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祥苓 口述 冯绍霆 撰稿

我演“杨子荣”的台前幕后

□ 童祥苓 口述 冯绍霆 撰稿

1957年，为了完成四姐(童芷苓)形成童家的艺术风格的心愿，大哥、大嫂、我和南云带着孩子，从北京来到上海京剧院工作。四姐进上海京剧院的时候，院里成立了三个团。一团是李仲林、纪玉良、李玉茹他们，周信芳院长唱戏基本用一团。三团是青年团。二团就是以四姐为主，大哥、大嫂、葆姐和我们夫妻都是二团的。

上海京剧院最早在淮海路，淮海电影院对面，现在那房子已经拆了。拆房子的时候我们青年团还去义务劳动，挺难拆，都是挺好的东西。要是搁在现在，那就不能拆了，应该就是保护建筑了。那时候我们喜欢玩，一下班就去对面淮海电影院上面打台球。周院长跟我说《义责王魁》的时候，京剧院已经搬到绍兴路9号了，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搬过去了。一直到我去北京拍《智取威虎山》电影之前，都还在绍兴路，等我拍完电影回来，就在东平路了。

演现代戏的时候，上海京剧院的一、二、三团形式上还在，实际上已经打乱了，成立了剧组。除了我和四姐演出《红灯记》之外，那时候几个团都停止了演出，投入到现代戏里了。整个京剧院就由各个剧组挑人，无所谓团不团了。虽说京剧院这时候还在绍兴路，排戏都在外面，比如延安中路陕西南路儿童剧场什么的。

1964年我调到一团演“少剑波”

我最初参加演《智取威虎山》是在1964年，那时我跟中国艺术团访问西欧演出刚回国。

1958年大跃进时，曲波写的《林海雪原》小说刚出来，挺好看的。那时候，不光是京剧院，其他的文艺团体都一样，都想表现我们的时代。这不是谁去动员的，一团李仲林、纪玉良他们就搞了《智取威虎山》。它是最早的《智取威虎山》，也是后来定稿那个本子的雏形。两个本子差别还是很大的。最早还是按照小说里面写的，是以写少剑波为主。什么定河老道、蝴蝶迷，这些角色戏里面都有。1964年加工了一次，删了一点，定河老道还保留着。这个戏到北京去参加六七月份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红灯记》《奇袭白虎团》《六号门》《黛婼》《节振国》《红嫂》这些后来很流行的现代戏，都在这次汇演中演出了。上海演出的大戏就是《智取威虎山》，还有四个小戏《战海浪》《柜台》《送肥记》《审椅子》。《送肥记》就是四姐他们创作、演出的。那时候我们还在国外，等我们回上海，汇演已经结束了。领导上没有提其他戏，就说《智取威虎山》要进行加工、演出，另外要年轻人接下来。这样，我和孙正阳调到一团演出《智取威虎山》，接替李仲林和纪玉良先生，我演少剑波，孙正阳演杨子荣。这是我第一次演这个戏。

那时一团负责人许锦云同志，我们也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他率领我们到大场防化连去体验生活。我们第一次在操场上集合后，防化连队也集合好了，一位排长跑步到许锦云面前说队伍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许锦云用上海话说，请同志们示范，听上去好像在说“请同志们‘吃饭’”。我就站在他旁边，跟他说请这么多人吃饭，他两月工资也不够。

我第一次和解放军近距离接触，三个月时间，感触很深。我所在的班是排长带的，我和排长对口跟班。战士练兵回来，排长就去挑水让战士们洗脚，每夜跟着去查房，细心地检查每个战士，轻轻地为他们盖被。有时在生活会上互相提意见，官兵是平等真诚的。这使我真正认识到在解放军队伍中，官兵除了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之外，最重要的还有兄弟之情，这种认识对我演好解放军是极为重要的。

