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志文

贾樟柯归来的漂泊诗人

文/史志文

从汾阳小子、小镇青年，到第六代导演、欧洲几大电影节的常客，45岁的贾樟柯已经拍了17年的电影。背着身上那些数都数不完的标签，他严格地践行着自己的拍摄原则，充分地尊重自己的拍摄意图，然后成功地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最佳途径之一。贾樟柯是双子座，所以他自认拥有两个自我。如果过去的那些作品意味着其中一个他，那么《山河故人》就是全然的另一个他—放弃一部分理性的自己，让感性的自己完全释放出所有积淀已久的丰富情感。过去，贾樟柯像个作家，现在，他像个诗人。过去，我们说贾樟柯是一个可能伟大的中国导演，现在，他应该是中国电影最伟大的漂泊诗人。在外漂泊了九年后，他的电影终于不用再漂泊，而他也终于迎来了自己期盼已久的回归。回归情感，回归故土，回归自我。九年的时光，山河依旧，倒是作为故人，我们无比期待与贾樟柯的久别重逢。贾樟柯很欣慰，他拥有一批和他一样重情义的合作伙伴和观众，而且这些年来，他们从未抛弃过他。

我的电影不能没有情义

这些年，见过贾樟柯几面，他总是很淡定，无论是回忆那些坎坷的过往，还是面对记者相对尖刻的问题。他是见过风浪的，但是在今年的戛纳，在《山河故人》的首映现场，贾樟柯格外激动。面对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起立鼓掌和欢呼，他与赵涛眼眶泛泪，向他们挥手致意。这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一直在关注贾樟柯的人，都不曾见过的场面，包括贾樟柯的老朋友，他的纪录片《汾阳小子》的导演，巴西人沃尔特·塞勒斯。他是专程来戛纳给贾樟柯捧场的，他说：“放映完毕，贾导和女主角赵涛相拥而泣，是今年电影节最感人、最难忘的一刻。”于是，这就有了我们向贾樟柯，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的每部影片都会在戛纳或者威尼斯首映，但这样一个感动的时刻还是非常难得的，印象很深刻。现在想来，还是回味无穷。戛纳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放映，首映时有两千多人，其中有很多人是专程来看《山河故人》的。而我们作为主创，在异国的大银幕上看着自己的作品，都特别感动和激动。可能是现场的观众感染了我，他们起立鼓掌，表达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认可，对中国电影的认可。事实上，我们在戛纳到处能体会到这种热情。”放映结束后没几天，贾樟柯收到了沃尔特·塞勒斯写给他的一封信。这位巴西名导在信里非常由衷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他说他的很多朋友，都是哼着《Go West》回家的。

《Go West》是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迪斯科歌曲，也是那个时候，贾樟柯去迪厅玩，最常听到的一首歌。现在，成为《山河故人》里两首配乐中的一首，伴随着影片的第一个画面的出现，钻进观众的耳朵里。熟悉的旋律打开了我们记忆的匣子，也拉开了贾樟柯这场情感拷问的大幕。“那是我迪厅时代的一个记忆，那时候迪厅风靡全国，《Go West》是迪厅金曲。一般来说，像在北京，都是午夜十二点整点的时候开始放，认识的、不认识的年轻人都手扶着对方的肩膀排成一条长龙，然后一起跳，有一种相当振奋人的凝聚力。它算得上是那时候的年轻人的一个群体记忆，有很强的共鸣感，也有很强的时代感。”

另一首配乐，是叶倩文的《珍重》，这是贾樟柯最爱的一首歌。电影里，歌声是从涛儿的耳机里传来的。耳机的一头在她的耳朵里，另一头在儿子的耳朵里。两代人，面对难以交流的尴尬，一首温婉动情的粤语老歌，恰到好处地填补了母子俩心灵上的空白，也表达了贾樟柯的态度：情义，是应当珍重的。因为如果你不珍重，情义是会消失的。“叶倩文的这首歌是一首有情有义的歌，非常适合用在这部电影里，它比较内在地谈感情的波澜，让我觉得它非常有感染力，也很有古风。所谓古风就是情义相连，就是大家除了爱情、情感之外，还有一种责任，一种即使爱消失、义仍在，人和人之间最美好的东西。”

