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美，罗许伍

（西藏大学 旅游与外语学院，西藏 拉萨850000）

一、研究背景

“不丹模式”是指南亚小国不丹所走出的一种具有该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由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借鉴。不丹模式强调社会经济发展不能唯GDP论英雄，而应该综合考虑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强调关注自然生态环境、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关注政府治理效果。不丹模式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衡量社会经济进步与发展的视角进行了创新与拓展，在测评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作为一项平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指标。

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实现绿色经济，保障旅游活动中利益相关者的福祉。乡村旅游经济的增长模式的终极目标是提高游客的效用、提高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的幸福指数。旅游经济增长如何实现“快乐式增长”或者“幸福式增长”，是研究人员应当关注的问题。目前幸福指数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重视，许多研究人员在审视了以往传统的“悲惨式增长”模式之余，开始探索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后工业化危机的不断加剧使得不丹模式逐渐成为世界关注和学习的对象。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许多研究人员开始反思本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众多的视角开始投向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小国——不丹。幸福指数和幸福感研究在国内外掀起了热潮。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荷兰等国家的研究与调查机构已经取得了一些横向与纵向研究结果，中国CCTV财经频道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栏目每年定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居民幸福指数调查和研究分析工作。2011年初，“幸福”在中国两会上被提到议程，随之这一社会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中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多次城市幸福指数调查，相关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也开始致力于幸福问题研究。“快乐式增长”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该理念所涉及到的“福祉”“幸福指数”“幸福感”等核心词汇正在向不同的领域延伸。在旅游研究领域，幸福指数研究逐渐与游客满意度、居民满意度、人文指数、人文生态以及自然生态等关键词相联系，引发了研究人员对幸福指数与快乐式增长之间联系的思考。

二、“不丹幸福模式”相关实践与理论研究回顾

（一）不丹幸福模式的建立与发展

不丹国民幸福指数的主导者与策划者是一名叫做卡玛乌拉的青年。卡玛乌拉具备英国留学背景，主攻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并获得了硕士学位。自1988年开始，不丹国王批准卡玛乌拉着手进行国民幸福感测评定量标准的制定。卡玛乌拉等人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实地调查、数据采集与分析、不断反馈筛选和归纳总结，最终建立了一个通过数据量化衡量国民幸福感的测评机制，国民幸福指数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包括4个框架以及其下的九大影响幸福的因素［1］。

可以看出，GNH测评体系与测评机制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建立在大量的论证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检验而最终确立的。GNH具有相对科学的特点，成就了不丹模式的合理化发展。通过分析不丹GNH的构建和内容可以看出，不丹模式的本质就是从实际出发，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汲取新经济学的观点和范式，为本国量身定制了一套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以国民幸福总值GNH替代GDP的发展模式并未使不丹陷入“安贫”的阻碍经济进步的陷阱。不丹的国民经济发展得相当好，近年来其人均国民收入GNI比大多数的南亚国家都要高，2009年其人均GNI是尼泊尔的5倍，是印度的近2倍［2］；尽管不丹的自然条件不佳、资源优势不足、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晚，但在不丹模式的发展背景下，其经济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一发展实践表明：较高的幸福指数往往对于提升地区或者国家的经济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关注GNH与追求GDP并不是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国内的一些研究报道涉及了幸福指数与经济增长、经济效率之间的联系，例如魏翔等对效用函数进行了修正，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以韩国、加拿大、丹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具体数据位支撑，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切入探讨了闲暇－幸福感－经济增长－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闲暇可以增进人们的幸福感，而人们的幸福感增强之后，在工作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和利用自身的禀赋，提高资本利用效率，进而提升生产过程中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3］。