这次下连队，我闹过不少笑话。到部队第二天半夜赶上紧急集合，我们虽然按照部队的规定，临睡前把衣服按顺序放好了，可是一听到号声就手忙脚乱，一拉衣服全落到地上，屋里什么也看不见，穿上内衣找不到外衣，穿上裤子找不到袜子。集合好一看，真像一群散兵游勇，什么洋相都有。第一次打靶，我的靶子上只有一个三环，其余子弹全打在旁边靶子上，真弄不清楚怎么会“正打歪着”的。

江青看《海港早晨》点了四姐和我的名

这时候四姐在排《海港早晨》，是从淮剧移植过来的，当时还不叫《海港》。四姐搞得不顺利，她很着急。最初的本子主要写党组织、老工人教育青年工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什么暗藏的阶级敌人。江青看过后，认为突出了中间人物，要求修改成突出英雄人物和海港工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个戏的情节没有多少矛盾冲突，整出戏写不出东西来，实在难为编剧。四姐虽然在京剧舞台上表演了几十年，但是对舞台外面，尤其对政治十分陌生。为了演好女支部书记金树英，当时不叫方海珍，这个名字是1965年剧本修改后改的，她到码头去体验生活。没多久，四姐憋不住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码头工人有几个是女的?偏让女人当书记，惹得张春桥很不高兴。四姐跟我说，《海港早晨》搞不上去，很难搞，要我到《海港早晨》饰演徐宝昌，就是后来韩小强的原型。那时徐宝昌戏不少，有两段他思想斗争的唱段挺好听。我就脱离《智取威虎山》了。

一天，我们在共舞台演出日场《海港早晨》，说给领导审查。演出结束，全体演员在后台集合，听“客人”意见的传达。当时，我不知道“客人”是谁，更不知道她说话的分量，后来才知道是江青。那天，只感觉整个化妆间气氛很紧张，有点搞不懂，只知道“客人”对这部戏不满意，指责《海港早晨》是“中间人物”论，理由是剧本突出了“中间人物”、青年工人徐宝昌。批评四姐讲的“《海港早晨》硬骨头难啃”，说她对现代戏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我也被点到了，说演得挺好，可是又批评“把唱得好的演员调来演中间人物，简直是鬼迷心窍了，居心何在”。我胆子大，当场就问四姐，“中间人物”是什么问题?她向我摇摇手，让我别说了。我说：“你干嘛那么紧张”，但是从发呆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极其紧张和恐惧。

会议结束，大家默默散去。我陪四姐从后台出来，路上她轻轻地对我说，她恐怕完了。我劝她不要想得这么严重，《海港早晨》确实不好搞，说句硬骨头难啃也不为错。说咱们对现代剧没感情，这没道理。四姐摇摇头说：“你不懂。”最后分手时，她语气沉重地对我讲：“小弟，咱们好自为之吧。”天真的我，还不知童家即将面临的灾难。四姐到北京汇演，演了出《送肥记》。演完周总理接见了。她就问总理，我这是不是“中间人物”。总理就笑，说“你怕演中间人物”。

这样，《海港早晨》不排了，四姐也休息了，我们童家都下来在家待着了。我没有想到，这个斗争有多么严重。那时候报纸上批判学术权威、文化名人的文章很多了，斗争的气氛很浓，但是还没有到写我们大字报的程度。

1964年，童家真的不顺利。大哥患肾病住院一年多，四姐每月的工资全部给他买人参了，最后还是中年去世，去世时只有四十四岁。

《海港早晨》《智取威虎山》这时候都在改编，需要重新选演员，我们童家在京剧院是被冷落的家族，无一人被起用。这段时间，我和南云自己烧饭做菜，倒过了一阵团圆的安闲生活。两人晚饭后经常遛遛马路，看看电影，也算补上结婚前没有恋爱过程的一课吧。现在看来那时浪费的时间，倒为以后开小饭馆打了点基础。

江青又来看《红灯记》演出

这时候正好碰上中国京剧院到上海演出《红灯记》。有一天四姐跟我说，领导上想学《红灯记》。那《红灯记》中演李奶奶的高玉倩从小在我家长大，早先她演青衣。四姐说，领导说了，现在高玉倩改老旦了，就让我也去演李奶奶。我说，那也没问题啊，总比待着好。我想四姐聪明，挺有才能，大嗓也好，什么都能唱，不妨试一试，有活干总比闲在一边好。

