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淳风

“救死扶伤”的医生，正陷入集体的情绪暗淡。

从2014年2月4日到3月17日，据公开报道进行不完全统计，深圳、南京、烟台、东莞、枣庄、潮州、象山、北京、绵竹、宣城、成都、德阳、绍兴共发生伤医辱医事件13起，而且发生频率正在加快。被殴打的医生，轻者软组织挫伤，重者骨折、瘫痪。

名单还在不断被时间刷新。广州一内科医生对《南风窗》记者说，现在他“刀尖行走，如履薄冰。”

干，还是不干？成为了许多医生心头不断打转的问号。

鸡肋

张中银，东莞东华医院副院长，是一名内科医生。一周之内，只有3月19日下午有半个小时的空档来见《南风窗》记者。

他说，在医院里，自己还不算最忙碌的，外科医生，有时一进手术室就是整整一天；B超医生，常常连饭都没时间吃。“口渴了不敢喝水，因为怕上厕所耽误时间。”

“任何单位在晚上都可以关门，只有医院不能；任何人面对大灾大难时都是往外跑，只有军人和医生在往里走。”这是张中银的慨叹。

《南风窗》记者在见到梁玉（化名）的时候，是在下午4点。她是成都一家大医院的内科护士，刚上了10个小时夜班，当天上午9点才下班。

她的基本工资是2500元，加上绩效工资，一个月到手4000元左右。她感到满意，因为成都生活成本不高，相比四川最好的华西医院的护士，她还高出一大截。“她们一个月只有2000多元。”

不满意的是工作压力太大。上夜班时，内科只有她一个护士，照料20多个病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每隔两小时就要查一次基本体征，因此她必须随时保持清醒。

工作压力还包括考核压力，“3天一大考，2天一小考”，一个月下来要考十几次，90分合格，一次不合格扣罚200元，2次不合格当月绩效工资全部泡汤。

因此在工作的时候，她和同事们脑子里想着的都是考试。“考官鸡蛋里挑骨头，那个恼火！”梁玉说，刚毕业时有一个月被扣200元，伤心数日。

她仍然愿意当护士，因为没别的路。“我有点后悔当初读这个专业，我爸妈都是医生，现在他们也后悔。”

梁玉父母的想法，在医生群体中十分普遍。张中银说，东华医院很多医生也阻止了孩子念医学专业的计划。

道德困境

3月22日凌晨3时许，值夜班的梁玉坐在内科护士站玩微信，一名护师走进无菌配药室，打开柜子，提起一个塑料袋离开。

那个塑料袋里装着这半个多月“省下来”的药物。不是普通的药物，而是昂贵的处方药。“有人血白蛋白，国产的一瓶好几百，进口的得上千元。”

梁玉不敢说话，护师比护士职级高，自己在她手下做事。

这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医生给病人开了贵重药剂，护师在无菌配药室配置准备注射的时候，有时会偷偷藏下一瓶。如果没有医生处方，这些药在市面上买不到，但社会需求量又很大。护师拿出去，加价一倍都能迅速转手。

每次看到护师取走药物，梁玉心里总会很难受:如果是你的亲人生病有此遭遇，你会是怎样的愤怒？

再过几年，她会考上护师资格，她既憧憬又担心:难道这就是我的未来？

梁玉曾考虑过向护士长举报，转念又想，护士长都是从护师升上去的，她能不清楚吗？她把想法告诉给父亲，父亲很紧张，命令她保证不对任何人说。

秘密不止于此。有的医生为了多拿一点药品提成，会把药开多一点。“针剂开大了怕打出问题，那就选择浪费，注射液只需两支，就开3支，第三支只抽一点点就扔掉。”

梁玉至今保持着职业自尊，但她同时认为，社会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也并非盲目。

四川绵阳的医生兰越峰，把“过度医疗”称为“偷窃”。一般认为，“过度医疗”源自政府投入不足，医院压力太大，要么创收，要么受穷。兰越峰说，难道穷就可以偷？

体制有问题的情况下，“完全本分的医生全是穷光蛋”。然而，在兰越峰看来，不少医生是一边嚷着工资低，一边过着富裕的至少是中产的生活。

1982年离校，到农村医院实习，从那时算起，兰越峰已从医32年。上世纪90年代以前，医生行业整体严格自律，“人人都是白求恩”。兰越峰说，那时医生工资一般的20多元，多一点的60多元。90年代以后感觉就不对了，药品回扣猖獗，医生工资为300元至600元，狠一点的，仅药品回扣一个月就有3000多元。开检查，收住院，都能拿奖金。收一个病人住院奖励50元，可以出院的病人，都要留着多住一个星期，叫做“压床”。

一次，兰越峰去理发店洗脸，小妹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是区医院的医生。“她的脸马上沉下来了，说她永远不再去那里看病。”

“人家一个感冒，偏说是心肌炎要收她住院，她说不想住，医生就问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后来她去了中医院，27块钱治好了。”

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兰越峰认为政府努力了。比如，为了控制大处方，就规定药占比不能超过40%。为了多卖点药，就把分母做大，多开检查。原来100元够了，他给你开到200元，药品费就可以从40元增加到80元。“有太多太多的办法，可以和规定对抗。这就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兰越峰看来，一些医生的行为突破的已不仅是道德底线，早已逾越法律底线，人们的期望，也从对善良的诉求转向对规范的诉求。

回顾过去的变化，她认为当前行业遭受道德诘难，并不冤屈。

双向的安全

任何行业，都存在行业失序之困。不过，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它遭受的责难和面临的现实矛盾都会是其它行业的倍数规模。

