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广森

住校生

1959年9月，暑期开学后，我从塔岭宝聚的庄河四中，转学到位于镇内下街的庄河一中。庄河一中校址，就在老万字会楼南边，中间隔着一条小道。以红楼为主体，分东西两个大院，中间隔着一条大道。西院是一年级，还有几个班的二年级。东院是三圣宫的旧址，三圣宫院内全是三年级。操场就在三圣宫大门外。院内大殿是宿舍。

忘记了哪位哲人说:过去的,都是美好的。而我，则因事过境迁，笔下乏力，才难以还原既往——

一年四班教室，在红楼下的南厢房。我的班主任叫张富生，是个矮矮的、瘦瘦的小老头。张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建国十周年大庆，学校里也到处张灯结彩。张老师写小彩旗，写累了，他就站起来搓双手，揉手腕，抻胳膊。他写的时侯，我目不转睛地站在他身边看。他累了又站起来，我怯怯地说：“老师，你看，我能不能替你写……”

张老师竟同意了！我仿照他的字体，在赤橙黄绿的小三角旗上写起来。他高兴极了，现在是他看着我写，还有一帮同学围着。全都写完后，他让我把他写的和我写的旗子，各摞成一垛，拿到语文组教研室。“杜老师，”他说，“你看这两摞哪个是我写的？”杜老师端详了一阵儿，说：“这不都是你写的吗？”张老师把我推到杜老师跟前，指着其中的一摞说：“这是我这个学生写的！”眉宇间露出一种自豪。杜老师也跟着叫好，连说“不错不错”！

张老师讲课时的手势，叫我至今不忘。在讲《小英雄雨来》时,他把右手高高举起,手掌对着我们,划着圆圈,“雨来没有死!”他仿佛要通过这样的手势，把小英雄的形象揉进我们脑袋里。1960年的暑假快到了。一天，他手捧着一样东西，兴致勃勃地来到教室。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巧女难为无米之炊。然后转过身问我们：“这句话对不对呀？”同学们齐声回答：“对——！”“错！同学们，你们看，”他把手里的纸包打开，那是一摞长方形的灰白色饼干。他拿出几块掰开，分给前面的几个同学。“同学们，”他指着饼干说，“这不全是白面做的，而是苞米窝（玉米皮的俗称）粉碎后做成的，并且掺了一半还多！在这个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代，我们看问题，要跟上时代步伐，要跳出旧的观念！”

跟着老师一阵激动，我第一次品尝了“代食品”。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不甜，但也不苦。稚嫩的我，没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预见，更没有大灾到来之前的心理准备，只觉得是老师又一次爱国教育。我父亲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把我的户口，由属于农村的西北沟——也就是现在的光明小区，迁到了学校。我也由走读生而变成了住宿生。

住宿生是一个很庞大的队伍。开饭时，排成三列纵队，浩浩荡荡朝北大坡方向走去。队伍先是经过南大坡下的大姑娘床子和鱼市，然后一路往北。食堂在原武装部后崖下。那里是建于乾隆三十九年的天后宫。院内有假山，食堂就在大殿里。一色的四方桌子，是杨木或杂木做成，没有刷漆，却都已经变成了黑黢黢的颜色。吃饭就站着，没有板凳，更别说椅子。一张桌子上放一个大泥盆，一把木勺。

茼蒿·菠萝叶方糕

二年级的语文老师是吴明熙。他把我的作文改了下题目，叫《论学习》，写在校门口临街的黑板上，题目后面署上我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班级里有个同学告诉了我，我偷着去看了，然后很快溜走，心下有些小快慰小得意。那时候的学生，还有一门课程叫“生产课”，一个星期一节。最著名的说法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第一次上生产课,是种黄豆。教育基地就在现在的财政局和市委一带。上生产课的是大个子胡老师，还有张老师。等负责垵种的把豆种一一装进同学书包，胡老师说：“撒几粒呢？豆，豆，四五六；撒撒手，七八九。”我们就跟在犁仗后面，拿锄头的刨窝，背书包的撒种。学校也种菜。菜地就在三圣宫大院南的操场边上，很大的一片，一直到东大河岸。菜地边上有井，井很浅，绿水长流。有菠菜，还有大片的茼蒿，各个班级轮流浇，长得郁郁葱葱。

1960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宿舍搬到红楼的第三层，有炉子，但没有煤。那也不是正经煤炉子，砖砌成的长方形炉洞，比胳膊粗的柞树桩子送进去，根本点不着，引火草烧完，也就完了。大家晚上睡觉都蒙着头。脚下放半盆水，早晨起床已经结了一层冰。

