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军 张雪林

北宋大观《宣和博古图》一书对古器物的名称、铭文和纹饰进行详尽说明和精审考证，将博古图一词的含义不断扩大并加以引申，后世凡是在工艺品上装饰鼎、尊、彝、瓷瓶、玉件、杂宝、盆景、琴棋书画等题材以及添加蔬果作为点缀的纹样，皆以博古名之，寓意清雅高洁。这个题材自宋代产生后就广泛地出现在各种卷轴画及工艺品上，使得中国传统画科和装饰纹样都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

生成与流变

据现有资料来看，博古图最先是在陶瓷纹样中流行起来。博古纹用于瓷器装饰的历史应兴起于宋金时期，目前主要见于金代的定窑瓷器上。在还未出现釉上彩绘装饰的宋金时期，定窑就已经出现了以博古题材装饰的瓷器，品种有盘、碗、碟等，目前在宋金时期的其他窑口尚未发现。因此，定窑可能是历史上最早出现以博古题材装饰瓷器的窑口。河北曲阳定窑瓷厂的李文献先生曾在其文章中列举了三件金代遗物资料，全部采用印花工艺装饰。如图为一件印花小碟（图1），平底、胎体极薄，碟内中心部位印有一件描绘精细的双耳三足炉，炉内“插”一枝盛开的牡丹花，花叶相映。口外两侧有耳，炉足为奶牛乳状，炉身纹饰刻画精致，有兽头纹饰两组附于炉身，小碟内壁环周饰以当时流行的云形卷草纹饰。另一件印花碗，形如斗笠，内底为花瓣形开光线，内饰和图1大致相同。只是双耳三足炉内所“插”不是牡丹花而是莲花，内壁则采用以线隔分组的形式构图，用线自中心开光线至口分成十格，每格内各饰有一组图案、五组花卉，五组瓶花间隔排列。花瓶式样各异，纹饰造型新颖、描绘精细，瓶内各插有一束束不同的花卉，有牡丹、莲花、牵牛花、芍药花等。第三件是一件印花博古纹盘（图2），平底、折腰、花口，折边口部印有双层莲花瓣纹，内壁环周凸线菊瓣形，底部装饰纹样博古、花鸟、奇石融为一画，画面中心一小方桌茶几上放置一件三足双耳炉，炉内插有一把莲花、莲叶及水草等，左右两侧各有一方鼎，各有灵芝一组，下方有水草、奇石、翠竹和各种花卉，有两只仙鹤栖立水边，一只老龟在岸上慢爬，与仙鹤前后呼应；两只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

饰博古纹的宋金陶瓷近年在艺术拍卖市场上时有出现。2007年中国嘉德拍了一件金代定窑印花庭院博古图花口盘，盘底画面中心为一小方桌茶几上放置一件鼎式炉，炉内插有花卉。中心图案的左右及下方有各种花卉及花瓶，与上文提及的三件宋金博古纹瓷器的纹饰内容基本相似。近年甚至有宋金时期的博古纹瓷器的出土。如1990年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就出土一件北宋（金）时期的印花碗母范（图3），该器物范圆唇，敞口，斜曲腹，圈足宽厚，胎色土黄，质较细，与宋金时期瓷器的风格基本吻合。器身的博古纹饰刻于器内，花纹凸起，细部的点和线用尖细的工具刻成阴纹；纹饰为盆花、牡丹与莲花间隔，花间有两只蝴蝶。

由上可知，宋金时期陶瓷上的博古纹饰，呈现出以多种静物同时出现在一幅画面之中的艺术特点。画面生机勃勃，又展现出自然界的生活情趣，精美的纹饰与形体的花口融为一体，相得宜彰，表现技法娴熟，装饰意匠别出新裁；纹饰内容寓意和象征着富有、吉祥、洁净、健康长寿。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后来的博古纹饰所继承，具有开创之功。

此后，博古纹饰在瓷器上大量出现见于明代万历、崇祯年间（17世纪），尤其是在景德镇的青花和五彩瓷器上更为多见。其纹饰内容在继承宋金时期瓷绘博古纹特点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装饰内容虽仍以花几、花插为主，但插花器物已由原来的炉改为瓶的造型，构图也更为丰富，由原来的图案式改为绘画式。器型也由过去单一的碗、碟、盘造型增添了罐、瓶等其他造型。绘制技法则由过去单一的印花手法改为绘画技法，构图更为自由，没有形成定型的纹样。（图4）此外，当时外销瓷盛行，博古纹饰竟也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这类销往欧美国家的瓷器装饰上，但其在异域文化的影响下也有了诸多变化。

这种情形到清代则更加丰富多样，有清一代陶瓷上的博古图历朝均有烧造，且风格特征明显。清顺治朝瓷器上的博古纹多为民窑作品，鲜见官窑作品。其纹样内容、构图等与明代近似，也较为自由、尚未定型。绘画形式与明末风格接近，多以插瓶单独出现或者衬之以假山、石案等配景，这倒符合明末清初这种历史转折时期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