GNH之所以在不丹诞生，是因为不丹具有催生国民幸福总值这一非主流概念的政治历史环境与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环境中，宗教信仰对于人们精神生活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藏传佛教（萨迦派）为不丹的国教，约有80%的居民信仰藏传佛教，其余部分信仰印度教。藏传佛教中所宣扬的美好理念例如对于物质享受的节制、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注与保护、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等观点在极大程度上孕育了国民幸福总值发展理念。因此，人们习惯这样形容不丹：“自然与信仰的融合”“尘世中的香格里拉”“人间的伊甸园”“最后的香格里拉”。不丹第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对国家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不丹从封建社会逐渐演化成议会民主制国家，这为不丹模式的诞生提供了政治环境。诸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纷纷探索不丹模式的奥秘，不仅仅对于该模式进行解读，而且从实践层面也建立了研究机构对本国或者本地区的幸福问题进行研究。许多国家均借鉴不丹模式并开始对本国国民幸福指数进行积极研究。

GNH包含4个主要方面：公平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促进、资源合理开发与环境有效保护、优良而科学的治理制度［4］。GNH是构成不丹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关注人民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基本立足点。不丹模式在不丹实施多年来，使得不丹这个弹丸小国的国民幸福指数位居世界前列。2006年不丹的幸福指数在“全球快乐排行”调查中位于全球第八位，居亚洲第一位。从经济水平角度来看，不丹属于世界上比较贫困的国家之一，而该国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达到74%（2009年）；传统文化保存良好，建筑风格沿用传统建筑艺术，居民习惯穿着传统服饰；人民精神饱满，对于本国文化的认同感高，国民幸福指数很高。在多数外来人的视角中，不丹很像世外桃源，然而不丹人民并非与世隔绝，绝大多数居民熟悉英语交流。

（二）不丹幸福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不丹幸福发展模式”及不丹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事实证明了“幸福式增长”（或“快乐式增长”）在社会经济活动实践领域的真实存在。自不丹实行GNH发展模式起，不丹的GDP与人均GDP水平也明显高于南亚邻国的水平［5］。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让众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思考全面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且出现了以不丹为学习标杆的现象，东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前往不丹进行考察，同时也刊出了一些相关的文献报道。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例如中国学者詹必万总结出了不丹国民的幸福观：幸福的至上性、幸福的多维性、幸福的精神性、幸福的社会性、幸福的生态性；同时从不丹GNH模型不同层面总结了不丹幸福发展模式对于建设幸福中国的启示［6］。时质健针对不丹幸福模式的哲学理念，从中得出了国家经济发展转型、国家治理等方面的启示［7］。刘德强从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社会秩序等角度分析了在不丹模式指导下的不丹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也谈及了对于中国的启示，认为不丹模式除了其宗教文化、地理以及政治环境等催生背景之外，其理念在全世界都可以推行［8］。陈慧君则着重从民主权利、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探讨了不丹模式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1］。从幸福发展模式的角度切入来分析不丹旅游产业问题的理论研究很少，所检索的文献显示多数报道侧重于分析不丹旅游发展实践、发展的经验，关于幸福之于旅游产业、旅游经济的影响问题的探讨寥寥无几。

总体上看，不丹GNH模型及其构建思路备受关注，研究人员透过不丹幸福发展模式的理念，从宏观方面论述了该模式对于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的启示，其探讨的范围以国家层面居多；不丹模式的理念具有较广的适用范围，乡村旅游目的地是发展“绿色经济”和建设新农村的主体要素，农牧民幸福指数水平对于乡村旅游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影响颇大，幸福指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力之一。但目前已刊出的文献中涉及不丹模式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启示的研究尚处空白状态。

三、西藏乡村旅游地农牧民幸福源泉

在中国，幸福城市调查与评选活动已经进行了多年。由于考评单位与机构、衡量的标准与侧重点的差异，不同主办单位的测评结果存在一定的出入。由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2年的评选结果显示，在省会城市中拉萨的幸福指数位居榜首，城市休闲时间也名列前茅。拉萨城镇居民的幸福指数较高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同样，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的幸福指数也较高。

