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老一辈革命家的“严”与“实”

●王建柱

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老一辈革命家们崇严尚实的故事一直被口口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当前，领导干部 “三严三实”（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专题教育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本文特辑录几位老一辈革命家 “严”“实”作风的小故事，以飨读者。

毛泽东 驻村调查，甘当小学生

1933年，由于李立三和王明的 “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 “左”政策，导致了一些上级机关不知道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工作和实际内容，只知道发布命令和决议，从而阻碍了中央苏区政府任务与计划的执行。

正是在此背景下，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于当年11月下旬长途跋涉，从江西瑞金来到闽西一个偏远的小山乡才溪进行第三次社会调查。此前，他曾于1930年6月、1932年6月两次深入才溪调查研究。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情况，毛泽东决定驻村调查。随行人员担心他太劳累了，建议说：“开了名单请有关人员来不是一样吗？”

“这不行。”毛泽东耐心地说，“我们做调查研究，应该有张良求师的精神。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那是一定做不好调查工作的。”

深入红军公田检查生产、参加劳动、给衰坑改村名……正是凭着 “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毛泽东在调查中帮助群众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总结了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写下 《才溪乡调查》一文。这篇调查报告解决了革命环境下根据地建设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可能的问题，充分调动了党内领导干部主动参与到实地调研、深入分析、系统总结经验和教训的积极性与热情。

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强调了 “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的工作方针。这一方针正是建立在才溪乡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并把这些正确的做法上升为政府的决策方针，为处在紧要关头的党的建设指明了出路。

刘少奇 让农民通讯员每年写几封信，反映农村情况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回老家过暑假，离京前，他去中南海看望叔爷爷刘少奇。刘少奇交给他一项任务，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通讯员，请他们每年写几封信，反映农村的情况。

王升平是炭子冲的农会主席，当年他亲手抓了选拔通讯员这项工作。他常常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写信告诉刘少奇。尤其是对1958年 “大跃进”中挨家挨户收铁锅、拆房子的做法想不通，一连给刘少奇写过几封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王升平一边给刘少奇写信，抨击农村刮 “五风”，一边自己又加入到了刮 “五风”的行列中。群众对他意见很大，公社党委撤销了他大队支部书记的职务，要求他向群众作检讨。

1961年5月，刘少奇在湖南调研时，接见了王升平。

刘少奇批评说：“你把安湖塘下面的好农田改成鱼池，搞得那么大，费了那么多工，也不养鱼。山上本来长满了树木，你砍了树木开茶园，青山成了荒山。搞这些，你跟群众商量过没有？”“你到大队临时医院去看看，那些奄奄一息的水肿病人，队里还有不少因饥饿而死亡的群众，一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难过，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你身为大队支书，难道不应该把自己也摆进去？”刘少奇严肃地说：“由于我们的过失，让群众遭了罪，不检讨说得过去吗？检讨了，群众谅解了，你还可以出来工作，前提是彻底改正错误！”

刘少奇接着问他办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并说：“你不要有顾虑，把你请来，就是要让你讲真心话！”王升平鼓起勇气说：“报告刘主席，这公共食堂如果再要办下去，将来会弄得人死路绝，国破家亡！”他列举了办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端。

刘少奇说：“既然办公共食堂不好，中央制定的 《六十条》也发下来了，那你们的食堂为什么还不解散呢？”

王升平解释道：上级有指示，说这是刘主席的家乡，解散食堂一定要慎重。

刘少奇听罢生气地说：“顾这些虚名干什么，怎么不想想群众还在饿肚子！”“你还是共产党员嘛，回去跟群众商量一下，就说中央的 《六十条》有规定，可以不办食堂，如果群众同意，就把食堂散了。你给群众办了实事，群众会谅解你！”

几天后，食堂停办了。有的群众一听是刘主席支持解散食堂，都说搭帮了刘主席，不然，哪个敢解散食堂啊？刘少奇摆手说：“不是搭帮我，是中央制定了 《六十条》，顺应了群众的要求。”

在家乡，刘少奇真诚地对乡亲们说：“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回来后看你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很对不起你们！”每到一处，刘少奇总是诚恳地向群众道歉，为前些年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