上海京剧院的《红灯记》，第一个扮李玉和的是沈金波，四姐饰李奶奶，杨春霞演李铁梅。我在戏里扮演喝粥的群众，只有一句台词：“嘿，硌牙了!”后来沈金波被选中，到《智取威虎山》里演少剑波，李玉和改由小王桂卿担任，他也是唱武生的。他一上升，我也升级了，提升了一步演交通员。再后来，小王桂卿又调到《海港》剧组去演大队长刘大江，高志扬这个名字，也是1965年时改的。可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我提到“李玉和”的岗位上了。

导演是中国京剧院的骆洪年同志，以前演小花脸，在《野猪林》里演陆谦，排练中他对我要求极为严格。这个戏上演了，在送行会上他对我说，他看惯了大块头，当时一见我，就想你们上海京剧院没人了，怎么弄个小瘪三来演李玉和。他去跟领导上说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京剧院实在没人了，就这块料了。排到最后，他说，没想到你还行，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去演出了。我确实瘦小，与钱浩亮又高又大相比，我俩反差太大，导演有想法很自然。我至今依旧非常感谢骆洪年导演，没有他的大力帮助，我不可能演好李玉和。排练当中，我找钱浩亮去学，以前我们就认识，在中国戏校是同学。他住在天蟾舞台，去找他时回话说，浩亮同志还没起来呢!那就是不见的意思呀!就拉倒吧，反正咱们就这么演出了。每逢礼拜天休息一天，演六休一。

1965年《红灯记》上演期间，有一天休息，下午我跟南云说，今天我们就去淮海路溜达一下。我们好久没逛了，就去了。正走过陕西路口，襄阳公园还不到一点，一部黑色轿车“呜”一下开来停在我们身边，我一看下来的是我们京剧院二团领导李俐同志。她拽着我，就说走走走。我问上哪儿去，她说你别问。我一想，领导拽我走肯定就是有事，就跟南云说，你别紧张，我回得来就是了。

车一直开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到了后台，我一看那阵势，各省市唱老生的、唱武生的人不少，很多都认识。我就说哥儿几个今天干嘛来了，他们就说考试来了。我还纳闷考什么呢?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唱一段。我想了想，就唱了《定军山》开头的黄忠西皮二六的那段。因为这段什么都没有，是很平淡的小段子。我当时觉得我的命运也就定在这儿了，上海京剧院已经给我定调子了，加上四姐的关系，我们童家已经犯错了，再怎么唱也不见得就考得上。

我唱完就下来，在后台候着。文化局副局长孟波就到后台来问，你还能唱一段么?我说唱什么?他说你能唱一段《法场换子》吗?我想，这是余派的戏啊。余先生就有这个唱片。就说好的，我就唱余先生唱片二黄三眼那段吧，就又上台唱了。

刚回到后台，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来说，首长要见我，领我到了前台。前台很暗，在那儿我见到一位短发，戴着眼镜，说话声音很细的女首长。看出她就是江青时，我心里一跳。那时候上海管江青叫“客人”，我以前不知道。她坐在前面，我一看，认识她。但是，这一天我第一次和她面对面接触了。未见其人，已经领教其言，她就是在共舞台后台传达中点我和四姐名的人，要格外小心啊!江青就问我：“你是唱余派的?”我想了半天，就回答说：“我不是唱余派的，但是我有点喜欢余派。”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不敢说不喜欢，也不敢直截了当说喜欢，只说自己一知半解。江青又问我有没有资料。我说过去听过十八张半，但是现在唱片也没了。她还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告诉她在学演《红灯记》。临走时她说，如果需要什么资料，她可以送一些。这次说到这了。

与江青见面时间虽然很短暂，对我来说却好似过关一样紧张。回到家里，我告诉南云经过情况。她比我更紧张，说：江青已经批评了四姐和你，怎么又找上你。要我注意自己的脾气，可千万千万别惹了她。

