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婧婕

《简·爱》是一部不朽的经典名著，作品主人公简·爱自小成为孤儿却于各种磨难与困境的存在中顽强的成长了起来，成为了一个有着自尊自爱、善良真诚、勇于反抗、坚持自我的独立人格的女性。其独特的成长历程对一个少年儿童在不断社会化过程中的启发、警示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幼小的生命体迸发出的强烈的生存意志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思考，分析其成长历程背后深层次的精神与心理原因更有利于还原给读者一个内在的真实的简·爱。

一、 早期情绪生活的情感特殊化：童年——“破碎的梦”

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童年经验作为人在最初生活中的某种深刻而持久的心理感受和印象，尤其是不愉快的、缺失性的童年经验，将会以一种内部冲击体验的机制长久的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影响着其成年后的诸多心理模式、行为方式等。纵观《简·爱》全书，作者用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章节叙述了童年时期的简·爱在盖茨海德府所受到的歧视、虐待以及在洛伍德寄宿学校八年的寄宿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感。作为舅妈的里德太太认为简·爱像个陌生人一样妨碍着自己的生活，不仅不让简·爱享受与自己孩子同样的上等待遇的权利，而且还经常在言语上嘲弄和讽刺她，百般纵容儿子约翰欺负和殴打简·爱。在整个盖茨海德府众多人的眼中，简·爱是一个久居人下、体弱多病、不可爱也不受欢迎的“另类”，被看成是一个郁郁寡欢、格格不入、一无是处的“外来人”，甚至地位不如保姆，因为连保姆们都可以随意斥责她，且动不动把她当做“替罪羊”。这一切给一个幼小的孩子带来的无疑只会是自卑和无助。这段经历的终结来自约翰对她的暴行，使得她做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应有的绝望的反抗，而最后的结果是受到主人和仆人的鄙夷和奇特的惩罚，最后她被“赶”出了这里。“这件事虽没有给简留下长期的疾病，却一直令她心有余悸。”可见童年心灵遭受的摧残会伴随和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

在整个童年时期，简作为一个孤苦无依的幼女从未被人爱过，在她仅有的“亲人们”中间，她似乎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拖油瓶”，她承受着反复的、严厉的批评、苛刻的挑剔、刻意的贬低和羞辱，时刻处于一种难以呼吸、没有自由、担惊受怕、唯恐受到谴责的困境之中，对于一个幼小的心灵来说，她从身体到心灵饱受着成长漫长的苦痛。简·爱离开盖茨海德府之前，她仅仅十岁，从有记忆开始到十岁的所有认知，在她的心理形成一种创伤性体验，父亲不在，母爱缺失，从小受到嘲讽与冷落以及身体上的伤害，这些创伤性情境留下的情绪记忆虽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淡化了，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即潜意识中其实是长期背负着严重的童年期的心理创伤的，而这些痛苦也过早地让简在寄人篱下的备受摧残和迫害的境遇中过早地成熟起来。这对她以后的人生之路有着或隐或显的影响，即使在舅妈即将去世的十几年后回到盖茨海德府，她依然觉得“童年时代的恐惧与悲伤忍不住涌上心头”。即使是在桑菲尔德府与罗切斯特先生相恋的过程中，她也总是不断地在内心审问和裁决自己是否配得上做罗切斯特先生的爱人，是否自己卑微的地位和贫苦的出身不能够成为障碍，自我怀疑和自卑的这一特征潜伏在她心灵的深处，所有她童年遭受过的情绪忽视和身体虐待都是她每一时期压抑、苦闷的心灵隐痛的深刻根源，这一切以整合的方式在她心灵的最深处形成了最初的却又最深刻的童年创伤性体验，甚至伴随着她的一生。

二、儿童社会化视野下“自我”的内化

弗洛伊德曾说，儿童和少年时期是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皮亚杰也认为，对儿童发展的任何解释，都必须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发生的方面，二是社会的方面，且儿童心理的发生和发展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整个过程中，儿童通过不断地接收外部环境等相关信息，进而逐步地内化自身心理结构，从而主动地对现状加以分析和思考最终形成自己的认知结构。一个儿童或早或晚是要进入社会的，且会依据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等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去适应自己的某一社会角色。而在融入社会这一角色的过程中，儿童需达到与社会的需要、要求、意识形态、道德规范等相一致的行为，也就形成了个体从一个生物人到一个有个性的社会人的转变。而由于认知、情感等方面各人所受教育不同，这种发展必然导致巨大的个体差异，最会就会有各自不同的宿命。

在《简·爱》这部著作中，经常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儿童的成长过程，即儿童时期的经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一个少年儿童在不断社会化过程中的启发、警示的作用。纵观《简·爱》，在盖茨海德府的十年里她是困惑的，在洛伍德寄宿学校这个生存环境恶劣、毫无自尊与人性、疾病流行的“人间地狱”，简·爱依然继续承受着精神上的打击和身体上的惩罚，被虚伪的校长称为“异类”、“撒谎者”，被迫接受侮辱性的惩处等等。而幸运的是，她人生的转折点也正是在这里开始的，谭波儿小姐和好友海伦彭斯作为她精神上的向导和人生道路上启蒙者一直深深的影响着她。彭斯是隐忍、逆来顺受虽然简并不赞同，但她内心坚定的希望和信念却深深地感染着她，“最能克服仇恨的不是暴力——最能治愈创伤的也不是复仇”， 这在简后来的人生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里德夫人去世后，她宽容地接受了两位软弱而又自私的表姐的恳求，宽恕了这一家人曾经带给她的深深的伤害，即使她们没有任何对她歉意、悔恨的表示。谭波儿小姐对简·爱无微不至，犹如简·爱心中的母亲、保护人和伴侣，“现在，即使拿盖茨海德府或者别的荣华富贵来换洛伍德和它的贫困，我也不愿意。”在洛伍德，简·爱在谭波儿小姐身边感受到了未曾体会过的人间的温暖和爱，以及尊重。在这里的八年，她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学习知识，成为了一个有着良好的修养、丰富的学识且充满智慧的女子。

