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伊

10月8日，两名偷渡者试图从法国港口城市加莱一端闯入“欧洲隧道”偷渡至英国

听到巴黎恐怖袭击的消息，是在星期六的早晨。我的起床闹钟设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频道上，因为是周末，8点钟才响起，音箱里传来低沉哀痛的声音，正在一一清点袭击发生的地点和死伤人数。

躺在床上，我大约怔了一两分钟的时间。对巴黎，我了解不深，十几年前去过一次，走马观花，所见所闻早成了一个极淡的影子，新闻里的地名完全没有概念。脑子里快速搜索认识的人，似乎也没有谁可能在事发当地。于是放下心来，起床，做早饭，送儿子上中文学校，到图书馆写稿。打开微博微信，朋友圈里，已经被这个话题刷了屏，但点开看了几条，便决定撂下。

生而为人，我们的注意力和能力实在有限，敬神畏天，爱邻如己，恪尽职守，已经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功课。更何况，在这个众声喧嚣的时代，学会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先保持沉默，往往是智慧的开始。而最重要的还是，读过的众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著作都谆谆告诫，对于借助暴力制造公众恐慌的恐怖主义行动，尽力保持生活如常很可能是对抗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悲观末世论的最好武器。

直到周日下午，新闻里听到的一个名字，让我改变了想法，让我觉得有必要不揣浅薄，不考虑政治不正确的风险，写上点什么。

这个名字是Ismael Omar Moste-fai，第一个被官方确定身份的恐怖袭击者。在巴塔克兰音乐厅，这个手持AK-47突击步枪的年轻人，与他的同伴一道，对无辜的观众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血腥屠杀，导致至少89人死亡。被警察包围后，他们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但瓦砾中一根残缺不全的手指，最终泄露了他的身份。

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信息，此次恐怖袭击中的大多数枪手都未曾蒙面。但在公开报道中，迄今为止仍没有公布这些袭击者的照片，让人不由得为欧洲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而生敬意。然而，即便不借助图像，在听到那个名字的同时，我也几乎可以凭想象构建出一张面孔。

这种想象，源自我曾经熟识的那些名字也叫Ismael、Omar和Mostefai的年轻人。从2012年12月到2013年5月，在澳大利亚读社工课程的我被安排在南澳家庭福利署（Families SA）的未成年难民安置部门完成毕业实习。当时机构里半数以上的服务对象，是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国，被人贩子辗转带到印尼，然后从那里乘船偷渡到澳大利亚的未成年难民。原本也是难民出身的同事Asif是高我几届的校友，又同在一个导师的督导下工作。从他那里，我学到许多以往全然不知的关于伊斯兰世界的知识。

Asif给我上的重要一课，就是如何把那长长一大串、读起来佶屈聱牙的名字读准，并了解各自的含义。正因如此，虽然时隔两年，我不用特别费力就能回忆起来，Ismael的意思是“上帝垂听”，而Omar这个十分常见的名字之中，寄寓着强壮、富足、雄辩、长寿等众多美好期望。听到这些名字，我实在无法想象一张冷血无情恶魔般的脸，浮现在眼前的，全是那些似曾相识的阿拉伯大男孩儿们的面部特征：长长的睫毛，羚羊一样温柔的眼睛，高挺而略带鹰钩的鼻子，浓密而自然卷曲的头发……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总体上与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东南亚的难民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异。年龄集中在十四五岁，通常来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大家子，英语水平不错，言谈举止、服饰爱好都泄露以往曾经有过的舒适富足的中产阶级生活。看着他们，我常常会联想起《旧约·但以理书》中描写的那些在耶路撒冷城破后被战胜者尼布甲尼撒带回巴比伦国的以色列宗室贵族少年：“……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迦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习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这些看似美好的普遍特征，实际上却往往是最残酷的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的结果：身强体健、拥有较多资源的家族，才更可能在连年饱受内战和外国入侵摧残的地方存活下来;偷渡需要支付给人贩子巨额费用，常常是一个大家族中挑选出最有可能在目的地国找到一份理想工作，从而将一家人救离火坑的人——接近成年的男孩子——然后举家借贷，孤注一掷;偷渡之路，迢迢万里，一路上转换各种交通工具，沙漠密林高山大海，比比皆是危机与考验，真正能够活着抵达目的地并获得难民签证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人死无葬身之地。查看福利署的档案数据库，几乎每一个服务对象的回忆中，都有十几桩甚至几十桩死亡事件投射的阴影。尼采说过：“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那些在眼前死去的亲人朋友，对这些世界观和价值观仍在形成过程中的少年人有着怎样的影响？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又对之有多少了解与同情？