没过几天，又该我们演《红灯记》了。我化好妆穿好戏装，像往常一样到上场门去拿红灯做开演前准备。只觉得后台有些异样，从来没见过这场面，上下场门那里都是穿蓝制服中山装的，也不是警察，又不像发生了什么事，就都在那待着。平时头遍铃一响，我就在上场门候场了。那天我觉得后台是个是非之地，少惹事为妙，就到穿衣间去候场。团长李俐找到我，说“客人”来看戏，别出错。她不关照还好，这一说我顿时觉得今天的戏不好唱。我对她说，这话你跟我说就行了，我知道了，不过你可千万别跟我姐姐说。我怕她紧张，到时候演不好。实际上我也紧张，上场门摆着刀具、红灯什么的我去拿，这些穿中山装的同志来回在那转悠，这也难受啊。

江青看了《海港早晨》，就批了四姐和我，今天又来看我们姐弟俩演戏，不知又要挑什么刺。我也不敢和四姐说，她知道了会比我更紧张。说心里话，头两场我自己都觉得很僵硬，松弛不下来，脑子里顾虑实在太多了。后来我想这样演下去非得砸锅，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由它吧!也许这就是我和四姐最后的舞台演出了。想开后便无所畏惧，一如既往，视台下如无人之境，很快放松下来。

那场演出基本上还可以，演完了说是首长来看大家，让演员等在台上。这时，我才告诉四姐，是江青来看戏。她好像等待宣判一样，低声问我今天她演的有毛病没有。我说有没有毛病都演完了，顶多咱童家今后不演戏了。江青上台与演员见面了，没理会就在旁边的四姐，走到我跟前时，她说你别净吃别人的饭，要有自己的创作。这意思就是说，我演的都是人家的戏，倒不是批评。说完，她就走了。我心里说我不吃这个饭，吃谁的饭啊?你让我不演就不演，不吃就不吃。江青没对我们的演出挑剔什么，四姐和我都松了口气，这一关总算平安渡过了。

张春桥宣布调我去演“杨子荣”

这以后《红灯记》停止演出了。不久，领导调我去《海港早晨》剧组报到。那时候《海港早晨》已经换了从宁夏京剧团调来的李丽芳演支部书记，给我的角色是大队长。我心想那小王桂卿呢，他不演了就换我。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喜讯。四姐让我演韩小强，江青已经在说，要我演中间人物居心何在。现在又调到那儿，岂不是羊入虎口。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演戏像走钢丝一般艰险。但是，组织上决定了，命不可违。从头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上班前，南云像念经一样劝我遇事要忍，千万不要发脾气。我虽然心烦，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是一个忍字。

报到第一天，马锦良编了段唱腔，让我学会后用录音机录下后送审。随后我参加了追船那场戏的排练，情节就是有人把一包不该装船的化肥装上驳船，就要装上货轮了，大队长带人乘快艇去追。那时候导演也不是原先的杨村彬，换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章琴。

章琴是山东人，刚开始排的时候看上去很严肃。排练时，我唱完倒板后出场，跑到“九龙口”，然后三人组成造型，亮相开唱。刚排到这儿，章导喊停了，问我怎么跑得这么少。我说，老戏都是倒板完了出场，然后站在九龙口亮相，再唱回龙，再往前走圆场，都是这个程式。他就说，你唱戏就唱戏，怎么这样?你就没看见东西吗?上海滩那么多东西，你眼睛里没有，你们就这么唱?