时间是沉淀出情感的唯一途径

整部影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涛儿送儿子去上海坐飞机，跟他的父亲移民澳大利亚。涛儿刻意选择带儿子坐绿皮车，而不是更快的高铁或是飞机。面对儿子的疑惑，涛儿淡淡地说，“这样慢一些，我们相处的时间也可以久一些。”这是贾樟柯对情感的理解，也是触动他拍摄《山河故人》的一部分动因。时代的飞速发展有时候反而让我们的情感跟不上节奏了，是时候慢一些，等一等我们的情感，有些东西，是应当要留住的。“我觉得时代不一定越往前就越进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美好的东西消失得的确是比较快的，当中也有很多是值得我们留恋的。当我们不断向前奔跑的时候，我们要理解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然后要想办法把它挽留住，想办法把它记住。我常常会幻想，再过十年，甚至更远的未来，我们会怎样理解今天的情感与生活。”贾樟柯认为，故事里凝聚的情感，是这部电影最主要的核心价值。

人对情感的理解，往往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的。“我已经拍了17年的电影了，现在45岁。我对情感开始有了新的理解，也想把新的理解拍摄出来，包括社会剧烈的变化改变着我们对待情感的方法。就好像过去年轻的时候，我们会有梦想，生活也比较简单，对这个社会一无所知，对感情的认知就更加少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珍惜情感。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里将焦点放在情感上。” 参透情感的真谛，贾樟柯用了45年的时间，而《山河故人》里的人们，也用了26年。在这条时间轴的背后，是空间的巨大转换：山西、上海，一直到澳大利亚。这些空间是随着人的飘流、移动展开的，故事也在两代人之间进行转换。这是角色的情感经历，也是贾樟柯对情感的追忆和缅怀。“整部电影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生活方法、情感方法的追忆和缅怀。20世纪90年代是追忆，到2014年的当下是对正在发生事情的记录，到未来的2025年，其实是很深刻、很深情的一次缅怀。这个故事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长的时间跨度，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时间跨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理解情感，或者说经受情感的历练，是需要时间的。只有在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们才能对经历过的感情有新的认识和理解，而这种新的认识和理解就是我拍这部电影的目的。它会告诉更多的人如何对这段情感进行分享和共鸣。”

2025年，这是在贾樟柯过往的电影里，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年份。所以，《山河故人》对观众和贾樟柯更为特殊的意义，在于他第一次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未来。涛儿在新人婚礼上送的iPhone以及儿子道乐用来视频通话的iPad，替代了贾樟柯过去最爱用的电视和广播，成为其表达社会发展与进化的具象。他终于，将自己对过去和当代社会的观察，发展成为对未来社会的预言。未来，当一切左右我们命运的外部条件都不再成为障碍，我们如何寻求内心的归属。有些情感是割舍不了的，就像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涛儿在雪地里，重新跳起年轻时最爱的舞蹈，就像影片的第一个镜头一样。当山河已经变迁，承载着情感记忆的故人，自然就成了最值得你我思量的对象。

当然，贾樟柯依旧还是一个思乡情结非常浓厚的人，他虽然在电影里表现了未来，但他依旧安排满口英语的道乐去学习汉语和普通话。这是贾樟柯的坚持，不能忘记母语。因为一旦忘记母语，家，就真的再也回不去了。贾樟柯是想家的，所以，当他的故事长片在时隔九年后重返国内银幕时，他的心总算有了归属感。“故事片的确是九年没有在国内上映了，但对我来说，这九年是工作非常满的九年，我拍了大量的东西，所以实际上对我来说并没有空白感，还是完全可以和观众融合到一起的。反过来说，也有点像贪玩的人，必须回趟家的感觉，那就回一趟家呗。”说完，贾樟柯笑了，分外轻松。

《山河故人》是令人愉悦的

很多人都对贾樟柯有着一定的误解，包括对他的电影。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是有些无奈的，因为你无从辩驳，只能靠作品来表达。《山河故人》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时，就遭遇了类似的情形，这让贾樟柯印象深刻。“我记得在上海放完之后，我的同事在网上看到很多评论，其中有一条评论是这样说的。他说自己在看贾樟柯的电影之前很紧张，因为他觉得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部艺术电影。但当他看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之后，他觉得剧情非常紧凑，情感的脉络也非常清晰和细腻，他完全看进去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改变。慢慢来吧，我不会有太多的情绪，也不会有任何顾虑，导演都是在误解中成长的，要是顾忌这些误解，那还怎么去拍电影呢。”