康熙朝的瓷绘博古纹样最为盛行，带此类纹饰的瓷器存世量极大，官窑、民窑、外销瓷上均出现大量的博古纹饰，以民窑器最为多见。从其品类上看，有青花瓷、五彩瓷、青花五彩瓷等。从器型上看，有瓶、觚、罐、碗、盘、炉等，造型更为丰富。从构图上看，除有以往单独以各类古器物构成画面的图式；还出现一类以人物鉴赏古物为画面主体的图式。前一种图式的构图也极为多样，有以单独一个鼎或炉等出现的情况；也有将多种古器集中分布在画面的情况（图5、6）；还有以古物与其他寓意吉祥的器物一起出现的情况。如这件故宫所藏景德镇康熙五彩博古纹瓷板（图8），上面将一些毛笔、如意等添加进画面，有凸显吉祥寓意的趋势。康熙朝时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类博古图是以人物鉴赏古物为画面的图式。它的图式内容与明中晚期以人物品鉴古物为内容的“博古图”卷轴画极为相似，极有可能是这种描绘人物故事的博古图卷轴画影响到器物装饰领域。此外，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传统“博古图”出现与西方静物画相结合的风格，并产生出中西融合的艺术新样式。

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直至民国，瓷器上的博古图像在图式上并没有太多突破，纹饰风格贴近，只是图像凸显吉祥寓意更为明朗，如这件雍正青花釉里红博古纹笔筒中以“瓶插三戟”意寓“平升三级”。随后的乾隆朝将其推到高潮。这件乾隆青花博古图镇纸（图7）中以瓶插牡丹寓意“平安富贵”，以杖楫悬磬寓意“吉庆有余”，而另一件青釉粉彩博古图盘则以佛手、南瓜、石榴等寓意“多子多福”，真可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生发的动因

宋金以来陶瓷上的博古图像的发展流变归纳起来可概括为两类，一类是表现人物鉴赏古物的场景画；另一类是表现各类古器物组合构成画面的静物画。二者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吸纳，在陶瓷上形成了形制更为丰富的博古图纹饰。

人物鉴古的场景画

以人物鉴赏古物为内容的博古图最初是以卷轴画的艺术形式流行于晚明的文士阶层，其画面的主体人物通常为文士打扮。有研究认为，画中的文士形象即购藏者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定购作品时就有意要求将自我形象作为画中的主体人物，以标榜自身的博学与清雅。此后，卷轴画上的博古图像逐渐蔓延至器物装饰领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中期象牙雕围炉博古图”牙雕作品（图9），内容即源自《月曼清游》册十一月景。画中主体人物由文士换成宫中仕女形象，雕刻精细。暖阁中悬挂书画、古玩，仕女们有捧炉取暖的，有持鼎抱瓶的，有展轴观画的，有怀画待观的，形成浓郁的“博古”氛围。作品的右方画面有行书御题诗一首：“深闺寂静重帷暖，彝鼎纵横白璧双。消遣闲情寒不到，小阳春日度明窗。何处行来洛浦仙，衣裳如雾鬓如烟。瑶池玉简群寻捡，不数米家书画船。”交待了此物为皇家专用。图中不仅主体人物形象已由文士替换为仕女，还将常见的庭院配景替换为室内暖阁。由此可见，博古图进入纹饰后不会完全地模仿卷轴画，会有适当的调整。

古物组合的静物画

以古器物组合构成画面的静物画的陶瓷纹饰，有着丰富的画面形式。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或是依宋代古器物图谱直接勾描摹绘而来，或是在向博古图卷轴画的整体模仿和局部模仿中产生的，进而由以人物故事的场景画寄托博古幽思，日益扩大为通过对静物画中的古物刻画来托物言志。陶瓷上绘制毕竟与纸面上的绘画不同，其构图必须根据器型及器物的体量等具体特征进行构图，因此在对卷轴画内容模仿过程中加以删减也是必然之事。此外，陶瓷上以各类古器物组合构成的博古图静物画之所以形成还有其文化基础。首先，静物画中常见的插瓶的表现形式是当时文人时尚生活的真实写照。明代后期，用古铜器插花已在文人圈里普遍流行，他们认为古器利于花卉生长，其神奇的功效也被当时的文士所推崇甚至过度夸张。“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用以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就瓶结实……”。又“堂中插花乃以汉之铜壶、太古尊罍或官哥大瓶”，类似的记载大量出现在明代文人的笔记中。这种生活时尚一直延续至清代，并升华为一种古器中插入花卉的博古图式。其次，以古物构成画面内容的静物画有其艺术表现传统。表现器物与花卉的艺术渊源可追溯到宋代宫廷绘画中的花鸟画传统。

博古图中寓意吉祥的做法又在历朝的岁朝图及清供图中可资借鉴。岁朝图是用作迎接春节、追求吉祥寓意的绘画作品，涉及的题材较广，其目的在于为表现一定的吉祥寓意。乾隆御笔《岁朝佳兆图·喜报春信》就是乾隆皇帝为了讨吉利，专程在长春书屋中完成此画。 可见岁朝图对吉祥寓意的追求。民国时期美术家金城也有：“今人每喜作岁朝图，取其吉祥止止也”的评价。岁朝图这种对吉祥寓意的永恒追求的特征，以及“瓶中插花卉”的画面内容，被陶瓷博古图所借鉴。清供图多是文人为表达自身品行特质所绘制的静物画。岁朝图及清供图，为静物画博古图所吸纳，形成以古物构成画面内容的博古图式。

陶瓷上的博古图自宋金时期出现以来，艺术表现形式随着陶瓷技艺的发展不断变化。期间不断汲取如古器物图录、卷轴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艺术表现形式。形成了人物鉴赏古物为内容的场景画，和仅以古物构成画面内容的静物画两种图式，它们之间相互借鉴、移植，在陶瓷装饰上产生出许多新的博古图艺术表现形式，对今天仍有不小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出形态趋于多元、范围逐渐扩大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