我一看他挺好玩，就拿他开心了。跟旁边两位演工人的演员说，你们就跟着我，我怎么走你们就怎么走。倒板唱完，我一出来就噌噌噌在台上跑圆场没完。章琴赶紧说停停停，你怎么到处跑，你怎么在台上跑个没完了。我说导演，你刚才启发我之后我的感触太多了，我上台一看：呀，黄浦江浪潮滚滚，你看这大船小船，国内的船，国外的船。你看这些大楼，这个银行，那个银行!我这看不完的景，你得让我看完了我才能唱啊。他明白过来了。吃午饭时，章导坐到我旁边小声说，你就存心逗我吧，你小子整治我。我赶紧申辩，他启发了我，大脑就开始发达，想象力就无法控制啦。他笑起来，说我拿他开心。

《海港早晨》剧组排戏的地方在艺术剧场。我去的第四天，上午刚刚开始排练，剧组领导通知我，张春桥在贵宾休息室要见我。当时张春桥是市委宣传部长，我心想到剧组只有几天，怎么从未接触过的市委领导就找我谈话，难道排戏时和章导开逗的事，已经汇报上去了，这可要命啊。现在什么时候啊，本来就说我们童家反对现代戏，我还在现代戏里开心，这可怎么办?当时真恨自己就爱逗，现在出大问题了，事已至此，没法子啦。

在贵宾室我见到了张春桥，那是我第一次跟他谈话。他个子不高，人也瘦，头却不小，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面无表情地让我坐下。问我到《海港早晨》剧组几天了，我告诉他四天。他说，要调我到《智取威虎山》剧组，怎么跑到《海港早晨》剧组来了?我就蒙了，心想这不是由着我来选的啊?是领导把我调来的，没有人跟我说要让我演《智取威虎山》啊?赶紧解释是院里通知我到剧组来的。他又问我：“你是愿意演《海港早晨》，还是愿意演《智取威虎山》?”当时这个语气也不是很温和。这一问，我更莫名其妙。京剧院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从没挑过角色，他的话从何而起，我不知事情为什么如此复杂。脑子里想着这些问题，我没有立即回答，他补充了一句，让我考虑考虑。我顿时清醒过来，难道有谁说了什么?为了避免他的误会，我婉转地回答，现代剧都是表现、歌颂革命斗争历史英雄人物的，我都愿意演，一切听从领导分配。听到这话，张春桥语气缓和下来，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那你就到《智取威虎山》剧组演杨子荣吧。还让我当天晚上就到歌剧院小剧场去看《智取威虎山》剧的彩排。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为什么把我调到《海港早晨》。很可能，按照江青的意思是调我到《智取威虎山》，所以张春桥来的时候不高兴，以为是我要求来《海港早晨》。当时，这个事情就算这么过去了。

张春桥走后，我松了口气。作为一个演员，对哪个领导的指示都要服从，还要经常被卷到根本不知情的斗争当中，对我这不通晓官场奥妙的演员来说，比创作几个戏还要难得多呀!《智取威虎山》剧组以前在全国选拔演员，上海京剧院的老生、武生演员都去应试，只有我没这资格。现在，一下子决定由我演杨子荣，这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儿真不知是怎么转过来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到了这个机会。刚开始，我演过少剑波，到《海港早晨》、《红灯记》转了一圈，又回到《智取威虎山》，但是演杨子荣了。

江青交代我要立杨子荣的唱段

张春桥宣布我去演杨子荣的当天晚上，我到正在排练《智取威虎山》的歌剧院小剧场去了。

彩排开始，台下就座的只有几个人。我一看，有江青，还有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还有什么其他领导，记不住了。我刚在他们后面坐下，保卫同志叫我到前面去。坐在第一排的江青让我坐在她旁边，陈丕显、曹荻秋他们坐在后面一排。那天是贺梦梨扮演杨子荣，沈金波扮演少剑波。

当初设计唱腔时因人而异，李仲林、贺梦梨都是武生演员，嗓音一般，所以旋律不高。以前，《智取威虎山》演给毛主席看过。看了之后，他说了一些话，说就记住座山雕了。意思是说座山雕演得不错，给人印象深刻。说真的，扮演座山雕的贺永华太会演戏了，《智取威虎山》的演员换了几代，就是座山雕从来没换过，拍电影时还是他的座山雕。主席的讲话还有一个意思，说杨子荣没有唱，都是念白。主席的意见是要想让一个戏流传，一定要有能够让大家传唱的唱段。这个思路是对的，从戏曲发展的过程看，就是这么回事，让人印象深刻的好戏，久演不衰的戏，流传广泛的戏，哪一出没有大家都爱唱的唱段?

