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澜 汪树东

人文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倾向及其反思
——评阎真长篇新作《活着之上》

○欧阳澜 汪树东

当今中国文坛上，阎真是少数几个兼学者和小说家于一身的人。他受过完整良好的学院体制教育，曾经留学加拿大，后又长期任教于大学中文系，这无疑培养了一种高标出尘的经典意识和敏锐纯正的艺术嗅觉。他的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每每相隔四五年，选取的都是作者熟悉的生活领域，立意高远，社会批判意识锋利，叙事绵密，细节精彩，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个性鲜明而且文化底蕴丰厚，因此屡屡挑动着文坛的兴奋点。尤其是《沧浪之水》，知识分子失败的精神史和官场小说的刀光剑影相叠加，率先窥破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因此震动读者神经，至今广受好评。时隔六载，阎真再次推出长篇新作《活着之上》，聚焦于他最熟稔的高校生活，赓续了《儒林外史》和《围城》的叙事旨意，揭开了当今中国高校的严实黑幕，展示了人文知识分子被大学体制和世俗化时代大潮异化后的犬儒化面相，拷问着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选择，批判锋芒犀利，忧患意识浓郁，无疑是当今文坛的不菲收获。

一、大学体制的异化乱象

众所周知，大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与生产之地，更重要的是培育具有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创造精神和人道情怀的人格，由此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但中国特色又总是例外，近十余年来书写大学状貌的长篇小说，如张者的《桃李》、葛红兵的《沙床》、汤吉夫的《大学纪事》、朱晓琳的《大学之林》、阎连科的《风雅颂》、史生荣的《所谓教授》等，都不约而同地剥开中国大学的高雅画皮，重在展示世俗化浪潮倒逼下大学的种种丑态，那里有大学校长挟权自重、胡乱作为的嚣张跋扈，有大学教授春风得意、醉花眠柳的无耻行径，有普通教师委顿不振、丧失节操的自私昏聩，更有大学生得过且过、放荡不羁的无赖面目。不过，与这些小说相比，阎真的《活着之上》对大学体制的异化乱象的展示更为系统、更别出心裁。

《活着之上》以主人公聂致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婉转地叙述了他如何从一个偏远之地的农民孩子考上麓城师大历史学院，又读了硕士、博士，随后回到母校任教，从讲师开始一步步奋斗到副教授、教授的过程。这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大学结束了1980年代那段意气风发、风清气正的黄金时代进入到1990年代以来二十余年的急速扩展、功利化加剧的没落时期。阎真通过聂致远二十余年的人生遭遇写尽了大学体制的异化乱象。

其一，展示了大学生、研究生日益丧失了求真务实的专业精神和理想本色，被世俗化浪潮裹挟而去，不知归途。例如聂致远读大学、研究生时，同学们就开始纷纷抛弃学业，以诸多名目追逐金钱；当聂致远在大学课堂里向学生灌输古代士人傲岸的精神追求时，学生却纷纷举证金钱的重要性，和人文精神彻底南辕北辙；而那些不断争当班干部、想着通过不合理的手段获得高分、通过疏通关系评奖学金、抄袭毕业论文却能够买通老师获得优秀成绩的大学生已经遍地开花，彻底污染了大学的纯净天空；至于聂致远的学生张一鹏等整天不学无术，居然为荷花姐姐四处站台，则显示了大学精神已经被丑陋的大众文化侵蚀得面目全非。

其二，展示了金钱权力的潜规则已经全方位地渗透大学，造成大学体制的沉疴染身。像小说中童校长，身为麓城师大副校长，位高权重，呼风唤雨，他指导的学生论文能够评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所在专业能够成为重点专业，想栽培谁就栽培谁，成为当今高校里赢者通吃的龙形怪兽。而小说中历史学院金卫中副书记，更是不断利用权力，让老师给学生安排班干部职位、泄漏考题、修改考试分数，使得潜规则四处横行。而那些手上握有丁点学术权力的教授往往也不忘记及时利用，像京华大学的吴教授，神通广大，招博士生只招漂亮的女生，享受着学生的阿谀奉承一无愧色。至于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招生中的公平公正，也早已被金钱权力开道撕开裂缝。