然而，与微妙复杂的内心相比，这些年轻人流于外表的“非典型”难民特征，更能影响公众对他们的看法。尖刻一点的，会认为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而是为了占福利国家便宜而冒险投机的“经济移民”（economic migrant），因此不应当在他们身上浪费同情心和纳税人的金钱。前瞻乐观一点的，则寄希望于这些人的主客观优势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本地文化，补充劳动力的缺口，创造更大社会价值。

可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历劫余生的经历和宗教信仰的熏陶，让这些年轻人有着非常强烈的“被拣选”的感觉。然而，异国他乡的现实生活却时时打击着他们对自我的界定和期许。

虽然在自己的国家中通常属于较多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精英人群，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却令他们在新的国度每向前一步都举步维艰。政府分配的福利住房通常位于公共配套落后、社会治安较差的区域，作为外来者的他们往往成为本地社会底层人士的欺压对象。只在我实习的几个月时间里，便不止一个少年报告被人暴力侵犯甚至性虐待，半夜砸进院子的酒瓶、门上侮辱性的涂鸦、在学校中无端被窃或被破坏的个人物品更是司空见惯。

在敏感脆弱的青春期远离父母家人，他们常常饱受孤独之苦。而因为难民中以青少年男性占大多数，难以找到异性交往对象更是普遍问题。我认识的一个少年，亲哥哥在偷渡过程中因海浪翻船而被淹死，自己则在难民拘留中心被关了一年，从此性格变得极其孤僻自闭。但在每一次与社工的面谈中，他都会用几乎是侮辱性的下流言语编造出一堆自己的风流韵事，试图给人留下备受欢迎的花花公子的印象。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时我几乎出离愤怒，但在慢慢了解内情后，只觉无限悲凉。

与他们相伴的，还有时时萦绕不去的不安全感。即便是在当时左翼工党政府领导下的澳大利亚，看似慷慨的前期安置经费和服务以及相关福利补助也有严格的时间和年龄限制。18岁是一个坎，这些年轻人往往只有一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去做好独立生活、独自应付各种挑战的准备。许多心怀畏惧的少年人会在18岁生日到来前的那几个月频繁地自残或犯点无伤大雅的小罪，以一种看起来近乎愚蠢的方式试图留住福利机构的注意力和资助，但却不知留下的案底，会为日后的就业增加无穷无尽的麻烦。

即便是顺利完成法律意义上从青少年到成年人的转换，他们在阶层已相对固化的社会中也很难找到期待中的专业工作。即使是成绩优异的高学历者，也往往要靠开出租车、在餐馆打零工、在鸡场和蘑菇场加夜班换取生活费。更何况，举债偷渡的他们常常要把收入中的大半寄回故乡，偿还债务，否则留在那里的亲人便可能被黑社会逼迫甚至杀害。而一旦工作单位出现经费缩减机构精简，这些难民身份的人常常是首当其冲的裁员对象。美国“9·11”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著书指出，恐怖分子通常并不穷，相反总体而言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且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如何定义“贫穷”？与之相比，我更愿意接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对于贫困的解读。难民中的少部分精英虽然一时间以收入衡量可以被定义为小康甚至中产阶级，但若以对一个人的幸福影响至深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来衡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赤贫阶级。

此外，基于人道主义所颁发的难民签证，并不保证到期后的续签，办理亲属团聚签证更是难上加难。不要说那些初来乍到没几年、尚未站稳脚跟的年轻难民，就算是已经拥有一份稳定政府工作的Asif，在我毕业后作为技术移民顺利拿到全家人的永久居留权后，他仍在为自己的签证奔走忙碌，更不用提他多年不曾见面的、仍滞留在阿富汗战区、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父母妻儿。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隐伏着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两大体系的相互冲突。表面上的宽容自由背后，隐藏着众多潜规则与偏见。光是不吃猪肉不喝酒，就令许多穆斯林难民被排斥在作为澳大利亚重要社交方式的后院烧烤餐会之外。每日的五次礼拜常被解读为磨洋工，每年的斋月被看作不合情理、无谓降低生产力的过时习俗。一个十分荒谬的现象是，在实习的短短几个月中，我眼见那些刚获得难民身份时对宗教禁忌并不太放在心上的男孩子们，却因为在现实中的一步步受挫，转而求助于宗教，将自身感受到的隔离和冷遇合理化，并以一种日渐强势冒犯的态度主张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

…………

平心而论，这些我认识的刚刚以难民身份登陆澳大利亚的少年人的遭遇，会与生活在巴黎郊区的Ismael Omar Mostefai有很多不同。但在巴黎遭遇恐怖袭击之后，人们最担心的，难道不正是这种不同很可能只是一种时态上的差异吗？