这时候，戏已经改了一些了，定河老道没有了，但是整出戏内容还是很多，要演三个半小时，还是很长。1965年的一个重要修改，就是以杨子荣为一号人物，少剑波成为二号人物了，过去少剑波和杨子荣戏份一半对一半。这时候的《智取威虎山》比1964年汇演的时候难度大了些，舞蹈也多了些，但是没有马舞，唱得也不多。这个戏写的就不是《林海雪原》了，只是《智取威虎山》这一段了。所有《智取威虎山》改戏、选演员这些情况，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正好是我们童家倒霉的时候。

那天晚上，当贺梦梨唱到“共产党员”时，江青说这不是共产党员杨子荣的基调，交代给我的任务，要把杨子荣的声乐形象树立起来。这时我才明白，调我到《智取威虎山》，是要立杨子荣的唱段。我回答尽力去做，试试看。

彩排休息的时候，所有人都到了休息室。江青再一次强调杨子荣的唱腔问题，看着我说，叫你来接这个任务，你完成任务的目的就是把共产党员的音乐形象树立起来。又问我几天能把戏学下来。我说，要十天左右。她认为是必要的，让我抓紧学会，她要看看。陈丕显说我个子矮小了点。只听江青说，还是可以让他试试再说。

第二天，我到绍兴路9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上班。我拿到剧本后，整个剧组开始帮我紧张地排练。本来是十天的期限，学了三天，我已经排到一半，京剧院领导言行和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也就是加工改编《智取威虎山》剧本的编剧之一的章力挥先生，传达了江青的指示，戏不用看了，杨子荣确定由我扮演。从此，杨子荣这位革命烈士与我结下不解之缘，伴我度过半生艺术生涯。

开始排练那天下午，我和南云到四姐家，一来看望她，二来告诉她这个消息。四姐家一切同过去一样，不同的是欢乐的气氛不见了，门庭冷落。四姐和姐夫陈力明显消瘦了，他们见了我们特别亲切。四姐本来开朗好动，现在却平静沉默。我了解她正处在极大痛苦之中。她这个全国知名度极高、才华横溢的演员，才四十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却失去了上舞台的权利，任何人都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望着四姐，我和南云有说不出的辛酸。

四姐很关心江青看戏后对我的评价，知道选中我演杨子荣，她好像松了口气，说她连累了我，要不是让我跟她去演《海港》，被江青批评，早该被选中。我认为这也不一定，总之事情已过去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批，我们问心无愧。她露出了难得的笑容，非留我们一起吃晚饭不可，我们也有段时间没聚在一起了，也想多呆一会儿。四姐不断给我往碗里夹菜，姐夫说她今天真是高兴。四姐当然高兴，她说童家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能上舞台，这不是小弟和我一个人的幸运，而是全家的幸运。她不断叮嘱我，机会来之不易，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复杂困难，嘱咐我不要像孩子一样任性。临别时，姐姐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像对孩子一样对我说，爸妈及全家对我期望最大，童家唯有我能证明童家不是反对现代剧的，要我争气，拼上一切也要成功。

回家路上，南云说：四姐心境如此低落，还是那么关心你，真是疼爱你。是呀，四姐为我高兴也为我担心。古人说三十而立。我这三十岁的人，在处境最艰难时期，我的艺术之路是能够继续走下去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

周总理看完第一次彩排后说我唱的不是杨子荣而是诸葛亮

1965年第一次彩排，周总理、江青到艺术剧场，审看我们彩排《智取威虎山》。总理对我说，我唱的不是杨子荣而是诸葛亮，要走自己的路嘛。这话对我震动很大。他怎么把杨子荣和诸葛亮相比，还非常重要呢?我仔细揣摩，悟出了一点道理。杨子荣是现代革命战士，诸葛亮是古代谋士，两人身份不一样。传统老戏的腔调、演唱方法都是为了表现古代人物而创造出来的。而我只想套用表现流派这样的方法表演杨子荣，只能给人古代穿八卦衣、手握羽毛扇的人物那样一种感受，和现代的解放军战士格格不入。总理的一句话使我找到创作指导思想的根本错误。