其三，展示了大学知识分子主体性、学术自主性沦丧的悲惨现实。像聂致远这样的大学人文知识分子本来是以弘扬独立不阿的人格精神为追求的，但现实却是，他们早已被大学里的各种考核项目、要求牢牢束缚起来了，他们自身已经彻底丧失了存在的主体性，而学术的自主性、神圣性早已被论文、项目、获奖等机械的考核指标摧毁殆尽。此种大学体制服务的不是学术共同体，而是自我复制、自我论证、自我神化的大学行政权力。

当然，要展示种种大学体制异化乱象，《活着之上》主要是通过聂致远和蒙天舒这两个人物相互对照的成长历程来展示的。蒙天舒是当今大学体制孕育出来的怪胎般的成功人物。早在大学时期，他就以两条定律闻名，即屁股决定脑袋和地球中心就在屁股下面。说到底，就是利益至上，欲望至上。他深知权力的巨大效应，因此选择论文指导老师时要选择有权力的院领导、校领导；他为了评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不惜血本挨家挨户去找评审专家疏通关系；他为了认识名刊编辑，就利用学术会议之机，卑躬屈膝地拉关系联络感情；他为了利益敢于放弃一切人格尊严，把功利主义准则发挥到极致。最终，他很快获得世俗方面的巨大成功，当上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而且被童校长当接班人重点培养。蒙天舒无疑是当今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犬儒化的典型形象。

徐贲曾说：“古代犬儒的特征是能看穿世俗之人看不透或不明白的事情，他们看穿世俗观念的假象，对之讥诮讽刺、超凡脱俗、愤世嫉俗、桀骜不驯，自称是不为物役、无欲无为。古代犬儒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善来自顺从宇宙必然性的生活，善就是依照自然和理性的生活。与古代犬儒主义相比，现代犬儒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已经蜕变为一种将道德原则和良心抛到一边的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它看穿、看透，同时却无所作为和不相信有任何可以作为的希望。它在任何一种高尚、崇高、理想的表相下面都急于洞察贪婪、权欲、私利、伪善和欺骗，在任何一种公共理想、社会理念、道德价值后面都能发现骗局、诡计、危险和阴谋。”①的确，像蒙天舒这样的犬儒化知识分子，已经彻底放逐了人文主义的原则和价值标准，完全认同现实的利益原则，在获得世俗成功的同时宣告了人文精神的死亡。

如果说蒙天舒是个无师自通的犬儒主义者，那么聂致远却是在各种外力逼迫下一步步走向犬儒化的深渊的，因此他的悲剧就格外令人感慨万千。看看在麓城师大工作时期，聂致远不得不一步步放弃高调的人文追求、人格尊严，去适应大学体制的异化力量。迫于金卫中副书记的压力，他不得不给学生安排班干部职位、修改考试分数等；为了评上副教授、正教授，他也不得不花钱买版面发表学术论文；为了给学生贺小佳找工作，他也想疏通蒙天舒的关系，等等。聂致远知道没有能力改变既有的大学体制，如果不想被其抛弃，只有主动地适应。而适应的过程，就是犬儒化的过程。

二、世俗化浪潮中的攀比性欲望

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曾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指出，犬儒主义存在基本两种的表现形式，在原苏联和东欧地区主要是政治犬儒主义，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蜕变为消费主义。如果要分析《活着之上》中聂致远所面临的犬儒化压力，其实也可以把他在大学里所遭遇的、以蒙天舒为代表的犬儒主义视为知识犬儒主义，而他在家庭里所遭遇的、以其妻子赵平平为代表的犬儒主义无疑就是消费主义。徐贲曾指出，所谓知识犬儒主义，奉行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相当的思考和智识能力，拥有学者、教授、专家、作家、记者、媒体人的体面职业。他们往往一面厌恶令其不得自由的体制，一面却在体制中做各种“纯学术”表演，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为一点课题经费油水和些许荣誉狼奔豕突，甚至以各种“理论创新”来向体制谄媚输诚。知识犬儒主义者均为极明白之人，但他们对现实秩序和游戏规则有着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不内疚的合作②。蒙天舒就这样典型的知识犬儒主义者，对于他而言，知识分子本色、师道尊严等都只是美丽画皮，真正的核心追求却是权力、地位、金钱、名声等实利。他对既存的大学体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思和批判，只是想着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关系加入体制的狂欢之中，最终以自己的人格扭曲、精神颓败来延续并壮大了既有体制。