正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自我约束和自身的努力，简·爱逐渐步入了属于自己的充满希望的未来之路，她有着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品质、宽容的个性以及深刻的思想和广博的学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童年苦难的遭际和少年贫乏的生存环境背景下的，她冲破了一切难以逾越的藩篱，在内部自我调节机制的作用下，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布景。而相反地，在里德太太的溺爱下的三个孩子，正如人本主义心理学者马斯洛所言，似乎一直处在“生存的焦虑”——低级需求的层次中，个人更高级层次的需求在养尊处优的现实环境与无意义的生活经历中被弱化，得不到提升：成年后的约翰吸毒、赌博、鬼混，最后自杀身亡；乔治亚娜和伊莉莎自私自利，一个想要好好的守护自己那一份财产，一个整天想着被上流社会的人所爱慕、追求、奉承，无社交则空虚乏味，不知所措。她们既不为哥哥的死去感到伤心，也不为过即将去世的母亲的病情而担忧，甚至都不愿意照看病重的母亲一眼。从儿时对母亲及所有人的不尊重，到成人后对社会的不良认知，无不体现着受到母亲过多保护和宠爱下的儿童期心理的固着，她们成人后的毫无主见，贪图享受，以自我为中心，无辨别是非的能力，容易幻想，缺乏责任感，极度的自私以及较差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强烈的依附感，所有这些导致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颠覆，正是儿童期过于骄纵的成长模式造成的最终人格与宿命差异的体现。

三、客观现实逼仄下的超越动机——消解童年的缺失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三重结构说”，当自我的发展完全可以取代环境和其它控制时，代表人格中理想部分的超我就会无意识的通过个体成长中对社会、文化环境、道德规范等价值观念的内化而得到充分的发展，且要求自我在满足原我的无意识的基础上潜移默化的进行相应的社会可接受的行为方式。而阿德勒认为，创伤性情境会使人产生一种自卑感且能引发三种结果，即自卑情结，丧失生活目标，和激发出成长动机。在童年创伤性情境的影响下，自卑感的发展方向是多样的，复杂化的，在正常的人的成长过程中，独特的经历形成的自卑感应该是既已一种暗流的方式时刻潜伏在一个人的心里，又以一种动力鼓舞其突破现状。“自卑情结”的抑郁质总是伴随着一个人的生活，它不时以回忆以及感知的方式提醒着人们它的存在，进而又唤醒人们激发生命的潜能，向美好的目标努力，进而消解因曾经的缺失性经验带来的不足感。

面对童年诸多不公平的待遇，她委曲求全、任人宰割的过去并没有让自己获得任何人的怜爱和帮助，却受到的众人的责难，而舅妈的孩子们即使任性无礼、刻薄蛮横、胡作非为、挑三拣四却依然受到所有的尊重甚至是纵容。在盖茨海德府这个充满残酷、难过、恐惧和不堪回忆的地方，以及在与这个社会逐渐接触的过程中，简逐渐受到了人生的启示，要想获得公平的待遇、独立的人格、受人尊重的身份和地位，要想获得爱、温暖和应有的作为人的独立个体的一切权利，就必须自己付出努力去化解过去的不幸所给自身带来的伤痕，重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进而避免曾经痛苦经历的再现。因此，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逆境中的简·爱总是努力探寻着自己人生的出口。在洛伍德寄宿学校里，简·爱尽力争取自己的地位，“我决心排除万难闯出一条路子来”，“我不辞劳苦的干着，我的成功和努力成正比”，她学得了一口相当流利和准确的法语，有着精良的画技以及渊博的学识，当十八岁的简满怀希冀地步入了作为家庭教师角色的桑菲尔德府后，她的一切才能都被施展开来。她喜欢这里的幽静、简单、整洁，她喜欢这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天地，而这一切，都是她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的自由。在与罗切斯特先生相知相爱的过程中，简·爱无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坚持自我，独立自尊。

简·爱一直是处于漂泊的状态中的，从离开盖茨海德府这个排斥、疏离自己的起点开始，她逐渐摆脱了那个被忽视、藐视，也不能溶入、不被接纳的没有安全感、归属感的永远都不属于自己圈子，她之后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地点也都是作为一个短暂的栖息地的，在整个历程中，她尝试着一点一点的揭开儿童时期心灵深处覆盖着的阴影，进而能够合理的调整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从而走向更好的未来，她想要超越自己从而获得最具生命内能的真实——生存的智慧，因此她在寻寻觅觅中不停地找寻一个身份能够被认同，并且得到自己的人生之爱的归属地，这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那个内心柔软、脆弱却温暖而充满生命潜能的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