我要走自己的路，当然要改变唱法，首先要深刻理解剧中人物，要有自己的看法。在这之前，编剧本子怎么写，我就怎么念；作曲设计了什么唱腔，我就张开嘴巴唱。但是，演员不应该是编剧、作曲的传声筒，应该是一个再创作者，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和要求。原来第八场的唱词是“晨星落天拂晓雄鸡高唱，七天来画成了地图一张”，这唱词写得很抒情，作曲也就从抒情着手，到了我这儿就成了抒情柔和的唱腔，这与打进匪巢勇往直前的杨子荣对不上号，当然也就变成诸葛亮了。要改变这种情形，首先要求编剧为人物提供形象的唱词。后来那句唱词改为“劈荆棘战斗在敌人心脏”，这台词本身就写出了人物的勇敢豪迈。在《打虎上山》这场戏里，原来只是走雪舞蹈，没几句唱，后来加上了大段唱腔，作曲把它谱出了二黄高八度倒板，我在演唱“霄汉”两个字的八度高腔时又翻八度。后来1969年拍电影时，于会泳又加上中西乐合奏配器，杨子荣先声夺人的磅礴气势便淋漓尽致地在舞台上展现出来。

不过，那时候第五场还没有马舞，只是走雪。有一次彩排演出，是在艺术剧场演的。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我演到第四场，接着让昆曲演第五场。说良心话，在后台看着，我也傻了。杨子荣谁演的我记不住了，那句“激起我热血滚翻”的台词，本来是很让人激动的，搁在四眼一板的昆曲一唱，咿咿呀呀的真要命，气势全没了。昆曲演完这一场，我再跟着演京剧的第五场。有一次，在锦江饭店对面的俱乐部走廊里，毛主席问我对昆曲怎么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看不懂。主席就说，昆曲脱离人民群众了。昆曲《十五贯》刚出来的时候真红啊!我们都爱看，总理还说一个《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但是昆曲确实不好懂，唱腔节奏也慢，如何表现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是个难题。从这以后就没有人再提昆曲《智取威虎山》了。

从1965年开始修改加工《智取威虎山》，我们在绍兴路京剧院二楼大厅排练。排练厅里只有一块六平方米的旧地毯，当中还有个大窟窿，演武戏的演员每天就在这块地毯上练功摔打。当时没有练功服，大家都穿着自己的衣服，每天三班排戏，体力消耗很大。那时候夏天没有空调和冷饮，冬天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一分钱的伙食补贴。直到1969年拍电影，才给大家改善了生活条件，每人发一件棉大衣，两套军装，还有十六元伙食补贴。

为了演得像解放军，每次去剧场都列队步行。我们自觉地订出很严格的制度：后台不聊与戏无关的事情，不带亲友到后台，不抽烟，不打牌下棋，开演十五分钟前候场，出事故不过夜。这些制度后来都成了样板团的演出制度。为了认真执行，专门推举几十年一贯认真负责的王志奎老先生当后台监督。我们每星期有三天抽出两个小时学习雷锋、王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让我们在排戏时发扬他们克服自身困难的精神，从思想内涵去接近这些革命英雄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境界，提高演员自身的素质修养，向这些人物的气质靠拢。

《智取威虎山》十场戏，杨子荣轮到七场，而且三、四、五、六四场紧连着，那时我体质比较弱，每排完一次就要呕吐，吃不下东西。南云整天抱着个汤罐子跟着，我什么时候有胃口就吃点面包，喝点汤。为了增强体能，我每天早晨从绍兴路开始，到陕西南路、建国西路、瑞金二路，跑一个大圈，回到京剧院就马上练唱，锻炼自己能在喘息时唱念自如，不这样练，怎么演打虎上山啊!