今年早些时候，与我同在一个城市、毕业于阿德莱德大学的Tareq Kamleh，因为出现在“伊斯兰国”招募广告中而成为全球关注焦点。这个同样是29岁、同为难民第二代的医生，其经历和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如同Ismael Omar Mostefai的澳大利亚翻版，只不过，一个是以拿起AK-47疯狂扫射的最终形象定格在媒体视线中，而另一个，则在广为传播的视频里，一边温柔地将一个柔弱的早产儿抱入保温箱，一边真诚恳切地呼吁如今仍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兄弟姐妹，尽快前往“伊斯兰国”，帮助受苦受难的穆斯林同胞获得高质量的专业医疗服务。

阿德莱德是个小城市。根据媒体披露的资料，Tareq Kamleh从毕业后到2013年之前一直工作于城北的妇婴医院（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在我实习期间，曾经几次陪着服务对象到那里做过检查，医生里不乏阿拉伯面孔，那里面可有他？我并不确定。但稍稍打听一下，便通过我认识的人找到了Tareq Kamleh的前同事。问及对他的印象，得到的答案与媒体上的描述十分接近：人帅，有小聪明，但做事有点儿好偷工减料，经常对漂亮的单亲妈妈女病人关怀备至，业余时间好吃好玩爱冲浪打猎，热衷美剧，喜欢赶时髦。

可是，在这些描述中，有多少是客观事实，有多少是基于个人偏见的主观评判，又有多少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诛心之论？在Tareq Kamleh的招募视频流传开来之后，今年6月，澳大利亚警方成功地从阿德莱德地方法院申请到了对他的拘捕令。一旦Tareq Kamleh进入澳大利亚，就可能面临长达25年的牢狱生涯。此外，他的行医执照也被澳大利亚医师委员会吊销。许多澳大利亚媒体进一步将Tareq Kamleh丑化为一个咸猪手、言行不一、因为虚荣好出风头而被人利用的花花公子。然而，没过多久，Tareq Kamleh就在脸书网站上贴出回应：从离开澳大利亚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打算再回来过;这里的高收入和舒适生活同他追求的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高尚理想”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他的道路并不孤单，至少有一名澳大利亚ICU医生在与他并肩战斗，还有更多和他一样的人为招募广告所感动，正在暗中实施加入“伊斯兰国”的计划……

读到这些信息，我联想起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奉为正典的《撒母耳记》中的哈拿的故事：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叫毗尼拿的那个不得丈夫宠爱但却有儿有女，叫哈拿的虽然总能从丈夫那里得到双倍的物质待遇，但却因备感不公的毗尼拿的不断刺激而时常哭泣，食不下咽。面对哈拿真切的痛苦，以利加拿的回应是：“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而当不胜愁苦、不被理解的哈拿在神前无声祷告时，祭司以利却以为她是个喝醉了酒不守妇道的女人而加以谴责。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关于偏见的故事。偏见的存在，基于人自身的局限性，不以爱心和权威的存在而或减。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经常反省自己的偏见，对所见的表象给予更有想象力、更具同情心的解释？

无论是医生Tareq Kamleh还是枪手Ismael Omar Mostefai，可以想象，未来会有更多关于他们的生活细节被发掘，也会有更多不同角度的解读。但一个潜在的巨大危险是，假如我们对自己的偏见不予警惕不加批判，贸然接受一个很可能是被妖魔化了的“恐怖分子”的范式形象，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反而成了通过将他们塑造成英雄而吸引招募理想主义者走上暴力道路的恐怖主义的帮凶。

在悼念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死难者的众多新闻图片中，我看到一张卡片上熟悉的文字：Ubi Caritas et amor，Ubi caritas Deus ibi est（凡有慈悲与爱之处，必有神的同在）。这是法国著名的泰泽团体（Taize Community）一首流传甚广的圣咏的歌词。1940年由罗哲修士（Brother Roger）创立于法国的这个泛基督教团体，一直致力于促进本来门派壁垒森严的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之间的融合，并进一步促成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和解。然而，10年之前，正在主持晚祷仪式的罗哲修士却被一名年轻的罗马尼亚女子刺杀。

看着这张卡片，我忍不住想，写下这行字的人，在那一时刻，是否也想起了罗哲修士的继任者、来自德国的艾思乐修士（Brother Alois）在他葬礼上的那段著名的祈祷词：

因着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向你发声，

天父啊，

原谅她，

她不知道她做了些什么。

真正的宽容与和解，也许，要从把谴责暴行与理解罪人分开开始。在被心中的愤怒与悲伤触动的时候，我们必须挑战本能的不舒服，学习去理解，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能否做点什么，去影响乃至改变那些和他们相似的年轻人的选择？

这是每个人的功课，更要借助超越个人的神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