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颖莹

《秋喜》作为一部谍战片，导演并没有按照传统的范型来创作，而是采取了普通人的感知方式、叙事心态和价值眼光，精彩的实现了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文章通过分析影片中的符号含义，使我们更加明确的了解影片的含义。

《秋喜》的故事是发生在建国后，广州和平解放前，国共两党的最后较量。同为黄埔军校校友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夏惠民和潜伏在特务机构里的地下党晏海清，从语言到心灵的生死较量。导演采用了较为常规的电影叙事手法，将重点放在了对人物的塑造上，所以这部影片不再仅仅是一部简单粗暴的谍战大片，而是已经上升到人性高度。

影片一开始导演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情节上的误区认为秋喜这个人物可能会是影片中的重要角色，但是随着影片的发展我们发现秋喜并没有介入整个故事情节，她与主要情节的疏离状况，让观众认为导演在叙事上的不严谨。其实秋喜这个人物的塑造是整个影片的灵魂，导演将自己想要倾注的思想全部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来体现，所以秋喜的设置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导演思想上升到物化的一种表现，有极深的符号意义。

导演将秋喜设计成经常光脚走路的疍家女，这一形象是外在隐喻同时也是秋喜身份的认定。在账房先生被杀那场戏后，晏海清恼怒自己的失误差点毁掉一切计划，回到家后他将卧室内的东西砸烂发泄，这时候秋喜光脚的出场彻底激怒了晏海清，他朝秋喜怒吼：“整天神神秘秘像个密探，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密探”。这句台词像我们揭露了“秋喜”作为群体的符号意义，即潜伏者。而秋喜的鞋是作为潜伏者向共产党确认自己身份时的一种联系，只有穿上鞋“秋喜”才可以直接的没有任何隐藏的让领导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行动。所以在秋喜死后，雨中秋喜的尸体是没有穿鞋的，这是对于“秋喜”身份的揭示。镜头轻轻摇过，晏海清拿着秋喜的鞋静静地坐在台阶前，悲伤的氛围象征着共产党对于失去潜伏者的无能为力，只能凭借一双鞋，一种无声的身份验证来缅怀她。

秋喜裸洗，这出戏可以说是这部影片的转折点，如果说影片前半部分还属于谍战片的范畴那么从这里开始影片逐渐上升到了对人性的思考。在这出戏出现之前有一段对于它的铺垫，夏惠民找到了共产党的据点，而晏海清也整日为这事担心，秋喜的献身被晏海清拒绝。我们之前分析到秋喜代表的是潜伏者，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出戏理解成是对于潜伏者的考验。在这之前晏海清的身份已经被夏惠民识别，所以“秋喜”在这个时候的出现是没有任何遮掩的，而风雨对于秋喜身体的直接的冲刷所隐喻的是外界尤其是夏惠民之辈对于潜伏者人性的冲击。

影片中多次有鸽子出现，这里的符号意义是，鸽子等同于秋喜，在现实生活中鸽子被人们冠以和平的象征，而在古代它则是人们的信使，作为双方秘密传递信息的桥梁它同时也带有密探的性质。而秋喜作为一个女孩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纯洁和鸽子一身洁白的羽毛所隐含的纯洁不谋而合。

其实夏惠民对于晏海清的身份早已识破。在夏惠民审问九爷的时候还记得九爷是怎么回答夏惠民的吗，“不够气，要补，一定要补”。这里隐藏着晏海清身份被识破的信息，“不够气（齐），要补（捕）,一定要补（捕）”。 晏海清原想要账房先生去给陶区长送信，结果账房先生先开枪打死了自己的人，最终导致了夏惠民识破晏海清的身份。而这个猜想在夏惠民安排自己的手下跟踪晏海清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验证。

陶区长和晏海清在河边谈话一段中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被导演冠上了符号的象征意义。当晏海清得知自己在新中国建立后还要继续担任潜伏工作的消息后，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很自然的摔碎了瓷碗，表现出他当时内心的挣扎。他先后两次向湖面扔碎碗片，第一次没有成功，他尝试了第二次，碗片终于顺利的到达对岸。导演将晏海清比作是一个小小的碗片，而河流及其两岸则象征着大陆和台湾，是跟随大军去往台湾还是继续留下完成大业，对于晏海清来说这是一次困难的抉择，最终碗片的顺利过岸也就潜在的告诉了我们晏海清的决定和他坚定的信念，继续潜伏。

