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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学在舞蹈作品中的重要性

2015-11-17裴燕林

小品文选刊 2015年24期
关键词:舞剧编导舞蹈

裴燕林

(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浅析文学在舞蹈作品中的重要性

裴燕林

(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文学与舞蹈同属于大的艺术门类,文学是语言、逻辑的艺术;舞蹈是形体、形象的艺术,其创作模式有着相对明显的区分。舞蹈编导是舞蹈领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舞蹈作品中,编导是整个舞蹈作品的灵魂,能够通过作品的形式和动作的编排,达到灵动的世界中自然的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和理想的目标,这就要求作为一名舞蹈编导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功底,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更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细胞。本文以舞剧《红高粱》和舞蹈剧目作品《风悲鸣》为例,探讨了舞蹈编导中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希望能够通过更多新颖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将舞蹈艺术引入到大众喜爱的领域,扩大舞蹈艺术的影响。

文学;舞蹈作品;重要性

舞剧是以舞蹈为载体的舞台艺术,与有声的话剧、戏曲、音乐剧等其他艺术门类共同撑起艺术天地,是为普罗大众输送不同形式的精神食粮。并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诸多无法通过文学语言表达的人的内心精神世界,恰恰只能够通过舞蹈的途径来宣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形之问拓展了舞剧的表现空问。反过来说,舞剧利用它特有的表现形式来表现人、表达人性,从而体现它与其他艺术门类异曲同工的关于人、人性的表达效果[1]。重视舞蹈编导中的文学艺术表现性,能够将更多的文化元素和艺术元素结合起来,将舞蹈的内涵和更加丰富细致的情感通过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达到舞蹈艺术作品灵活性。

抒情是文学与舞蹈共有的,只是文学的抒情方式是间接的,即用语言符号表达,并以读者的阅读、理解和联想最终完成。而舞蹈的抒情则是直接的,即是用肢体语言表达,观众投以共鸣和感染而现场完成的。以抒情为主的文学体裁包括诗、词、赋等,都是通过一系列的语言符号展现艺术家个体、内在、精神性的感悟和反映,往往是对世界的形象的、主体的、个性化的把握方式[2]。文学与人的情感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一方面文学能够表达人的情感,而另一方面文学又能够呼唤、提升和释放人的情感,这种效应也自然会移用到舞蹈创作之中,并得到个性化的改造。舞蹈按照内容大体上分为,情节型舞蹈和情感型舞蹈,而后者占据舞蹈的主体,它与诗词赋这样的抒情性文学有着类似的创作和表现方式,甚至情感色彩要远胜于其它艺术门类。即便是情节性舞蹈或情感型舞蹈,一样也都是艺术家凭借其深刻、个性化的艺术洞察力,观察和感受到了生活中的美和诗意,继而通过艺术构思将深刻的内涵、强烈的感情以生动的形象表达出来,同时艺术的刻画这种美和诗意[3]。当一段优美的舞蹈欣赏完毕之后,观众很大程度上会有如吟咏了一首精美绝伦的抒情诗一般的释放感和升华感,为那优美而淡雅的画面所感染,为那真挚而强烈的感情所激动,为那高尚而丰富的情操所充实。所谓舞蹈中的“诗情画意”就在于此,焦点就在于情的传输和传读[4]。在优秀的情感型舞蹈中,作品灵魂精髓便是其中无形却胜有形的诗情诗意。