菠萝叶树，在辽南丘陵地带，几乎到处可见。我万没想到能和它结缘。它的叶子——菠箩叶，农家在七八月间，常上山摘回家，压平，晾干，挂在阴凉处。当包菜包子或者蒸黏糕时，拿来当屉布用的。能当屉布，自然无毒。不知道食堂从哪里搞来那么多菠箩叶，先粉碎了，再用豆腐包像做豆腐一样地淘洗，沉淀下来的细渣，掺到全麦粉里，在大锅里煮成粥。然后将这树叶粥倒进四周围着挡板的案板上，摊平，晾着。凉透后，用做成的木板尺，按刻度割成小块。不知道是怎样计算的，那么一小块，就能顶三两或四两粮。心里都疑惑，但没有谁问过，不敢问，也不知道去问谁。食堂实行的是预约制。饭票上只印着早、午、晚，没有斤或两的标明，早晚各三两，中午四两。标准是早、晚八分钱，中午一角钱，菜是由大师傅给每个人打到碗里，从没看见有油珠儿漂浮。菠菜吃完了吃茼蒿，一概是汤。茼蒿切成寸段，汤是绿的，汤喝完了，碗底一层细面儿沙子。一天，茼蒿刚吃了一半,我竟扒拉出一条虫子,和茼蒿梗儿一般长!我至今不吃茼蒿,可能是当时吃伤了,再闻不得那股味儿,而且一看到茼蒿,就想起那条虫子。

菠萝叶全麦粉方糕,则要由每桌的值日生,端着泥盆去大灶打。约定俗成，打回来的方糕，由值日生先拿，然后依此类推。因为方糕不是标准化生产，摊的厚薄不一样，下刀的角度不同，所以有大有小。值日生先拿，不能翻着挑，只能从上面选。看准了，一筷子插下去。值日生的权力，是在从大灶到饭桌的途中，把泥盆簸一簸，把大块儿的簸到上面。这是“潜规则”。

菠萝叶淀粉加全麦粉做成的方糕，我相信，在今天完全可以用来治疗糖尿病、高血黏、高血脂等一应富贵病。至于对大肚子、肥胖症，更会有特殊疗效。但此物也有副作用：一是会形成便秘——严重者，常需要自己躲在茅厕里抠；二是会导致浮肿。

尽管菠萝叶方糕苦涩难咽，且有弊端，每个人还是愿意当值日生。因为可以挑一块大一点的啊！多吃两口，胃里就舒坦一些，不那么饿得慌。不少同学肛门堵塞了，然后浮肿……那时候倒也公平，不用申请，不用测评，老师看谁脸肿了，就通知司务长，可以去享受下小灶。我就在小灶吃过两顿，每人一块油糕，就像大方块的蛋糕一般，表层刷了油，锃亮，香甜。此后我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蛋糕……

狗日的黄豆

到了1961年冬天，我也由二年级升到三年级。那时的学生，不但上生产课，还要支农。我们到石山公社收过苞米，到沙岭农场割过水稻。可能社员对田里收成也失去了希望，稀巴棱登（俗语，稀少的意思）几棵苞米，矮矮的水稻都扔在地里，也在所不惜。收回来还是得交给集体，真不知道那点儿粮食该怎么分配。

我们种的黄豆，却有了收成。一天下午第三节课，轮到我们班上生产课，张老师让两个男生去红楼仓库筛黄豆，其余的不用去了。然后把仓库钥匙交给了团支书。班里除了住宿生和镇内的学生，家住农村的，经不住每天二两粮的煎熬，很多已经不念了。那天班里只有我和郑殿玉两个男生。团支书刘芳芝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小声叮嘱了几句，又看了看围着炉子坐着的几个女生……

来到红楼，我对郑殿玉说：“快干，女生等咱俩回去在炉盖上烘豆子呢！”其实并没有多少黄豆, 不到一节课时间，我和郑殿玉就将豆子筛完装好。两人急匆匆地往布兜里装了几把豆子，兴高采烈地奔下楼，然后左拐。刚走进胡同，张老师已经守在那里。他先是问我们筛完装好没有，然后问：“你们俩揣没揣黄豆？”“没、没有，”我和郑殿玉几乎同时回答。张老师不信，像看到了似的，“把布兜翻开。”我俩傻眼了，下意识地揉着布袋里的黄豆粒儿。他教育了我俩一番。等我们把黄豆送回去，张老师仍然等在胡同。“门锁好了吗？”他又检查了我俩的布兜，把钥匙收回去。我想，张老师真像孔明一般，神机妙算。回到教室，刘芳芝和几个女生，好像已经知道了这一切。我默默地看了看炉盖，炉盖已经烧得暗红。似乎有黄豆在上面蹦跳，滚动，还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郑殿玉后来当了吉林省高院院长。