课题组曾对拉萨周边部分知名乡村旅游目的地进行过蹲点调查，发现一些乡村旅游目的地周边的乡村社区均存在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质朴民风；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不高，在参与旅游接待服务过程中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尽管谈吐中略带腼腆，但服务真诚热情；尽管服务技能不娴熟，但从容而不急趋；农户之间的竞争少、合作多，来自经济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很少；与内地许多过度开发、文化已经演化为舞台化和商业化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不同，在西藏的绝大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热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往往是处于自发的，而非旅游开发所导向的。这种情形在一些开发较晚、商业化气息尚不浓厚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尤为常见。

总结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的幸福源泉，可以将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旅游产业政策支持

自1994年开始，随着中央援藏工作力度和援藏规模的增加，西藏旅游产业也加速发展。在国家旅游局和全国对口援藏省市的大力支持下，西藏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已经明确，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逐渐完善，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得以提升。在此背景下，西藏乡村旅游也开始遍地开花。2012年西藏自治区出台了“十二五期间的乡村旅游规划”，明确了乡村旅游在西藏旅游产业中的地位，提出了建设一批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愿景。经过两年的发展实践，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乡村旅游经济增长迅速。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收入水平逐年增加，来自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政策支持激发出了农牧民参与乡村旅游接待服务的积极性，例如在税收方面的零赋税政策以及免费的人员培训措施，为农牧民参与旅游开发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二）宗教信仰

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绝大多数农牧民信仰藏传佛教，部分信仰苯教。藏传佛教中的积极因素影响了农牧民幸福指数，例如藏传佛教宣扬对物质欲望的克制；藏传佛教提出的轮回观倡导人们要乐行善施，为后世积德，等等。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帮助人们驱逐内心世界的烦恼、净化心灵，因此在西藏诸多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可以发现，尽管当地农牧民面对着物质资料相对缺乏、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土地十分贫瘠，但西藏乡村的农牧民仍可以顽强奋斗、从容生活。

（三）生态智慧

西藏乡村农牧民的生态智慧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藏传佛教中独特的生态观和生态思想，指导着藏族人民对待自然生态的态度和理念。藏传佛教的“缘起”思想，实质上宣扬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生态的互利共生、相互依存的整体生态哲学；藏传佛教中的“众生平等的生命观”强调人类对于其他物种、其他种群都要给予尊重，因此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分析，该观点对于保护生态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具有较强的积极作用。此外，藏传佛教认为人们必定要承担生态责任，即“因果报应”，对于自身所做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将受到一定的惩罚［5］。因此在藏传佛教的生态伦理观的影响下，西藏乡村农牧民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环境的意识十分浓厚。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藏族农牧民的生态智慧便是当地的环保意识，成为人与自然互动的指导哲学。

（四）土地使用权

中共西藏自治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年底通过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中明确了进一步完善农牧区土地使用权问题，包括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草场承包关系并保持长期不变，创新农牧业经营方式等内容［9］，这为西藏农牧民带来了较多福祉。同时，对于进城务工等西藏农牧民的宅基地予以保护，推进包括农户宅基地在内的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颁证，维护农牧民的土地合法权益。

（五）民生工程

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安居工程也惠及了很多农牧民，《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指出，2006年以来实施的以安居工程为突破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惠及广大农牧民，截至2012年底，全区累计建成40.83万户安居房，占农牧民总户数的88.7%［10］。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水、供电、交通、通讯、广播电视等工程也逐步得以推进，极大改善了西藏农牧民的生活质量，解决了其基本生活问题。

来自国家层面、自治区层面的旅游产业政策支持、农牧民的宗教信仰与生态智慧、逐渐完善的土地使用权和稳步推进的民生工程是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较高的主要影响因素。从旅游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牧民较高的幸福感这一要素即可归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一项重要旅游吸引力。无论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来分析，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问题的独特性都应与传统的发展模式相区别，应跳出传统的发展模式；需要从新的视角、依据新标准来衡量西藏乡村旅游发展成效。

