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鲁鸣

国防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民族必须要重视的问题。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直接关系到军民融合的长期性，军民融合是在国防与经济两大系统之间建立一个开放系统，通过军民两大系统资源的互通互用和互动，实现两大系统协调发展和富国强军的统一。

军民融合的共性原因

一是战争形态的变化。信息化战争要求形成军民融合的体系对抗能力，比如武器装备生产所需要的资源。一战的时候是几十种，到了二战上升到160多种，到了海湾战争时期上升到1000多种。今天需要的资源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种要素，小行动大保障，现代战争如果仅仅狭义的理解为两大军事体系之间的交流那就不够了，实际上它是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大体系的对抗。

二是技术形态要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的科技革命显著的特征是军民通用技术时代的到来。在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开发出来的技术，关键技术重叠率达到80%。信息化建设也是如此，无论是网络信息层还是计算机服务层，还有应用层，当今发达国家军队信息化建设技术的80%～90%来源于社会信息化系统。

三是国防预算趋紧。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资源约束条件变化，迫切要求打破军民分割，把军和民纳入一个大系统，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据报道，未来十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将会回到911之前的水平，大致要销减一半，在这种情况下迫切的要求把军和民纳入一个大系统，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除了上述这三个原因之外，维护现代国防安全，必须要走军民融合发展。现在的安全形势是极为复杂的，既有传统的国土领海领空的边疆安全，也有太空的高边疆安全，还有深蓝海洋的远边疆安全，以及新兴的网络安全。这些安全交织在一起，呈现非常复杂的态势。美国的卫星一千多颗，其中一半是针对我们的，这是美国前参联会副主席欧文斯上将说的话。美国通过大的运营系统，对整个世界进行CT扫描。从而形成作战和训练一体化的控制系统。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捍卫国防安全，只有走军民深度融合的路。无论是天基力量、海基力量，还是陆基力量的提高都离不开军民融合。

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15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在4%～6%之间。长期来看，军费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大致保持一致是铁率。那时候我们国防投入增长率将很快要告别两位数的增长时代。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战争形态信息化、经济形态市场化、技术形态军民通用化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十八大后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之后中央部署的又一全局性的国家战略。

对此，习主席做了一个基本的勾勒，从历史方面看，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刚刚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这就是军民融合的此岸，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率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格局。全要素就是指科技、工业、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管理等全要素，包括资本。多领域，除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队保障和人才培养这三大领域之外，还有应战应急的兼容，包括网络等的深度融合问题。中央提出的在经济布局上要军事和经济兼容发展，是指两个最大化，即国防建设中的经济效应最大化，和经济建设中的国防效应最大化。如何从现在的此岸走向我们深度融合的彼岸呢？那就是要强化大局意识，强化改革创新，强化战略规划，强化法制保障。

军民融合战略视角下的国防军工发展趋势

趋势一：以军民融合方式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世界大势，将强化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当今世界，颠覆性技术能改变时代发展趋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网络电磁空间革命，对于军队治理、获取战场情报与决策优势意义重大。3D打印，可使军队利用可用材料就近打印特定装备和部件，将根本改变国防工业模式，而未来3D生物打印则将改变未来战场士兵救治的模式。纳米技术领域将创造出原子级和分子级的小纳米机器，从而推动材料科学、医学和战争领域的进展。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进展将部分改变人体机能，例如提高人的智商或夜视。定向能武器包括毫米波、大功率微博、电磁脉冲特别是激光武器等，将替代增强现有传统武器。

这些颠覆性技术创新，主要通过CMI，就是军民一体化或者是军民融合的方式来推进。比如美国很早就设立了国防先进技术研发局，这个局主要投向整个社会，包括大学、研究院所，乃至民间。英特网技术，隐身技术，还有全球鹰无人机，X37B等都是通过大发展机制慢慢培育而成。俄罗斯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印度也在谋划这件事。美国有一个基本的评估，他认为我们的国防科技工业研发能力，反映在大型的武器平台上，与美国差一代到一代半，也就是15～20年，如果他们的颠覆性技术创新能保持这种优势，就可以实现下代目标，在主要的作战平台上，和俄罗斯，欧盟盟国保持一代的差距。和中国，他们定的目标是要恒定的拉开一代半，和其他国家要拉开两代。

