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淑珍

在美国，举目所见，多是战争的遗迹。如果说美国的历史是用战争连接起来的，也许一点都不为过。那些将军像、纪念碑随时提醒你，这是一个战争之国。与文化有关的名胜古迹，除了林立的教堂，却不多见。但是，历史短暂的美国，却很重视历史。他们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将历史保存、展现得惟妙惟肖。

来到久负盛名的越战纪念碑前，同行的人的兴奋却使我沉重。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上，恐怕没一个地方，能比越战纪念碑更能体现历史的政治性和政治力量。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纪念碑这样告诉后人：“中国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不能再让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就让人类如此轻易地相互恐惧和仇视。对于意识形态的差别，不知何故，美国的普通百姓都敏感得惊人，这样的战争理由想必也能为普通美国人认可。

在战争似乎渐渐远离人类的时候，美国人却离战争很近。在美国，你会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容易了解战争如何无情地摧毁了人性。有报道说，四名从阿富汗回来的美国士兵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残害了自己的妻子，吓得其他士兵的妻子，赶紧要求军方在自己的丈夫回来之前，先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被战争扭曲了的人性，使他们无法再回到正常的生活。很多美国老兵从战场上回来后，没有住房，没有家庭，无法再过正常人的生活，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一群。人性以这种不正常的方式，反抗着对于人性的扭曲。

越战士兵在战场上的忏悔、对于敌国无辜百姓的同情，使很多美国老兵成为坚决的反战者。我注意到，在林肯总统逝世半年后，林肯纪念堂很快就没争议地建造好了。而在越战纪念碑筹建期间，很多越战老兵游行示威，反对建造这样的纪念碑。直到1985年，在越南战争结束20年后，越战纪念碑才在克林顿时代完成揭幕，矗立在美国的心脏。这中间的间隔，填充的正是一场人性与政治的较量。然而，政治最终战胜了人性，越战纪念碑还是竖起来了。

不可否认，在这面墙前，人们不由自主会产生对于死者的敬仰和怜惜，纪念碑特有的庄严压倒性地攫取了人的感情，掠走了人的思想。在美国人的心中弥漫着的狭隘的爱国热情，会使他们忘记人在“国家”之外还有更高的“人类”的归属。

尼采将历史分成三种，其中一种是纪念碑式的历史。而那纪念碑式的历史，通常都会凝固成一种强大的思想和传统，成为后人难以挣脱的锁链。所有被历史固化的东西，就不再是具体的物象，它身上层层累积着现实的风霜。

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的分界线，越战纪念碑就此也成为了一道分水岭。它表面上是对一场战争的纪念、总结与承认，实际上是在确立美国的国家精神，下定的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我不敢轻视这样一座纪念碑，因为，美国的自由与民主不为人觉察地通过越战纪念碑确立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在有人宣称“意识形态”和“历史”已经终结的时候，“民主与自由”以强势语言，悄悄地成为笼罩全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美国讨伐异己的奉辞。以“民主与自由”的名义，美国在世界很多地方发动了战争。这样的经历和作用，使人没有办法不重视这座纪念碑。

站在这样的地方，不禁想起兰克的一句话：世界上的大国精神，都是伟大与卑劣的并存。在我的眼里，这座纪念碑同时竖起了美国的伟大与卑劣。它的正面是民主神话的美丽与眩目，背面却是唯我独尊的狰狞与冷酷，最深处是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布什在每一次战前动员中，都把即将发起的战争称为“文明世界对不文明世界的战争”，“文明对野蛮的改造与拯救”！如果你想了解美国，了解美国的伟大与卑劣，了解美国为什么成为地球上的战争之国，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美国人支持攻打阿富汗、伊拉克和伊朗，来到越战纪念碑前，你就会豁然明了。越战纪念碑蕴蓄着人性与政治的搏斗，它的背后掩藏着人性的呻吟和反抗。

我特意留意了那些从纪念碑前走过的孩子。他们顺着绵延的黑色墙体，抚摸着一个个的名字，体会着那些名字的力量，怯怯的眼神、纯净的眼神，盛满对历史的敬畏。

美国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却有着保存历史的强烈意识和生动手段。这样的历史讲解得越生动，就越容易种下错误。偶然地知道，越战纪念碑是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林姓华裔女设计家的杰作。历史很容易被遗忘，也很容易被误解。它使我们看到，历史如何在一种被政治强化了的威严中，不知不觉，掠走了人类的思索和警惕；后人又是如何不假思索地在历史中生活，如何不假思索地盲从政治化的历史。

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是不是该问一句：历史，人们该怎样讲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