市，中小微企业到转板、三板去上市，然后改变融资市场的力量对比，倒逼利息下降。

有意思的是，每次股市下跌，黄奇帆之前的股评就会在股民中流传。比如，今年7月末，一篇题为《黄奇帆：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的文章在互联网中被广泛传播。

这三句话实际上是今年2月黄奇帆在重庆市金融工作会上说的一段话：金融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三是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

一位熟悉黄奇帆的重庆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敢说话、好评论实际上是黄奇帆直率、随心的性格的一种外在表现和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