从最初的故乡三部曲，到《三峡好人》，再到如今的《山河故人》，贾樟柯的电影从不追求极端的现实表达，他的电影旨在和观众做精神分享，如果过程中还能给观众带来愉悦，那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了。“到目前为止，我所拍的这些电影，应该都能呈现给观众这样一种愉悦感。这不是一种游戏的愉悦，而是精神分享的愉悦。就像卡夫卡说的，阅读的愉悦感在哪？ ‘犹如一柄利斧，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我很喜欢他的这句话。而我自己在阅读和观看的过程中，也获得了无数次这样的愉悦，在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看阿赫玛托娃的诗、欣赏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的时候。”贾樟柯说，这种他始终在追求的愉悦感，在看完《山河故人》后，所获得的最为丰沛。电影的确有点长，但它是轻快的，愉悦的。“如果观众看完《山河故人》觉得这种类型的电影好美，就够了。希望喜欢这种电影的观众不要错过就好。”

其实之前这位观众对贾樟柯的误解，相当具有代表性。这不怪他，当然更不能怪贾樟柯，的确很多人将“独立”直译为“文艺”，就像很多人喜欢用“文艺”来形容贾樟柯。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基层的民间导演，他的镜头总是对准巨大的社会转型中，普通人所要承受的代价和命运所发生的转变。这种类型与题材本身就毫无文艺色彩可言，反而充满他对现实与生命的关注。他拒绝虚无缥缈的非现实主义，喜欢双脚结实地踏在现实的土地上。不错，看贾樟柯的电影总是能让人体会到那种对中国现实的强烈的人文关注，但这与文艺依旧相差十万八千里。与许多文艺片导演故弄玄虚不同，贾樟柯专注于历史变迁中的细枝末节，并坚持在冷酷的现实中保持着一种温暖的基调。这样的导演，显然不是文艺的，他需要的也不是文青的追捧，而是社会对其价值观的一种认同。

关于贾樟柯是否文艺的另一个证据，就是我们总能在各种商业场合上见到他。时尚酒会、品牌活动，都有。按理说，贾樟柯和这些商业活动是不沾边的。他的电影用不到华服与珠宝，他的主角也不会坐拥香车与美女，即便是贾樟柯自己，也算不上时尚。就算是去戛纳，他也不乐意穿西装，打领带。品牌商也很自觉，他们绝不会有此奢望，他们看中的，是贾樟柯“时尚”的态度。这里的时尚和T台无关，而是在他的领域里，最先锋的精神与品位。事实上，贾樟柯并不排斥商业，他曾经尝试过和一些品牌合作，拍别人，也让别人拍自己。他并不对商业反感，但如果涉及自己的电影，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是贾樟柯留给自己的，永远的处女地。“对于我来说，我不是一个反商业的人，我也是一个非常善于，也非常乐于跟市场打交道的人。但在这个过程中，独立精神会让我们保持创作的完整性、初衷，以及不被改变的毅力。事实上，偶尔从事一些商业项目还挺有趣的，因为它能保持我对社会、对不同行业的好奇心。”

今年对贾樟柯而言，是意义特殊的一年。除了他的故事长片时隔九年重返国内银幕外，他在国际影坛的地位也进一步得到确立。他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拿到了导演双周单元的“终身成就奖”，之后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又以他的电影《站台》的片名命名了一个新的单元，并邀请他作为该单元的首任评委会主席。在许多中国导演忙着刷票房成绩的时候，贾樟柯不疾不徐地走着属于自己的道路。他感谢戛纳和多伦多对他的鼓励，让他有勇气继续坚持自己渴望用电影改变世界的梦想，继续努力地、自由地、独立地去工作。贾樟柯的内心，绝不缺乏对电影的热情。“我觉得直到今天我还是一个内心波涛汹涌的人，我也不知道内心是怎么涌起的这个波浪，但我觉得保持这样一个讲述的欲望、表达的欲望，就能为导演提供一个拍摄和往前走的动力。对我来说，创作是从有话想说开始的，是从有话想跟大家交谈的冲动开始的。保持一种表达的欲望、表达的渴求，就能保持创作的连续性和动力。”结束了《山河故人》的项目，贾樟柯筹备了七年的武侠片《在清朝》明年终于要开机了，这是一部纯粹的类型片。与此同时，他也在做一部间谍片的企划。似乎，贾樟柯正变得越来越不像过去的他。“我对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清晰的理解，我会把我的理解分享给别人，我对我的作品不糊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贾樟柯摇摇头，诚恳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