四、不丹模式对于西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启示

不丹GNH构建的理念为西藏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提高农牧民幸福指数提供了思路框架。不丹的幸福发展模式决定了该国经济发展观念，不丹社会经济发展实践表明：较高的幸福指数水平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西藏农牧民幸福指数普遍较高这一事实为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且这一基础表征着西藏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模式应摆脱传统模式，走经济社会全面综合发展、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转变旅游经济测评思路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西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主要包括乡镇政府领导＋农牧民自主联合型（例如林芝公众村古生态园）、企业承包开发经营型（例如雅鲁藏布大峡谷）、企业独立开发经营型（例如一些观光农业生态园区）、企业独立开发经营社区居民参与型（也称“公司＋农户”类型，例如拉萨城关区娘热民俗风情园）、村集体组织村民自愿自主参与开发经营型（例如昌都地区的曲孜卡温泉度假村）、乡镇政府领导＋居民参与开发经营型（例如定日扎西宗乡）等几种类型。除了农牧民参与成分较多、旅游开发自主性较高的几种类型的旅游开发模式之外，其余开发模式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商业化现象，一些乡村旅游目的地出现了与国内很多乡村旅游地发展类似的情况：在衡量乡村旅游发展的时候，习惯用旅游接待人次数和旅游收入作为主要评价指标，以游客接待量和旅游综合收入的增速与增幅作为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依据。

无论在旅游资源的密度、经济发展水平、景区管理水平、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还是可进入性等方面，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均不能和多数内地同类型旅游目的地相比；因此西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要因地制宜，走出传统旅游统计的视角，将着眼点落在旅游目的地的品质、旅游产品的内涵和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上。不丹GNH构建思路给我们了启示，需要建立一套符合西藏乡村旅游发展实际的农牧民幸福指数测评指标体系，从主观和客观层面来测度西藏乡村旅游发展对于农牧民幸福指数水平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以人为本”的旅游经济发展理念，同时也能够从该层面对乡村旅游产业的健康问题进行解析。

（二）维持传统文化的真实性

不丹对于传统文化的保育力度极大，不丹国民对于精神和文化的追求要远远超出其对于物质生活的享受［11］。无独有偶，西藏农牧民也具备类似特征。在调研过程中经常看到许多农牧民一路徒步朝拜至拉萨。西藏农牧民的这种内心宁静、悠然自得、待人仁厚的生活态度必须依附于其传统文化的真实性。如果传统文化失真，则人们便无法从中寻求质朴和安宁，同时浮躁和商业化气息也会逐渐侵蚀传统文化的保护壁垒。

西藏整体上工业化程度极低，与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内地城市相比，属于边缘地区。边缘区域在交通、信息等方面都欠发达，但其自然资源与传统文化的保育程度较高，因此推动边缘区域发展的往往是第三产业中的旅游业。旅游产业成为边缘地区发展的最可能有限发展的优势产业，为边缘地区注入经济活力，更可能吸引乡村旅游目的地周边限制人力资源；旅游产业可以在边缘区域再造中心，解决或缓解结构性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问题，改变劳动力、资金、信息的流向，使旅游目的地居民逐渐走出封闭，接受外部信息；游客的正面反馈可以增强本地居民对于地方的认同感；发展旅游产业可以巩固边疆社会的稳定。但在边缘区域，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过量游客的涌入可能带来旅游目的地传统文化的式微，原本的语言、风俗习惯、道德准则会发生改变，因此，保护好传统文化是边缘地区发展旅游产业的前提①。

（三）关注农牧民生态幸福指数

不丹的生态环境良好。“不丹的公路便是最好的动物园”，体现了不丹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成就不丹国民幸福指数较高、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丹GNH指标体系中生态因素占据了相当比重，其国民幸福总值的4个维度中，生态维度为其中一项独立的板块。由此可见，不丹幸福模式理念涵盖和彰显了其生态幸福哲理。

