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快意恩仇、大获全胜，一雪百年之耻。第一号功臣，当然首推大将军卫青。

今天看来，卫青的确算是生逢其时，所谓“时来天地共努力”，这位卫青大将军乃是幸有与焉。“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王维《老将行》），卫青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汉王朝国防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冕登基后，凭借前人励精图治而打下的雄厚经济基础与军事实力，立即改变自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以来，在匈奴和战问题上的卑辞厚赂、曲意和亲为主干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贵族好战分子的内侵骚扰，采取以硬碰硬、死缠烂打、积极反击、寸步不让的措施，即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在这一重大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形势面前，西汉王朝那些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如程不识、李广等人，虽然辈分很高，名头极大，但已属英雄迟暮，明日黄花，他们缺乏指挥大规模骑兵战略集团的胆略与能力，再也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责任。“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更新换代、各领风骚，这在军事领域尤其是如此。

汉武帝是明白人，也是有决断的人，他当然不会做论资排辈，以致丧师辱国的蠢事，而是秉行“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的原则，破格提拔和重用具有新思维、适应新形势的年轻将领。“陛下用人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汲黯的话说得真是到位，而卫青正是汉武帝一眼发现的大将之才。

卫青走上反击匈奴的战争舞台后，果真没有让汉武帝失望。他曾先后7次统率汉军精锐骑兵，主动出击袭扰汉朝边境的匈奴贵族，“每出辄有功”，共计斩杀、俘虏敌人5万余人。为平定匈奴边患，保卫华夏地区的核心农耕文明圈，巩固西汉王朝的统一，维护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其中河南之战中的战略迂回，侧翼奇袭；漠北之战中的长途奔袭，捣敌腹心，更是卫青一生中杰出军事指挥艺术的辉煌之作，也成为中国战争历史上的经典范例。通过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汉军基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匈奴失去水草丰盛、气候温和的河南、阴山和河西两大基地，远徙漠北苦寒之地，人畜锐减，从此开始走向衰落。由此可见，卫青的成功，并不是靠他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真是凭了自己有几把刷子。

不过，我对卫青这个人物产生兴趣，倒并非是因为他的赫赫战功，而更多的是由于他的为将风格。这种风格，从好的方面讲，是“顾大局，能谦虚”，平易随和，谨言慎行；但是，从贬义的角度看，则是十足的“圆滑”，曲意逢迎，见风使舵。在我看来，卫青是一个缺乏鲜明个性、刚毅气质的大将，汉武帝之所以会高度信任他，不但是因为他会打仗，善指挥，而且更是因为他驯服顺从、忠诚听话。事实正是如此，卫青既不因战功卓著而轻狂自大，也不因为身为皇亲、位极人臣而骄横跋扈，而是始终小心谨慎，圆滑随和。“为人仁善退让”，做到了“奉法遵职”。忠诚比能力重要，听话比做事优先，这种既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又知所进退，不会对皇权构成任何威胁的将才，汉武帝自然满意、自然欣赏。

反映卫青“圆滑”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处理自己麾下败军之将苏建的谨慎方式。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以大将军的身份率领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等六将军兵出定襄，反击袭掠朔方一带的匈奴骑兵。苏建、赵信所部在进军途中恰好与单于所统率的匈奴主力相遭遇。双方大战一日有余，汉军死伤惨重，血流成河，几乎全军覆灭。赵信一看形势危急，遂带着800骑兵向单于投降，苏建见势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脚底抹油，丢下部众，只身狼狈逃回汉军大营。

打了败仗，损兵折将，大丢汉军的面子，大伤朝廷的威仪，自然要严肃执行军法，严厉惩处有关责任者，以做效尤。卫青于是就召集军正闳、长史安和议郎周霸，向他们询问相关的处置意见：“苏建大败而归，法当何罪？”议郎周霸是个非常直率、坦诚的君子，第一个发言，“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苏）建弃军，当斩，以明将军之威”。闳和安两人则持不同意见，以为应该多考虑当时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抱同情之理解，高抬贵手，放过苏建一马，暂且饶恕其死罪：“不然！《兵法》道：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皆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汉书·卫青传》）

卫青仔细地倾听了双方之间的辩论后，沉吟半晌，然后缓缓道出了自己的真实看法：我属于皇亲国戚，身份相当特殊，而且深受皇上的信任，完全不必担心在军中没有威信，周霸所提出的用斩杀苏建来树立大将军威信的建议，实属节外生枝、无事生非，断不可取。“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周）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作为大将军，我执军法绝对不能自专，在当今天下，皇上才是军中法律的最高主宰：“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同上）毕恭毕敬、俯仰皇帝的最高权威，藉以表明自己发乎内心深处的恭谦顺从天子之心迹。这真是聪明伶俐、善于揣摩、左右逢源、世故圆滑到了家。

卫青手下的军官自然也不糊涂，他们对卫青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便一致表示举双手赞同，“军吏皆曰善”。卫青于是将苏建押上囚车，送往京师长安，让汉武帝本人去发落，“遂囚（苏）建诣行在所”。汉武帝见卫青如此明晓事理，知所进退，内心的喜悦自不必说，于是便益发信任和重用卫青了。

对卫青的“圆滑”，他同时代的人，历史学家司马迁就颇不以为然，并毫不留情地加以辛辣的挖苦，予以相当尖刻的批评和责备，司马迁斥责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以致“天下未有称”，在人格上卑劣低下，无足可取。这一批评当然成立，然而司马迁没有想到卫青的“圆滑”，实际上恰好折射出古代治军特点的历史性变化。这就是皇权与将权关系的本质性演变。

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无论是兵书所提倡的理论，还是实际生活中所反映的实践，统军的大将都拥有专杀犯法部下的大权。孙子就明确主张“君命有所不受”，认为在战争中“乱军引胜”，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君主对将帅的行动干预太多。“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所以孙子一再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虽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六韬》也提倡“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公羊传·襄公十九年》徐彦《疏》引《司马法》亦有言：“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正是在这样的理论的指导下，才有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立威，司马穰苴辕门立表诛庄贾肃军这一类事情发生，而吴王阖闾、齐景公等人也并不以此为忤逆。

然而到了汉代，随着封建专制的全面强化，《公羊传》“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观念的确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遂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将帅个人完全成了皇帝的附庸，彻底丧失了最基本的独立人格，不复有在前敌战场上机断指挥的权限和专执军法的条件，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无奈。

当然，这一历史变化也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汉文帝当年，周亚夫细柳治军，尚能够强调“军中但闻将军之令，不奉天子之诏”，敢于把汉文帝的车驾阻挡在军门之外，从而成为治军史上的一则佳话。不过，这毕竟是“君命有所不受”的回光返照，是天鹅濒临死亡之前的绝唱。汉文帝是厚道之明君，他能容忍周亚夫的行为，可是后来的汉景帝的天性刻忌凉薄，便不能允许了，所以留给周亚夫的，也只有一条不归之路可走：入狱自杀。卫青他遇上了更难对付的汉武帝，自然只好变得尽可能的“圆滑”，恭行“人臣奉法遵职”的准则，以求得君臣相安，永保富贵。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