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崇兼

抗战胜利前夕，我家住在上海市北京路祥生汽车行边上的永康里。我们住的是石库门房子。东边前后厢房是一位王姓宁波商人开的协兴昌商行。

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已六足岁了。虽然还在读幼稚园，但我从四岁开始认字，到六岁已经识不少字，能认得大人看的报纸上的多数字。有的生字只要前后两字认识也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我家只订了一份《申报》，而“协兴昌”却订了几份大小报纸，我有时会去蹭报看。一次，我在“协兴昌”看报，王老板从后面办公室出来，看见我在看报，便指了一段新闻用一口宁波话说：“侬把这一段读给我听听看，让我看看侬认得多少字了。”我依嘱念了起来，虽然有几个生字，但总算顺利地读了出来。王老板听了摸摸我的头说：“这小孩乖，已经认得介许多字了。以后侬要看报来好了。”从此，我就经常去蹭报看。一天午后，王老板面带喜色从外面回来。看到我又在看报，便牵着我的手走进他的办公室，随手将门关上。他问我：“侬看了这些报纸，看出啥名堂没有？”因为我从报上看到英美同日本在太平洋交战的报道，就说：“东洋人要倒霉了。”他听了马上在嘴前竖起手指说：“嘘——轻一点。侬怎么知道他们要倒霉了？”我说：“过去只有我们中国人同日本打，现在英国人、美国人也同日本人打了，三个人打伊一个人，总归打得过伊。”他说：“对，东洋人要给我们打败了。”但他又嘱咐我：“这些话千万不可到外面讲，要当心坏人。”

不久，王老板又租下了隔壁石库门的两间厢房，运来了许多类似卫生纸的粗草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