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元涛

从经济视角看公心

文/王元涛

谁也不会执着地追求完美，我们只是无法容忍直破底线坠向地狱的任性而已……

公心私心，表面是人文表达，背后有经济成因，归根结底是成本核算的问题。

至少从春秋及古希腊时代起，人们就已经在实践中发现了，基于公心，即把群体利益置于核心和优先的位置来行事，从长远看，容易实现利益最大化。所谓吃小亏占大便宜，这是一笔经济账。类似祁奚那种“外举不避仇”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发生，无数经验累积，慢慢就抽象出了系统的信条，成为族群共同遵守的规范。我相信，道德有着这样一个漫长的起源。

因此，道德的首要特征不是高尚，而是方便与实惠。从此，就不用再由每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经历一遍了，先吃亏，再上当，然后得教训，最终才能明白公心才是得利的最大公约数。现在，道德已经给你规定好了，你放心照做就是了，省事省心，节约成本。我们常说，文明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也就包含了这层意思。

关于公心私心，华北某地一位市长的故事就很有典型性，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讲，自己一月工资7000块，每天工作10小时，权力很大，机会很多，诱惑更多，因此，呼吁全国人民监督他。实际上他自己也该知道，这事儿完全不靠谱。别说我远在深圳，即使身在华北，身在他当市长的那个城市，想见他一面也不容易，怎么实现监督？因此，我们只能说，公心实在太重要了！身处他那个位置，如果没有公心，或公心不强，太容易出问题。

因此，为公心鼓与呼，为有公心者树碑立传，试图用榜样的力量感召无数追随者，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可回过头来想想，手握重权负责处理公共事务的人，对公心的依赖度如此之高，这事儿怎么看都有点悬。

因为从道德的本源来讲，公心之有无，应出于自愿。可涉及公共利益，公心又分明是刚性需求。这里的矛盾与冲突就很深很激烈了。腐败，往往在这里产生。

周永康、徐才厚这种大贪无缘得见，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些同龄的同学或熟人，应该算是微型版的周、徐。他们年纪轻轻时，目标就已非常明确了，要升官，要发财，为此挖空心思找门路，造人脉，连我都曾被人踏为小小的台阶。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在内心深处，对公心既不相信，也不尊重，完全是不屑一顾，可是，在口里，谁也没有他们喊得响。我一直好奇这种人是怎么炼成的，遗传因素、家庭影响、人生际遇、学习后果，诸般成分各占多大比重呢？言语与行为分裂，信念与表达相互欺瞒，他们何以能做得如此驾轻就熟？

在我与他们有来往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很小，还没有机会作恶；后来怎么样，已不在我的视野之内。但一个不容无视的事实是，在目前依然对公心有刚性需求的社会管理平台上，他们正在逐渐地占据着要津，对此，想一想，都会不寒而栗吧？

对于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心私心难题，整个人类暂时也没发现什么一劳永逸的妙招，只能勉为其难地到制度上去找解药。比较成熟的经验是，在制度的看管之下，公心不再是必须的。私心有边界，制度是藩篱；公心属自愿，最终指向的依然是自我满足。这种道理，先贤大哲早已讲过百千遍了，只是我们依然装睡一样地困惑。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制度难以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我们为了养成公心，在道德训诫上耗费的成本不可胜数；同时，在反腐过程中，法律的事后追罚又会造成另一种浪费，因为受惩罚的不乏精英，而他们也是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才培养起来的。

制度自然不是万能的，但良好的制度可以降低恶性事件发生的频次与烈度。谁也不会执着地追求完美，我们只是无法容忍直破底线坠向地狱的任性而已。有公心者，吃亏自认；公心弱者，因制度的辖制，也不至于太过嚣张。我们的希望与要求，顶多也就是这个了。

责任编辑：刘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