与蒙天舒遥遥呼应的是极其世俗、功利的赵平平。赵平平出生于小市民的单亲家庭，自己无钱无权无势，就想着找个能够靠得住的丈夫。在得知聂致远考不上博士时，居然离开了他另找靠山，甚至利用青春美色从一个经理那里挣得了八万元钱，而在聂致远考上博士后又和聂致远来往。随后生活中，赵平平几乎成为聂致远生活日趋犬儒化的主因之一，她不断要求聂致远赚钱、评职称、求上进，不断逼迫聂致远放弃种种关于曹雪芹等传统读书人的清高品德的自我想象，加入世俗化的狂欢之中。虽然她要求的生活也不算奢侈、过分，但她的生命却深中消费主义的毒素。最能够显示她身上消费主义毒素的，就是她那不断壮大的攀比性欲望。她的攀比对象是闺蜜高娟娟和蒙天舒的夫人韩佳。高娟娟和赵平平同一年大学毕业到小学当老师，教学能力不强，却因为堂兄在教育部当处长，结果因利乘便，搭上东风进了区教育局当干部，于是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韩佳，靠着蒙天舒的关系读了研究生，留在大学工作，后来蒙天舒发达了，她就能够买昂贵的衣服和私家车，过上富裕体面的生活。小说写到高娟娟的事情给了赵平平很大的刺激，生活上要向她看齐。一次她甚至对聂致远说：“我是一个女人，我要活得精彩点，你千万别跟我讲大道理，那我是听不进去的。看着别人过得好，自己过得不好，那心里就像猫爪在抓似的。如果别人的儿子过得好我儿子过得不好，我心里不但有猫抓，还有刀在割。我不知道自己还有点希望没有？”③而在女儿安安出生后，赵平平更是生活在随攀比性欲望而来的日益汹涌的压力之中。别人买洋奶粉，她的女儿也要吃洋奶粉；别人的孩子择校，她的女儿也要择校；别人全家去马尔代夫旅游，她全家也要去马尔代夫旅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攀比性欲望是消费主义最核心的奥秘所在。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曾指出，消费并非是一种自为、自主和终极性的享受，而是一种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就像语言或原始社会的亲缘关系一样是一种含义秩序④。的确，消费主义并不是要引导人们去享受消费某个商品那么简单，它真正要做的是借助消费重塑人的自我认同、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乃至把曾经由宗教信仰熏陶出来的超越性追求加以物质化的改造。而要实现此类目的，关键就是煽动人的攀比性欲望。在攀比性欲望中，人总是模仿别人的欲望，他总是说别人怎样么我便要怎么样，当然更好的是超过别人。说到底，攀比性欲望起源于世俗化社会中的人没有发现内在的真实自我，于是总以为真实的生活在别人那里，便不断模仿别人的欲望，与别人攀比，试图通过模仿和攀比来建立自我认同。像赵平平那样，在攀比性欲望的主宰下，无非就是要过上高娟娟、韩佳那样的消费主义生活。超越的精神、灵魂因素全部被放逐在生活之外，生活主要就表现为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地位的博取、世俗享受的炫耀等。因此，像赵平平这种消费主义生活本质上也是一种犬儒化的生活。

当蒙天舒所表现的知识犬儒主义和赵平平所表现的消费主义犬儒主义并置时，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内在的相通性，那就是彻底放逐精神和理想，驱除人格尊严和道德原则，崇拜权力和金钱，渴望世俗享受，把个人生活重心放在狭隘的世俗满足之中。这种犬儒化生活潮流无疑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意志压制了政治自由的公共表达，再把民众精力引入物欲消费领域的恶果。陶东风曾说：“政治是每个主体的自由的实现，是对于超越个人物质利益的集体公共事务的关注。但是，在今天，以物质需要的满足为核心的经济关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公共政治关切，成为所谓‘最大的政治’，大众消费热情空前高涨，普遍流行政治冷漠，人变成求温饱的、求满足生物本能冲动的群氓。”⑤像蒙天舒、赵平平那样的人无疑都是这个时代催生出来的犬儒化的群氓，他们自诩把握时代大潮，与时俱进，具有现实主义的伟大品质，看似自由，其实却是奴隶，是被时代风潮生产出来的欲望奴隶，是他人的奴隶，是丧失自由的木偶。