人生果真如戏？七年后，张老师在食品公司门口看到了我。我1969年复员后，被分配到食品公司开车，还当了车队的头儿。他还记得我是他的学生，想托我走后门给他买点大酱。那个年代，粮食，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块垒。张老师可能根本不记得翻布兜那件事了，况且，往日他作为老师，教育、阻止学生的偷窃行为，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人有记忆，且会因记忆而偏狭。应该说，我找业务部门，给他批点大酱，完全可以。但我拒绝了他。我心里想:你不知道大酱是黄豆做的吗？

当时我太年轻了，说来至今惭愧。

两次交易

我相信，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绝不是因为寒冷或恐惧，更不是呼唤异性。肯定是饿急眼了，才嚎啕大哭。也可能我是饿死鬼托生,他的魂儿,老跟着我,一直跟随到下街。越到晚上越饿，刮心刮胆，还睡什么觉！一天晚上，同学吕万金对我说：“咱俩到黑龙江绥化吧，那边缺小学教师，苞米粥大饼子管够！当盲流也比饿死强。”我动心了。消息可能来自他大哥吕万福，吕万福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我俩去照了相，我的肩头有一块补丁，也照了上去。许是细节出了毛病，最终没有走成。

1961年的冬天终于过去了。1962年正月开学后，食堂虽然不吃菠箩叶了，但又改成了“增量法”。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把大米粒儿泡大了，做出的方糕颤颤巍巍的，像豆腐。分到一块大的，能装一饭盒！长时间的饥饿，会使人丧失自尊，有人在国营食堂买的馒头，被人一把抢去，跑了！因此后来人们吃馒头的时候，得用手捂着。国营食堂附近，是最繁华的街面，那里有买有卖。我先是看，后来也加入进去。我把在学校食堂花四两粮票一角钱买的大米方糕，装进饭盒，拿到国营食堂门前，三元钱卖给了一个进城的农民。再用这三元钱买回一斤粮票。我用一角钱的成本，竟赚了六两粮票！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笔交易。

第二笔，也是我难忘的。宿舍里，一个低年级同学，早餐没有钱买饭票。他要用一本《新华字典》，换一元钱。我反复地翻看着这本字典，挺新，没有任何撕裂或折叠。我把仅有的一元钱给了他。他的字典装进了我的书包，还记得那天下小雨，我把手伸进书包，抚摸着字典，生怕被雨淋湿了，快步走回了教室。尽管一顿早饭仅仅需要八分钱，但我的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这本字典，后来陪我度过了六年军旅生涯。

赶海

春天到了，饥饿的人们知道开荒种地了。龙王庙前是大片的稻田，父亲在房产管理所工作，房管所的农场，在龙王庙东面。靠海的大堤边，是一片水塘。在水塘边，父亲向农场要了一块荒地，有五间房那么大。那里离农场场部挺近。

学校要去春游，目的地是半拉山。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午发馒头，明天去旅行。我领了馒头，却上龙王庙开荒刨地去了。如影随形,“饿魔”一直跟着我，一个馒头几口吞下去，再也没有了。我累得躺在潮湿的坝埂上，竟睡着了。星期天在学校吃完饭，我就去刨地，快到开饭时间了，再返回学校。别人插秧的时候，好歹，我也把秧苗插上了。然后是拔草，放水，不几天就得去一趟。

我已经没有心思学习了。好在那时候老师既不留作业，也不考试。不管你懂或不懂，老师照讲不误。我已经跟不上趟了，连几个代数公式都记不住。但在同学眼里，我还是好学生。我语文挺好，物理也行，真是一俊遮百丑。但我早不想念了，家里不能供我上高中。没离开学校，是等户口和粮食关系。那是我的命根子。