1 舞剧《红高粱》中的文学性

“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娘,娘,上西南,骗骗的骏马,足足的盘缠……”在一声声嘹亮的童谣中舞剧《红高粱》结束了,直至今日,那小男孩纯真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舞剧《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先生的同名小说,由青岛市歌舞剧院演出,本剧共分为颠轿、野合、祭酒、丰收、屠杀、出殡六幕,每一幕都是主题鲜明,环环相扣。舞剧是舞台剧本的一种,是以舞蹈作为主要表达手段的舞台艺术[5]。舞剧由若干要素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人物、事件、矛盾冲突,舞剧是舞蹈、戏剧、音乐结合的表演形式。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中国舞剧20世纪30年代才见之雏形,代表作品有《宝莲灯》、《小刀会》、《角美人》等[6]。这些作品的诞生在中国舞剧史上具有非儿的时代意义,也为后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舞剧最不擅长讲故事,但舞剧又必须有故事。舞剧是戏剧,但舞剧又不是一般概念的戏剧样式。这样的矛盾性和冲突性突出了舞剧创作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了舞剧艺术独特而强烈的魅力。但是,我们在很多舞剧作品中,却很难感受到故事结构的流畅和戏剧情节的感人。在确定舞剧文学结构和戏剧性方面我们至少要解决三个关键门槛。首先,编创者要从文学中去发现和截取能够以舞剧形式表达的戏剧故事。而莫言的叙述方式在时空上“又飘忽不定”,跳跃性的情节发展好像与舞蹈的形态接近,但由于容量和艺术形式的不同反而给舞剧的创作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困难[7]。其次,是《红高粱》的文学语言的独特性。它强烈的地域性语言与带有隐喻和寓言式的魔幻叙述风格,将一个似乎大俗的普通农民故事,推上了具有人类善恶历史冲突的特殊意义的大雅之堂。这对舞剧创作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三,就是同名成功电影先入为主的形象栏杆。由于电影处理故事和安排场面形象的特殊优势,加上文学作者在戏剧性和故事结构上的亲自操刀,电影的戏剧性与故事不但相对完整,而且具有感染力。从舞剧作品呈现上看《红高粱》基本上解决了上述三道门槛。它能够从浩大的文学故事中,围绕着人物关系命运而抽离出相对完整的故事脉络,借鉴电影的一些处理手法,用独特创造性的舞蹈语言讲述一个能让观众入戏的动人故事[8]。从中可以看出,编导能够把握将文学故事转换为舞剧的戏剧性的能力,也可以看出舞剧的故事性不是简单地从文学作品中节选片段的焊接,而是在此基础上,以舞蹈思维和舞蹈戏剧形式来组织文学结构,重新混搭、编创了一种来源于文学和脱胎于电影,但又是一种全新创作的“新”故事形态。舞剧《红高粱》摒弃了一般舞剧中戏剧表演加动作展示的套路,既没有腰腿、跳转的炫技讨掌,也不是信马由疆的梦境诗化;而是用朴素简洁的动作语言,干净利落地剥离出“待嫁憧憬,“祭酒赴死”等一系列极具戏剧的故事情境。在这个你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线索里,叙述的角度可以自由转换,以“九儿”的视角看“待嫁”,以罗汉的视角说“杀人”,以“我”的视角看“扒皮”,以全体中国人的视角看“祭酒赴死”[9]。人物鲜活生动,情节处理巧妙起伏,场面调度自由灵活,以浓浓的情感宣泄,完成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人文述说。

2 舞蹈剧目《凤悲鸣》中的文学性

舞蹈剧目《风悲鸣》这部作品题材最终选自巴金经典文学作品《家》中悲剧色彩最浓厚的小丫鬟鸣凤的一个角色作为改编舞蹈的切入点。改编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而且要在短短几分钟内以舞蹈演员的肢体动作和队形变化表现其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文化内涵,达到艺术与思想的高度统一,其运作难度可想而知。这部作品是在成都市文化艺术学校师生们通过一年多的时间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校长钟刚毅说:“我们是在2009年下半年确定《凤悲鸣》为参赛题材的[10]。作为专业艺术团体和艺术院校,谁也不想错过两年一届的全国舞蹈大赛的机会。而我们的目标是以成都厚重的历史文化为素材,提炼创新,打造本土元素作品,展示成都优秀的地方历史文化和艺术品质。”越是本土的作品,越具有世界性,尤其是叙事舞蹈作品,它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比赛,在作品中还要给观众留下更多的思考、更多的想象,更多的色彩和回味。为此,剧组大胆启用了年轻的编导和作曲,在作品中融入更新的观念。