特殊在于，这一行业关乎人的健康与生命，且所有其它行业的人都要去医院，会把其它行业产生的怒意塞入医患关系中。去医院的人又都普遍身怀痛苦，心理脆弱，相当一部分人还对经济负担极其敏感。

这背后是社会保障水平与医疗发展水平的极度不匹配。张中银说，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停留在第三世界，医疗水平则已世界一流。于是，人们必须用第三世界的保障水平来享受世界一流的医疗水平。

“所以西方人不觉得看病贵，而我们觉得看病很贵。”财政对公立医院投入太少，而对民营医院，更是投入几乎为零，医院一方面不得不去努力挣钱，一方面有冲动放开手脚赚钱。

病人的低保障与医院的创收压力叠加，看病贵就空前凸显。

恰在此时，中国的人均GDP正处在“中等收入陷阱”区间。张中银说，这个区间内，也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候，社会信任度极低。医疗行业也不例外，甚至像雪球一样，把其它社会领域的矛盾也滚了进来。

一个名为“空鼻症自救联合会”的QQ群里，许多人每天都在叫喊着要杀死医生。

群里数百人，多是因为鼻炎导致严重鼻塞，做过鼻中隔切除术。切除之后鼻子通气过度，空气少了过滤程序直接进入肺部，而且由于鼻腔黏膜被破坏，无法对空气加湿，呼吸道干燥，痛苦难当。CT拍片，他们的呼吸道完全正常。医生诊断正常，家人认为矫情，自身痛不欲生——三极对碰，他们对医生的恨意就随着时间不断放大。

统计显示，最恶性的杀医案，大多发生在耳鼻喉科，而且有不少与鼻中隔手术密切相关。

当医生群体掉入安全困境之后，患者的安全问题一样浮上水面。张中银说，从大处看，医生的职业不安全感会影响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从小处看，则会导致医生治病时缩手缩脚，治疗方案“不痛不痒”，治疗效果则是“不死不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从内心来说，这并非医生所愿，而是源于职业恐惧。

四川新津县人民医院有一名医生，原来技术纯熟，现在一遇到危重病人要抢救，就会双手发抖，医院一直在对他进行心理开导。

有时候，恐惧源自于对法律后果的无法预期。医生手写的处方、病历可直接作为司法证据。这看似保护了尽职的医生，实际结果则可能完全相反。张中银说，一个医生，一年可能要写上万份处方、病历，绝对无法做到份份完美。比如，患者是女性写成了男性，到了司法层面就很成问题，一个男性，你怎么会给他开妇科检查？外面看上去的确极其荒谬，然而对于医生而言，可能就是一个笔误。

大多数情况下，医疗纠纷的患者当事方并不愿走法律程序，张中银说，即便走上法律程序，医生也可能是弱势的。

不过医生依然呼唤法律，更细致和严厉的法律。

一方面要看住医生。张中银认为，从行业规范来看，国家应从立法的角度加强对医疗行为的严厉的法律监管。兰越峰亦称，“过度医疗”、“医疗乱象”应该更宽松地适用《刑法》。

另一方面要护住医生。“现在发生医闹或醉酒闹事，公安部门初期都不积极介入，仅仅从旁劝阻，只有出现严重后果，才会采取强制措施。”张中银说，法律应规定在医院闹事即可采取强制措施，就像对付在飞机上闹事一样。

寻路

社会的确在悄悄变化。从南京口腔医院护士被打事件开始，舆论的同情心，不自觉地转向了医生，或许，对于医患关系的改善，目前正处于窗口期，改革的努力如能同步跟进，局面完全有可能扭转。

“我做了20多年外科医生，没有发生过一起医患纠纷。”这是新津县人民医院院长温尔刚自信的告白。

在成都，凡有医疗改革措施出台，新津医院都是第一个试水。温尔刚去年从四川省人民医院调至该院，成为一个“寻路者”。

去年10月1日开始，新津医院在成都试点取消药品加成，同时提高治疗费、病房服务费，以肯定医生的专业知识价值。治疗费和服务费的增加部分，全部由医保报销，避免病人支出的此消彼长。

在各类医疗纠纷当中，最常见也最难处置的情况是患者的突发性死亡，医生的技术性话语系统与死者家属的情感性思维系统无法对接，矛盾纠纷不断发酵。

新津县在历次改革中找到了一些经验。该县30.87万人口，通过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走访调查，全县95.33%的居民都已建立电子健康档案。患有心脑血管病的病人被重点关注。普通高血压患者由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跟踪，高危病人则由县医院负责。

医生经常到高危患者家中指导平时的生活和用药。“这种日常接触，便于一次次地告知、分享病情以及预后，他知道你关心他，将来某一天患者入院突然死亡，家属不理智的可能性就很小。”温尔刚说，“家属总认为‘好端端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我们的前期工作就是告诉他们，人并不是好端端的。”

张中银也说，医生不能仅有专业知识。“现在我们也在加强医生的人文知识学习，你必须会跟人沟通。”

新津县的探寻，会让许多地方政府摇头:工作量太大。温尔刚说，真正做下来也没想象的难，因为高危患者人数不多，除了家访，还常常组织他们参加针对性的讲座，保证“前期预警”一一落实。

在医患纠纷处理过程中，行政部门常常被认为与医院同穿一条裤子。新津县建立卫生投诉中心，随时接受患者投诉，及时反馈处理结果。每月由药事管理委员会对县乡两级处方进行点评，发现不合格的及时公示和处罚，原本不知情的当事患者一样可以看到。

心理坚冰，步步消融。过去4年时间里，新津医院的门诊人数从10万增长到50万，医闹则已在去年完全绝迹。

温尔刚说，作为医生，完全不必心理沮丧，毕竟伤医事件概率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