如果说秋喜是晏海清身边的一个符号，那么惠红莲就是夏惠民身边的一个强烈的符号。影片中的惠红莲仅仅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戏子，她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更没有能力和这个社会抵抗，所以只能蜷缩在强权之下，就像是被蹂躏的人民，睁眼不能反抗，闭眼不能享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所以我们不难猜出惠红莲所隐喻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下的贫困人民。

在1949年，国民党节节溃败，对于无法挽回的颓势很不甘心，它极力想要再次实现对广州的全民控制，这种在政治上极度的占有欲，更加激起了百姓的不满。夏惠民作为国民党的工作人员，导演将这个角色隐喻为即将失势的国民党，而他对于惠红莲所表现的占有欲可以看成是国民党对于人民的控制。

在保卫华南动员大会上晏海清正在为建国高兴的跳舞，而夏惠民和惠红莲却在极尽的欢爱。夏惠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惠红莲的占有欲，也是国民党对于民众的控制欲。在影片的最后，导演为了突显“惠红莲”这个角色的意义，安排了她在电台唱丧曲的一幕，不仅表现了惠红莲作为个体心理的变化，更是表达了，在国民党要垮台之际，惠红莲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思想的一种转变，即深受压迫的百姓对于即将倒台政权的痛恶。惠红莲主动向夏惠民提出不去台湾，她知道只有这个地方才适合自己，离开了广州离开了粤剧她没有生存的地方，所以她说：“我不怕，改朝换代戏总是要听的”。在惠红莲的最后一场演出前，她画着戏妆对着镜子说：“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唱戏的只活在戏里”。这是惠红莲的内心独白也是民众的真正想法，不管谁执政，我们都要守着家乡过自己的生活。

影片最后夏惠民开枪打死了睡梦中的惠红莲，这是“夏惠民”内心独占欲的体现。既然“你”不再属于“我”，那么“我”要把“你”毁掉，让别人也得不到。

影片中塑造的晏海清这个人物不再像以往谍战片中的潜伏者那样游刃有余，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精细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圆满地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在这部影片里，晏海清从一开始就受到夏惠民的怀疑，执行任务时显得那么的拙劣，遇到危险时不够镇定、不够临危不惧，甚至用吸食鸦片来减轻内心的痛苦。这些都可以看出晏海清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潜伏者，但他也许是最真实的，潜伏者不都是传奇，也不都是英雄。他们痛苦地、压抑地活在敌人中间，当组织上让他去台湾时，他没有计较，而是坚决地服从，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就是为了换取更大的胜利。支撑他的就是对革命的信仰，对党的信仰。最后，当秋喜一身红衣穿行在人群中的时候，晏海清的信仰实现了，这是他用生命换取的胜利。

影片对于夏惠民这个人物的表现，已不能简单的把他界定为一个坏人了。对于晏海清他是上司也是兄长，在深夜广州的路上，两个喝的大醉的男人，唱着雄壮的国际歌，除去那个时代背景，这两个人显然是一对要好的知己。

在这部影片中晏海清的设置是一个 “纯洁”的人，所谓纯洁，是对美好未来的坚信，可是在那个残酷的年代，光有信念是不够的，所以在他遭受的折磨的同时，也他失去了自己要保护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而夏惠民一个疯狂的失去信仰，杀人如麻的人，曾经他也许“纯洁”过，也有过自己的信仰，但是现在他只是个恶魔。是什么让他变成这个样子？在影片的中间部分有一场戏，秋喜想让晏海清帮她改名字，晏海清说了一句：“不是名字不好，是世道不好”。这个残酷的社会让一些人自甘堕落，也让一些人泯灭人性，乱了心智。