我们整个剧组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排第一场小分队列队等杨子荣出场，排了半小时，我已经满头大汗，还不能达到要求，小分队的演员依然列队不动。我向导演提议排我一人，大家先休息。演小分队的同声说没关系，他们站在这儿有助我进入角色。我真说不出的感动，直到现在我还怀念那时集体创作的团结互助精神。

这时候，第八场的唱段攻不下来，把于会泳调来帮着弄，帮我们把第八场弄出来了。他参加搞样板戏是因为《海港》，这个戏靠闻捷的词写得很美。写了那么好的词，得把唱弄好，就有人推荐了于会泳，让他来《海港》作曲，就这么进来了。后来《智取威虎山》第八场，江青老不满意，把他调来了。第八场“劈荆棘战斗在敌人心脏”那段唱，他把很多人的作品拿来融合成了他自己的作品，是不错，到现在很少有京剧作曲能和他比的。搞艺术的，对艺术上的事不能昧着良心说。当然，整个戏，其他的作曲、演员、乐队都参与的。于会泳弄出来之后，第二天我就去学，学完之后第三天江青就来看了。看完之后就肯定了这段唱法。

北京演出时毛主席为《智取威虎山》改词

1966年又排了一次，奉江青之命去北京演出，剧组由上海派来三位同志暂管。那天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演出，听说毛主席来看戏，大家又激动又紧张，每个人都检查了几遍服装。我们在舞台上表演得那么投入，说实话这是最好的一场演出。当幕落下后谁也不动，台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和大家一样，似乎等待着什么。幕又拉开了，毛主席、周总理上台啦，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主席缓步上台，举手向大家示意并与我们合影，我感谢一位记者把这历史时刻拍下的相片送给我。主席在台上没讲什么，他从来不和我们讲话，有意见就在台底下说，然后再传达。

演出后，江青上来说通过了，宣布毛主席为《智取威虎山》改了词：第五场《打虎上山》唱段中“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第九场《急速出兵》少剑波的唱段“同志们整行装飞速前进”，改为“同志们整戎装飞速前进”。剧本就此定稿。

毛主席如此认真细致看戏与改词，使整个剧组欢腾一片，这出戏大伙儿完成了，激动得不得了，总算过关了。我格外激动，终于在艰难险阻中完成了杨子荣这一角色。我演杨子荣那是翻身了。在京剧院，以前好人的角色没有我，什么贾琏之类反派的全是我。演现代剧，演《红灯记》，我头一个演喝粥的，《沙家浜》里刁德一啥的，都是我的活。那时候大家都说，童祥苓演不了正面人物。现在，我接手的第一次英雄人物就算完成了，我的音乐任务也算完成了，因为这个基调已经被肯定了。

前前后后，《智取威虎山》我连唱了五年。十场戏里我要演六七场，而且念完了唱唱完了念，还有大量的舞蹈，怎么撑下来的?小的时候基础打得比较好。那时候不许抄小本子写词，得口传心授，全靠熟能生巧。练功时老师稍不顺眼，“啪”，棍子就上来了。现在不像我们那时候，省事啊，有录音机啊，那时候没有这些。年轻人功力不如我们，没有人愿意唱，累啊!

1966年冬天毛主席看《智取威虎山》时，我们住在虎坊桥北纬旅馆。当天晚上回去，我很激动，给四姐写了信。因为四姐对我，对这个戏非常关心。其他的没有多说，就告诉四姐主席看戏改词的事，还写了我们文艺工作者应积极去表现工农兵，应该早点表现现代生活。因为吃不准，信里我还问，你是不是真有问题，有问题就交代，没有问题就说清楚。我说不管怎么说，我相信姐姐不是坏人。没想到，我这封以纯真情感写出的信被抄四姐家的人拿到了，倒成了为四姐翻案的罪证。

（摘自《世纪》2015年第1期）

爱与包容

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莫高窟出土的一份唐朝人的离婚协议书。说的是：跟我离婚后，愿你更漂亮，愿你能够找到更好的人家。这便是大唐称雄世界的原因：爱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