当然，《活着之上》中，阎真还把眼光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来透视犬儒化生活的销蚀一切的力量。小说刚开篇就写到聂致远的老家鱼尾镇，称那里的人们除了穿衣吃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情和面子，视之为活着的理由。而他的弟弟聂致高在农村小学当个老师就极度自卑，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等他好不容易当上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后，马上改头换面，得道升天。至于鱼尾镇人不理解博士学位，一定要把副教授理解成副处级等，都显示了当前中国人骨子里的权力崇拜本性。当官发财成为鱼尾镇也是当今绝大部中国人生活的终极目的。温柔敦厚、温情脉脉的传统乡土伦理已经被犬儒化的生活目标撕裂得千疮百孔。

三、传统士人精神的踏空

《活着之上》核心旨意无疑是审视中国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社会角色选择问题。不过，阎真不仅仅满足于展示世俗化时代中知识分子的道德沦落和精神溃败等阴暗一面，他更有意追寻传统士人的高洁精神，以之为标准镜鉴出时下知识分子的残缺与丑陋。因此《活着之上》就像陈忠实的《白鹿原》一样具有较为高远的文化意蕴。

小说开篇就写到聂致远的祖父生前喜欢阅读《石头记》，死后唯一遗嘱就是带上《石头记》。当聂致远到京华大学去读博士时，途中还遇到一位退休的美籍华裔教授，他的专业是研究精密仪器，业余研究《红楼梦》，对曹雪芹的伟大感佩得五体投地。此后，聂致远每每在现实生活的无奈阻碍中就想起曹雪芹等传统士人的精神境界，想以之为榜样鞭策自己。不过，聂致远终究无法抵挡世俗化、功利化的时代浪潮，对曹雪芹所代表的传统士人精神只能心向往之而不能至，为了获得俗世更好的生存条件，只能一步步后撤，最终沦为犬儒之人。

因此，曹雪芹所代表的传统士人精神是《活着之上》的一个精神支点。其首要特点是有很高的人格操守和精神追求，固守于超越性的道统。小说结尾处写到聂致远沦落红尘俗世时对曹雪芹精神的理解：“一生行迹的埋藏，是他生前做过充分思考的安排。牺牲精神是伟大的，但牺牲者希望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见证，这是人之常情，无损于牺牲者的伟大。可曹雪芹他做出了既不为现世功利，也不为千古流芳的牺牲，无人见证，也无须见证。也许，认为他受了天大的委屈，那是我用一双俗眼去看他，完全不合他的心意。”⑥的确，认为曹雪芹受了天大的委屈，那只是世俗之人的鄙陋之见；当曹雪芹专心于创作宏大瑰丽、千古绝唱般的《石头记》，他就是在守护着超越性的神圣精神，就已经获得神恩般的赏赐。传统士人精神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坚定的反功利、反世俗立场。聂致远曾说：“说到底自己心中还有着一种景仰，那些让自己景仰的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王阳明、曹雪芹，中国文化史上的任何正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是反功利的，并在这一点上确立了自身的形象。如果钱大于一切，中国文化就是个零，自己从事的专业也是个零。”⑦世俗的功利主义始终是精神的敌人、人格的敌人，也是高雅文化的敌人。再次，传统士人精神还表现在他们能够直面贫穷、孤独、屈辱的世俗生活困境，具有不屈不挠的坚韧意志。

《活着之上》中，聂致远理解的以曹雪芹所代表的传统士人精神的确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正是仰赖这些先驱对文化精神的坚守，中国文化方能立于不坠之地；同时，他们在世俗社会中的悲剧性处境也反证出中国古代社会从整体上看依然是不利于文化、不利于精神的社会。而到了聂致远所处身的市场化、世俗化时代，这种安贫乐道、守护尊严的传统士人精神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踏空的窘境。

我们可以看看这种宝贵的传统士人精神何以无法在聂致远的生命中生成的。首先无疑是外在的时代压力。当金钱和权力成为整个社会趋之若鹜的终极目的，当身边的人都是像蒙天舒和赵平平那样彻底的功利主义者时，聂致远要想独善其身，无疑难于登天。其次，和聂致远成长时期所受的教育有关。聂致远所受的教育早已是阉割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意识形态和功利主义教育，即使像他中学时期受司马迁的几篇文章的影响决定学习历史专业，读大学时期曾经受到张载的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瞬间感动立志钻研历史，但瞬间感动终究无法把传统士人精神像长期的传统教育那样深深地烙印进生命深处。当然，最关键的是，和聂致远的内在创造精神的匮乏有关。聂致远不能够像屈原、曹雪芹等人那样深刻理解道统的重要性，缺乏内在的创造精神，因此要简单地效法他们表面的反功利、反世俗的立场就是缘木求鱼。这也是为什么他每当遭遇挫折时就以世俗化的外在原因来安慰自己的理由。