对于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而言，由于高原气候条件恶劣、自然生态极其脆弱，生态系统的自动调节能力十分有限；而旅游资源的保育优势较高，由于可进入性相对不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人口密度低，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受现代文明的负面冲击较小；来自地理方面的限制因素却成就了原生态的旅游景观。由于西藏农牧民具有独特的生态智慧、生态哲学，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崇拜程度较高，因此旅游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旅游活动对于乡村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及破坏程度都可以从幸福指数测评研究中得以体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生态幸福指数”得到了关注，目前生态幸福指数虽然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但在幸福指数研究过程中应将生态幸福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不丹GNH模型中生态思想启示了本课题在幸福指数测评指标字体模型构建研究中生态维度应纳入研究范围。同时，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生态幸福指数进行专门化研究，从理论上来看，有利于分析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从实践上来看，有助于监测目的地旅游活动的生态影响、农牧民生态观念的变化问题。

（四）保障旅游社区参与的公平性

不丹幸福发展模式中体现了代际间的公平，同时也强调民主政治与社会公平。关注社会公平，提升农牧民幸福指数，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就要解决好社区参与问题。西藏乡村旅游开发中因占用农地、修建旅游基础设施而进行的生态补偿，应多考虑采取“造血模式”，避免一刀切、一次性补偿的短期行为，旅游生态补偿模式应从社区参与的角度寻求出发点。要保障公平性原则，西藏乡村旅游的经营管理在利益分配、社区参与的民主权利等方面就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西藏乡村旅游发展的福祉要尽量覆盖利益相关的农牧民。妥善安置因乡村旅游开发而从旅游目的地迁出的原著居民，关注旅游生态移民问题的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影响，尤其是迁出居民的利益问题。

（五）关注幸福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在不丹幸福发展模式的指导下，不丹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不丹案例说明幸福指数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不言而喻。幸福指数既是一种主观感知，同时也具备客观属性。在快乐和幸福的状态下，人们的生活态度积极、工作状态佳、心理健康程度往往较高；居民幸福指数较高，则表明人们对于社会的满意度、对于其生活的满意较高，从这种角度来分析，幸福指数表征着政府的治理、社会治安、生活状况的总体水平，因此，幸福指数测评的内容包含了反映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经济效率的多项因素。

目前，GNH与GDP之间的联系逐渐被国内外研究人员关注。从研究领域方面来看，相关的研究报道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旅游学、哲学、宗教学等学科；从研究对象方面来看，幸福感、幸福指数、幸福发展模式等研究已经拓展到了国家与社会发展、教育问题思考与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旅游开发权利问题分析等层面。可见，幸福发展问题正在逐渐被人们所接纳，而以人为本的旅游发展模式首先要重视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对于西藏乡村旅游而言，关注农牧民幸福指数是衡量乡村旅游活动对于当地农牧民带来的各方面的影响的重要切入点。研读和归纳国内外幸福指数研究的文献报道，通过建立相对合理的幸福指数测评指标体系，以发展的视角测评某个时间段的农牧民幸福指数的动态变化情况，探索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解释乡村旅游目的地存在的幸福悖论情况、监测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合理性、探究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与乡村旅游生态系统和谐发展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思考农牧民幸福指数是否构成乡村旅游目的地内生增长的动力与源泉、论证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的服务功能价值（游憩价值）、探讨农牧民的幸福指数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之间的关联等等，一方面深化对于农牧民幸福指数的剖析和认识，另一方面从新经济学的视角综合分析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思考如何规避陷入传统发展桎梏、探求以人为本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

五、结语与展望

对高原自然生态环境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要求西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应避开传统的旅游经济发展路径，不应以旅游接待人次数和旅游综合收入作为评价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而应当改变常规的以GDP论英雄的经济发展模式，引入涵盖社会、民生、道德、生态等领域的全面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幸福指数理念，从关注旅游经济收益逐渐转移到关注西藏乡村农牧民的社会文化心态、道德精神层面；从关注乡村旅游开发规模逐渐转移到关注乡村旅游目的地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保护上来。以新经济学视角下的幸福发展模式来衡量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乡村旅游发展问题，有必要引入国民幸福指数GNH理念，因地制宜，从西藏乡村旅游的发展实践出发，制定出较为合理客观的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测评指标体系。对于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的测评，一方面可以检测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对于目的地的乡村社区所带来的各方面的效应，另一方面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来遏制乡村旅游目的地商业化程度，科学引导西藏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对于一些已经出现商业化、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的旅游目的地，应以制度甚至法律的形式进行规范。