在《凤悲鸣》中,有两个典型的形象:一个是舞蹈的主体形象一一善良美丽的鸣凤,代表了美好、未来和明天的希望;另一个群体形象是舞蹈中的一群黑衣人,她们是封建礼教家庭势力的代表。这两个对比鲜明的形象符号,构成了舞蹈的力量碰撞、善与恶的较量。尽管美丽的鸣凤最终被湖水、黑夜以及封建势力吞噬,但美好的希望依然存在。舞蹈提供的虽然是规定的场景,但是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著名舞蹈教育家、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吕艺生和中国民间舞专家潘志涛都表示:“这是很震撼人心的叙事性舞蹈的典型范本[11]。《凤悲鸣》的剧场演出效果让人感动,与整个表演者们出色的二度创作是密不可分的,成都市文化艺术学校的同学们以其小小年纪却圆满完成表演任务,令人由衷赞叹。作品受人欢迎,更与编导对于人物心理的准确刻画、对于生活动作之细节捕捉是分不开的[12]。一方白色手帕,被两种力量所挥舞、把玩、撕扯、牢抓,一线牵动了整个作品的脉络,清晰可鉴,从而给大幅度变幻的舞台时空一个可以被多数观众了解与共识的欣赏‘支点’。

3 结束语

舞蹈的创作十分“依赖”文学或历史传说等提供的“文学性”支撑。从《宝莲灯》《昭君出塞》《木兰归》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孔乙己》等,在这些舞蹈的背后,都有一个类似于文学性的文学蓝木,为舞蹈创作提供一条叙事的线索和情感依托的力一向。从文学作品与舞蹈的关系来看,不能单一强调文学性而忽略了肢体语言这一舞蹈的基本属性,而是要求文学对舞蹈的渗透与影响的作用力,从而使舞蹈创作的形式与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达到完美的高度,满足大众不断提高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要求。

这些成功的艺术实践,无不有力地说明文学对舞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它是舞蹈的营养补充剂,大大丰富了舞蹈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和结构,使舞蹈更加具有表现力和艺术生命力,进而成为鲜活的艺术。《乐记》“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明确了古代舞蹈产生时便与文学结下了不可分割之缘,即所谓“诗、舞、乐”二位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伟大诗人屈原的《九歌》便是诗人对楚国祭神歌舞的再创作。刘邦高唱《大风歌》时,百余童子“慷慨起舞”[13]。由此可见,舞蹈不是单纯的舞蹈,而是以特殊的人体外部动作形式,和不可分离的人体内部精神情感作为创作材料和手段的,用一种视觉艺术,淋漓尽致地刻画人物内心的情感起伏、矛盾冲突,将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内容具象化,起到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

[1] 郑永乐.先秦两汉魏晋六朝舞蹈文学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4.

[2] 宁晓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音乐文学特征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08.

[3] 陈双媚.浅谈舞蹈编导中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23:221-222.

[4] 肖庆玲.舞蹈与文学的“通”与“异”[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04:79-81.

[5] 姬茅.浅论舞蹈和文学之间的关系[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04:137-138.

[6] 张雪娇.文学创作与舞蹈创作的异同——以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和杨丽萍《藏谜》为例[J].艺海,2013,07:121-123.

[7] 王梓仲.当代舞蹈编导应不断提高文学修养[J].黄河之声,2012,02:84-85.

[8] 陈萍.浅谈音乐、舞蹈艺术的文学性和文学美[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127-129.

[9] 李世博.文学手法在舞蹈编导中的体现和运用[J].鸭绿江(下半月版),2015,10:69+39.

[10] 张茜.明清舞蹈诗初探[D].安徽大学,2013.

[11] 张健.文学作品背景下创作舞蹈作品的问题研究[J].作家,2013,12:249-250.

[12] 许岳军.舞蹈语言与文学语言特性之比较研究[J].作家,2014,06:185-186.

[13] 蓝文.试论文学与舞蹈的意境美[J].作家,2009,12:148.

裴燕林(1993.06-),女,汉,四川泸州人,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硕士,研究方向:音乐与舞蹈教育(民间舞方向)。

I207.411

A

1672-5832(2015)12-01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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