四、犬儒化宿命的反思

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曾说：“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并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只在拥有非现实的善。他们总是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⑧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精神和道德的守望者，就像灯塔一样给世俗社会指明方向。当世俗社会陷入欲望或仇恨的迷魂阵时，人文知识分子有责任和使命指出迷魂阵的出路。但像《活着之上》所展示的，在市场化、世俗化社会中，普通大众早已被金钱权力的巨型话语彻底催眠，而像聂致远、蒙天舒等人文知识分子居然也被世俗化浪潮彻底侵蚀，灯塔沦陷，功利化、欲望化的滔天巨浪无往不胜，犬儒化几乎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宿命时，整个社会的问题就严重了。费希特曾如此警诫德国知识分子：“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⑨如果人文知识分子全面犬儒化，当今中国社会就已身患致死之疾了。

阎真对人文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是心存忧虑的。他曾如此谈论《活着之上》：“退守个人生存空间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啊，世俗化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啊！一个知识分子，他如果没有对生活经验的反思，他就会在这自然而然之中放弃更高的精神追求、精神境界，把现世的自我当作全部的价值之源，这种放弃抹平了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之间的界线。”⑩正是出于对抹平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之间界限的忧惧，他才让聂致远不断拷问自己，写出其即使一步步放弃底线初步获得世俗成功时也没有丧失内心的愧疚。

如果把聂致远、蒙天舒等知识分子形象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中来审视，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犬儒化的悲剧实质。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了大部分新知识分子，他们纷纷逃离传统文化陷阱，渴望新生活新思想，但往往又被各种思想负担、生活重负所累，成为背叛性、悲剧性的知识分子，例如鲁迅笔下的狂人、魏连殳，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等；到了1930年代，社会斗争加剧，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往往进入具体的社会斗争，变得更有行动力，例如巴金笔下的觉慧、觉民，茅盾笔下的孙舞阳、章秋柳等；而到了1940年代，在国统区普遍出现的是知识分子的迷茫和沦落，就像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和钱钟书的《围城》所展示的，在解放区知识分子几乎都被视为改造的对象；到了红色十七年，像《青春之歌》中的知识分子只能被纳入革命洪流中才能自我确认，其主体性早已沦丧；1980年代，宗璞在《我是谁》等小说中把知识分子视为极左政治的单纯受害者，张贤亮在《绿化树》等小说中努力发掘着知识分子曾经的苦难史，谌容的《人到中年》关注爱岗敬业的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张炜的《古船》则打捞着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精神；1990年代，贾平凹的《废都》较早敏锐地书写了市场化时代知识分子无处皈依的堕落，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则试图通过朱先生的形象再次寻找传统士人精神的绝大魅力。到了21世纪，阎真对知识分子在市场化时代的生存境遇的书写无疑最为集中，《沧浪之水》振聋发聩，《活着之上》紧随其后，围绕着“义利之辩”把知识分子面临世俗化时代挑战的内在心理写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整体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命运，我们可以看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和市场化巨大转型，都曾经相继抽空过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摧毁过他们的独立精神和自由人格，造成犬儒化的悲剧命运。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

要超越这种犬儒化悲剧，关键的无疑是重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而要重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就不能简单地去归罪于革命或市场，更重要的是发现知识分子生命内在的人格尊严，是传承既有的精神传统。《活着之上》中聂致远曾经如此说道：“既然生活中没有理想主义生根的土壤，那么在市场中争取好好活着，更好地活着，那实在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⑪这无疑不是知识分子应该说的丧气话；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理想主义生根的土壤不是现存的，而是要由他从无中创造出来的。无中生有的创造过程，才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核心。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只能不断地归罪于时代的巨型话语，而不反思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没有良知的推诿和逃避。

注释：

①②徐贲：《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和希望》，《读书》2014年第7期。

③⑥⑦阎真：《活着之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页、第309页、第33页。

④［法］波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0页。

⑤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⑧［法］朱利安·班达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⑨［德］费希特著，梁志学等译：《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5页。

⑩吴投文、阎真：《〈活着之上〉：学院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芳草》2015年第1期。

⑪阎真：《活着之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作者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