一个星期六晚上，家住岛里的一个同学说：“我明天起早领你去赶海，去不去？”我不知道怎样赶海，但我说“好”！我想，下午回来上龙王庙田里去放水，还跟趟。

第二天早晨两三点钟，我俩就出发了。他背着一个书包，我空着手，什么也没拿，我们都光着脚。他领着我，直奔东大河下游的鸭湾，鸭湾的水不深，刚没过膝盖，连裤子都没湿。过河后向半拉山对面的潮沟——就是如今滨海路大桥东端——走去。不远就是大海了，蛤蜊岛遥遥在望。他领我下了海，水没过了腰，接近胸口，我有些害怕。“没有事儿，”他说，“潮越退越浅，底下溜平！”他可能来过。不一会儿，就来到亮桩网附近。赶海的人真不少，人家都㧟着筐，别人从网兜下边往外掏海货，俺俩不敢，只在远处的网下边捡了几条“叫咕子”（一种类似黄花的鱼）。他装进了书包，我揣进了布兜。潮水退到膝盖深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太阳下面，看不到海的边缘，水天一色。这时，从蛤蜊岛那边，几条小舢板，飞快地划了过来。小舢板上都是两个人，一个人划桨，一个人手拿一根大竹竿，把网外的赶海人围了起来，吆喝声和骂声混在一起。偏在这时候，我布兜里和同学书包里的“叫咕子”鱼，“咕咕”地叫了起来。我俩在“掏出来”的喝声中，乖乖地把鱼扔进了网里。

潮水要退净了，阳光白亮，海滩变得斑斑驳驳。蛤蜊岛变成了黛色。我无精打采地往回走，突然，在我的前方，黑色海滩上，一个白色的东西在阳光下闪着亮光。啊！是一条大鱼！一条大雅片鱼肚皮朝上躺在那里，它撇滩（俗语，搁浅的意思）了！简直是苍天对我的恩赐！岛里同学也替我高兴，他说差不多有三斤重。我飞快地拿回家。那天是精简回家的姐姐做饭，她破例没往苞米面里掺酒糟。香气扑鼻的鱼锅里，烀着纯苞米面儿的饼子，焦黄，诱人！

闰土·社员

我终于离开了下街。离开那天，张淑芳老师叫我们后天回去照毕业相。但我没有回去，我似乎没有什么留恋。我也没有钱去洗一张毕业照，不想跟父母要钱。我上生产队报到去了，我立即成为了前炮台大队西北沟小队的社员。傅德厚后来告诉我：“毕业后你在街里捡粪，同学们说你像闰土。”呵，闰土？鲁迅《故乡》里的闰土吗？——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碧绿的瓜田里，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的少年闰土宛若小英雄。可我拿的是半拉铁锨头而不是看护瓜田的钢叉。不过，我还是钦佩同学们丰富而贴切的联想。

9月里，我戴着一个飞了边的苇莲头（草帽），穿着黑色的旧劳动岗工作服，光着脚，挽着裤腿儿，左手提一个土篮子，右手拿一个半拉铁锨头儿。我是去龙王庙的稻田放水，捎带也拣粪。现在的中心医院南，老木材公司坡下，那里是一片白地，只有两户人家。正是晌午，大道上就我一个人，我正弯腰捡马粪蛋儿，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走到我跟前说：“老大爷，县医院在哪儿？”我抬起头，笑着往身后指了指。许是我苇莲头下的这张脸太不“老大爷”了，他很不好意思，臊得脸通红。

稻田已经由绿变黄，稻浪也随风起伏。走进稻田不远，一只野鸭子突然扑棱棱飞了起来，飞过不远又落进田里。它在稻田里吃稻粒儿呢，我立刻放慢了脚步，同时觉得肾上腺素都在激增。要是能抓着一只，那该有多好啊，我甚至都想到油汪汪的野鸭子肉。但是野鸭子太机灵了，稍微抵近，它便飞走，似乎在跟我逗着趣，这样非累死我不可。到了我的稻田边，突然发现大堤下的水塘里，竟有四只野鸭子！我轻轻放下土篮子和铁锨头，苇莲头也没摘，猛地扑进水塘……居然抓着了一只！它还呱呱地叫了两声，但水里的另外三只却没有起飞，只是飞扑出去一段，慌乱地扑扇着翅膀。我望着不远处的房管所农场场部，心中恍然，扫兴地把手里的鸭子扔回水里。那是他们养的家鸭！

许多年后，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几朵白云掠过头顶，大雁的鸣叫声也排空而来。我站在大堤上，浑身已经湿透，脚下汪了一滩水。一股难以名状的悲哀袭上心头，我哭了，哭得难以自持。至今我还辨析不清——自己那哭声里浸润着什么，广袤而阒静的稻田里，只有我一个人，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