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当然，幸福指数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不能照搬照抄不丹的幸福发展模式，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不丹的幸福发展模式为本课题提供了启示和灵感。在文脉和地脉方面，不丹与西藏部分地区联系密切，例如藏传佛教在不丹和西藏的信徒众多，农牧民构成了两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构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时可以适当借鉴不丹的GNH关怀发展理念，从影响农牧民幸福指数的因素出发，结合西藏乡村旅游发展实践和发展中应当伦理道德，运用多种方法将农牧民幸福指数进行计量；同时，还要考虑到幸福指数的市场化色彩很低，但众多实践表明从旅游吸引力的角度分析，幸福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人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游憩功能价值，因此如何将旅游目的地的非市场化因素进行计量，将农牧民幸福指数的旅游资源的游憩功能价值进行阐述也是今后要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摘自保继刚教授在2014年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上的发言——《全 球化背景下边缘区域的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作者稍加整理。

［1］Chen HJ.Bhutan′s happiness development model′s enlightenment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J］.Ecological Economy，2012（3）：184－187.［陈慧君.不丹幸福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发［J］.生态经济，2012（3）：184－187.］

［2］Feng C.Observing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 from Iceland，Bhutan and Venezuela［N］.China Reading Weekly，2011－11－23，13.［丰 慈.从 冰 岛、不丹、委内瑞拉看社会发展模式［N］.中华读书报，2011－11－23，13.］

［3］Wei X，Chen Q.How does leisure affect economic growth？Teoretical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J］.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12，38（4）：102－111.［魏翔，陈倩.闲暇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幸福感与经济效率关系的理论研究与仿真模拟［J］.财经研究，2012，38（4）：102－111.］

［4］Tang JB.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Bhutan happiness model′constuction.［J］.The Theory and Reform，2011（6）：34－37.［唐建兵.“不丹模式”对国民幸福构建的借鉴与启示［J］.理论与改革，2011（6）：34－37.］

［5］Yi X.Bhutan：GNH create paradise［M］.Guangzhou：Southern Daily Press，2011.［易晓.不丹：GNH创造乐土［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

［6］Zhan BW，Huang J，Xu YY.Bhutan＇s happiness model and its enlightenment［J］.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2013（12）：61－64.［詹必万，黄娟，许媛媛.不丹的幸福模式及其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13（12）：61－64.］

［7］Shi ZJ.Bhutan′s happiness test［J］.Decision Making，2014（10）：70－71.［时质健.不丹的幸福试验［J］.决策，2014（10）：70－71.］

［8］Liu DQ.Bhutan"Gross National Happiness"concept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J］.New Horizons，2012（4）：40－44.［刘德强.不丹“国民幸福总值”理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新视野，2012（4）：40－44.］

［9］Liu JZ.Ecological ethics of Tibetan Buddhism：And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ethics′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ibetan Buddhism，Confucianism，Taoism and western ecological ethics［J］.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07（2）：54－57.［刘俊哲.藏传佛教生态伦理试析：兼论藏传佛教生态伦理与儒、道及西方生态伦理之同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2）：54－57.］

［10］Zhang LN.Tibet will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China＇s Tibet network［EB／OL］.http：／／www.tibet.cn／news／index／xzyw／201401／t20140103＿1964501.htm.［张 丽 娜.西藏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中国西藏网［EB／OL］.http：／／www.tibet.cn／news／index／xzyw／201401／t20140103＿1964501.htm.］

［11］Ma J.More than eighty percent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Tibet stay for a safe and comfortable housing project.China＇s Tibet network［EB／OL］.http：／／www.qhnews.com／newscenter／system／2013／11／08／011228797.shtml.［马静.西藏逾八成农牧民住上安全舒适的安居工程.中国西藏网［EB／OL］.http：／／www.qhnews.com／newscenter／system／2013／11／08／01122879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