董必武 从不以党和国家的 “元老”自居

1945年6月，联合国创建大会在美国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在 《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他出国时所穿的那套西装是在重庆买的，很不合身。在别人的一再劝说下，董老到纽约后，便托 《华侨日报》的同志花25美元买了一套西装。

董老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三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他平时也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

董老对子女和亲戚也是严格要求。

1969年的春天，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董老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了河北晋县农村去锻炼。在董良翮下乡前，董老题词谆谆嘱咐他：“到晋县农村去，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劳动，争取当个好农民。”

1970年，董良翮入了党，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董老马上写信告诫儿子：“一是不要 ‘一得自矜’，二是不要 ‘浅尝辄止’。”董老去世前对夫人何莲芝说：“良翮是晋县的人了，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操心了。”

董老对侄儿、侄女们要求很严格。有一次，侄女从甘肃来信，大意是要董老收她做女儿。这件事事出有因。当年，董老得知兄弟去世后，曾提出帮助弟媳带一个孩子。可当时弟媳没同意。她也有自己的考虑：那时董老已是中共高级干部，而她们仍在白区，随时都有遭受敌人迫害的危险。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再要改变这种伯侄关系已无必要。他认为是侄女思想上出了毛病。于是，董必武给侄女写信说：“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去走，靠老老实实地去工作，不是靠父母。如果靠我，我死了怎么办呀？”

董老就是这样，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而自居，不谋私利，不搞特权。他还题写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作为座右铭自勉。

陈云 决不能把功劳记在自己一个人的账上

陈云生前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融入到党的事业之中。他从不喜欢抛头露面，对各种公开活动、场面活动，只要可以不参加，他都不参加不出席。有关宣传他的材料，只要报到他那里，几乎都被他拿了下来。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陈云曾经讲过：“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看这次序不能颠倒啊。”1982年在编辑 《陈云文稿》时，他特别嘱咐，在 《后记》中一定要写明，他在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期间，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经过调查研究，经过集体讨论并报请党中央批准的。决不能把功劳记在自己一个人的账上。“不收礼、不吃请”是陈云立下的一条规矩，身边工作人员更不得违反。“不迎不送，不请不到”是陈云在去外地视察和休养时，对地方领导提出的要求，意在不打扰他们。“不居功，不自恃”是陈云处人处事的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坚决要求在待遇和宣传上不能把自己和毛刘周朱并列。苏联政府赠送给新中国五大书记每人一辆骄车，他坚持要把给自己的那辆车退回。中共八大之后，丛书 《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他却始终不同意登自己的小传。但是，当遇到关系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时，他从不退缩，挺身而出；遭受到打击时，他又能遇变不惊，泰然处之。

90岁的陈云去世后，留下的遗物是：三卷 《陈云文选》、少量存款、上百盘评弹磁带和对子女的教诲。陈云有5个子女，均受过高等教育。他对子女的教育，一行无言之教，二抓问题，并且抓出结果。陈云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原则：一是读好书；二是做好人。陈云告诉孩子们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有一次，他的小儿子陈方为买脚蹼，从生活秘书石长利手中要钱超出预算。陈云知道了这事，叫来陈方，父子的对话开始了：“你从哪儿拿的钱？”“石头 （石长利）那儿。”“石头哪来的钱？”“你的工资。”“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简短的对话后，陈云郑重地说：“记住，节约一分钱也是节约人民的钱，我今后看你的行动。”

彭德怀 在级别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带个好头

1930年夏，彭德怀带领红五军转战鄂东南，由于战事频繁，加上生活艰苦，他的身体日渐消瘦起来。

警卫员看到这种情形很是焦急。有一天，他暗地里让炊事员下了一碗汤面端到了彭德怀面前。看到面汤里还有几片猪肝，彭德怀问：“哪里来的？”“我看到你连日熬夜操劳，怕身体拖垮了，特地请炊事员做的。”警卫员回答。

彭德怀听后，非常严肃地说：“谁给你这个权力？我一再强调，红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不能搞特殊！”