撤退的命令下来后，夏惠民去找晏海清，他感叹到：“大江东去，覆水难收。”这不仅仅是对时局的无奈，更多是感叹自己对于大局的无能为力。夏惠民说，如果自己是共党，他也可以有一番作为，我们不可否认夏惠民的能力，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选错信仰的人来说，纯洁早已离他而去。当他抓着纯洁的秋喜对晏海清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她，因为她纯洁，你也纯洁，我还纯洁吗？”晏海清回答到：“你是不是魔鬼我不知道，但是按照宁杀一千，不错过一个的说法你转头就能把你身边的这个人给杀了，她叫秋喜。”晏海清的回答已经告诉夏惠民了，你随时会把一些无关的人杀掉，纯洁早已不属于你，你就是个魔鬼。当自己坚定的信仰被推翻的时候，其内心的惶恐，是无法隐藏的，就像是夏惠民一样只能坐在台阶上歇斯底里的发泄，用“残忍”来包装自己，自欺欺人来支撑自己，表面风光下的绝望、痛苦更让人同情。痛哭后的夏惠民并没有试着找回自己的纯洁而是像以往一样继续当着恶魔，因为丢失的信仰已经让他没有回头路可走。

夏惠民和晏海清去看惠红莲的戏，夏惠民指着台上的惠红莲说：“话说乱世之秋谁还有心思看戏，我看我们还是换另一出戏吧。”说完这句话后已经奄奄一息的陶区长被掉在屋顶上。这对于晏海清是残忍的看着自己的同事正遭受着折磨，对他是巨大的打击。其实陶区长也只是夏惠民想要让晏海清变成恶魔的工具，最终他失败了。胆小的晏海清没有勇气杀死自己的同伴，这让夏惠民倍感失望，所以最后夏惠民打死了陶区长，这让晏海清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使这样，夏惠民依然没有停手，最终他设计晏海清亲手打死了秋喜。夏惠民毁灭了晏海清的信仰，看着晏海清闪烁的眼神高兴的说：“眼神里有了内容，我喜欢”。他仿佛看到了自己从一个有着信仰纯洁的人变成恶魔时候的样子，对于晏海清的毁灭让他感到兴奋。在他走后又转过身来说：“其实我也很纯洁”。他是想告诉晏海清咱俩现在是一样的，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纯洁的信仰，而我的早已离去。

在片尾，晏海清质问夏惠民你为什么要杀死秋喜，夏惠民说：“不，你说错了不是我杀死了秋喜，是你杀死了自己的纯洁而已”。夏惠民试图改变晏海清，但是他失败了，晏海清义正言辞的回答他：“纯洁是不会死的，他只会离你而去”。人性纯洁的信仰是不会被人们扼杀掉的，她只是会暂时离开，等有一天你还可以将她唤醒。夏惠民也许纯洁过但他现在只是个魔鬼，纯洁对于他来说是死掉的，所以晏海清必须要杀掉他。

而夏惠民的回答更有趣：“那你必须死，别以为你是我的镜子”。他也许有过对于现在身份的摇摆，但随着自己不断得到的满足感，他开始迷恋现在的自己并从中或得了权力的快感。他也一直怀抱着关于信仰的想象而颇为自得，而晏海清对他理想身份的否定仿佛是一面镜子能够看穿夏惠民的内心，这让夏惠民无法接受。夏惠民的死从宏观的意义来说象征着国民党终结了在内地的统治，而晏海清也毅然决然踏上了去往台湾的革命之路，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没有了胆怯，只是对自己信仰的坚定。

最后影片在晏海清身负重伤艰难的走在骑楼下和秋喜走在胜利的队伍中的两组画面之间来回切换。秋喜身着红衣徜徉在夹道欢迎的人群旁，笑意盈面，那是潜伏者们由衷的欣喜。纯洁稚嫩的秋喜，同纯洁、崭新、鲜嫩的新中国彻底融合。在这一幕中《秋喜》这部电影的名字也有了另一层含义，寓意新中国。

导演孙周在主旋律电影中小心翼翼的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他将谍战电影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这部电影也有不足，但是这样的尝试已经给中国的谍战电影开辟出了一条新道路。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谍战电影中看的不再仅仅是组织统筹下的传奇和英雄，而是个人人性光辉的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