警卫还想再解释，彭德怀猛地站起命令道：“不要说了！你快给我送回去！”炊事员连忙过来打圆场：“军长，面已做熟了，不吃也是浪费，还是吃了吧！下不为例就是了！”

“不能就是绝对不能！这个先例决不能开！否则就不能说服人。我彭德怀闹革命不是为个人吃好的，如果只为享福，我就呆在国民党里，享受好吃好喝的了！”说完，他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缸子掉在了地上。

炊事员看到军长怒气冲天，顿时不敢吱声了。过了一会儿，彭德怀才缓缓地说：“同志哥，你将这碗猪肝面送给重伤员吃吧。”转头又批评小张：“以后约法三章，谁也不准违犯。”

1955年，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到某军事院校视察工作，他的侄子彭起超恰好也在此学习。汇报会上，彭德怀知道该学院要给侄子授予中尉军衔时，板着脸对院长说：“起超的军衔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是授予他少尉军衔比较合适。”

院长连忙解释说：“这是通过群众评议后党委审批的，他1945年参加革命，没有特殊照顾。”

彭德怀说：“根据他的表现和德才情况，我看还是定少尉吧。”

学院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为此，侄子老大不高兴。彭德怀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在级别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带个好头。”

1956年秋天，彭德怀到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开会。当得知一些漂亮的小洋楼是专给高级干部准备的，而且多数一年到头都空闲着时，彭德怀半夜起来，围着那些长年空着的小楼，不停地转着看了很久，越看脸色越沉重。

离开景区时，他语重心长地对负责人讲：“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咧！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要真心实意地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人们看到这些长期关闭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才怪！”

周恩来 深入群众，扎根于群众中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后，立即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同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那时，由于各地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分散到了各处，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周恩来时刻惦念着这些同志的安危，为了保存和聚拢这些被打散的革命力量，他花费了很多心血去寻找。渐渐的，有不少被打散或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到上海来找党中央。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无论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亲自和这些同志谈话，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在谈话中，他从政治形势、党的任务、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直到具体工作应怎样展开等，谈得十分详细透彻，使同志们感到了温暖，受到鼓舞。周恩来还经常叮嘱组织部的同志：“干部是革命之本。没有干部，就没有革命的事业，更没有革命的胜利。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这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

在白色恐怖下，周恩来是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重要对象，而且认识他的人也比较多，特别是黄埔军校学生和国民党上层中的一些人。面对如此复杂艰险的环境，周恩来冷静机智，不停地变换姓名和地址。中央组织部的秘密机关设在上海静安寺附近。他有时早晨五六点钟，晚上是十点以后，甚至半夜一两点钟都到那里去，阅读文件，听汇报，解决问题。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也很了解，出行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很少搭乘电车。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很多人都习惯叫他 “胡公”。

为保护革命力量，使多数同志能够适应新的条件下的斗争，周恩来根据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开展秘密斗争要 “职业化”和 “社会化”的重要原则，提出深入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他指出，党组织要生存，革命力量要发展，就要分散地深入到群众中去，流落的党员不到群众中去是没有出路的。实践证明，周恩来这些党的建设的思想和原则，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评价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

胡耀邦 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

1977年12月15日，中央组织部机关门前鞭炮齐鸣。办公楼西大门上贴出了 “热烈欢迎胡耀邦同志来中组部任部长”的醒目标语。

到中组部后，胡耀邦就明确提出，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他在中央组织部任职13个月，平均每天处理的副厅、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就有33封。最多的时候一天处理来信近200封。胡耀邦说，他过去在对人的处理上也犯过错误，后来想起这些就感到非常内疚。所以，他到中央组织部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平反和处理冤假错案上。

中组部的工作一铺开，胡耀邦就整天忙得寝不暖席。那年胡耀邦已经64岁，可是为了重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他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中午，他总是自己拿着饭碗到食堂，和干部职工一起排队打饭，吃完饭回去便躺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看人民来信。

在中组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耀邦顶住各方压力，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的来信足有一麻袋。他一边看一边感叹，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鸣不平，为我们国家这么大的悲剧而扼腕叹息。他说：“凡是一切不实之词，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他还说：“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一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批的、定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