由此我们想到这场特殊的竞争，实际上是对于未来二三十年国防安全主导权的争夺，背后是现代国防安全的理念与理念的交锋，体制与体制的竞赛，比拼的是看谁的制度更具有适应性。所以，以军民融合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世界局势将对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目前我们国家高度重视军民融合战略与创新驱动战略的内在关联和有机衔接，在即将出台和已出台的系列规划中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既要强化我们的核工业、船舶、航空、航天、电子这样高新技术密集的行业，同时还要开拓新的行业。

趋势二：军转民转型升级，在实现军工经济民用效应产业化和规模化、释放国防科技储能的实践中确立新的增长点。因为国防科技工业主要任务为本国军队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辅助任务是拉动牵引本国的经济。现在发达国家，国防科技工业的产值大致上占整个GDP的4%左右。而我们呢？仅1%多一点。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重视创新能力与军民一体化能力，是他们持续塑造国家经济创新周期能力的关键。由此引发我们的思考，在和平时期，国家建设国防科技工业的基本依据，不能仅限于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和提供安全保障。多年来在长期的国防和军队的建设进程中，通过国家资金、国防经费以及民间资本的投入，我们形成了强大的研发能力，积累了大量的可以转为民用的科技资源，这些成果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统称为国防科技储能。由于军民二元体制分割等原因，国防科研成果转化率很低，目前只有10%左右，发达国家一般是40%。现在我们还有多达三万件的国防知识产权还处在睡眠状态。我们国家现在是铝的产量第一大国，但是我们国家的飞机用铝还靠进口。我们国家是钢产量第一大国，现在年产量是八亿吨，占全球的钢产量的一半，但是我们连起重机的钢丝绳这种特种钢还不得不进口。中国的机床产量占全球的38%，但是高端机床还是要靠进口。发挥国防工业技术创新的能力，这个文章我们没有做好。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军转民将由产品形态向技术综合形态转变。

趋势三：民参军将在国家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强力推动下进入大发展时期。这是我们的理想状态，而我们距离这个目标差距很大。现在一年总收入，加上军品生产的高额的利润，形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思想观念问题，主要担心经营风险。到目前为止，我们获得许可的只有一千多家，不到全国高新民营企业总数的1%。另一方面，有些高新民营企业技术非常先进，超过了军标，由于行业垄断的原因，没有能够进入。

中央准备下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从体制、政府法规等方面入手，比如简化程序，积极推进总装和国防科工局联合，不要你搞一套我搞一套。要完善各类信息平台，修订和扩大民参军许可目录。现在国外黑客已经开始有组织的每天上万次的来攻击这个平台。再比如说组织民参军政策法规培训等等。

趋势四：军工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改革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了具体的部署，改革分为20多个大的项目，其中很多涉及到国防工业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是根本性的，比如科研院所的改革，核心问题是解决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和型号任务关系的能力。从“七五”到“九五”期间，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多扭曲。在此之前，国防科研院所，一方面抓基础能力建设，同时兼顾型号，搞的是平衡，发展得不错。但是“七五”到“九五”期间，国家经济处在调整时期，经济十分有限，那时候我们采取的是多研制少生产，多品种少批量，科研院所的研究中心发生了转移，出现了企业短期化经营倾向，基础能力严重下降，现在我们很多东西搞不出来。为什么进入一些新的研发领域之后，发现我们的基础能力不行呢？就是在国防工业的发展上，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科研院所要回到需求牵引、技术推动、基础支撑、能力保证上来。

推进军工资本的证券化，是在资本层面实现军民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军工资产的企业证券化率只有37%，远低于国有企业70%的水平，这是下一步重点发展方向。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把股份制改造和企业转制结合起来。

趋势五：军民协同创新作为军民融合的主要推手将大大增强。美国判断，中国十年之内GDP总量赶上美国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中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因为有三大因素制约中国由大向强发展，这就是军事、科技、人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挥之不去的痛。所以强化军民协同创新需要做很多事情，比如推进中小企业创新。美国在国防研究领域具有特别的优势，即利用小型民用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优势，这是中国和俄罗斯难以复制的。许多中小企业，我们的认识是解决就业问题，实际上在创新上，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远比大型企业要强。尤其是比处于垄断的某些企业要强。所以美国、欧洲经验表明，中小企业的创新比例能占整个国家的创新比例80%。而我们国家现在有75%的技术创新来自于中小企业，80%以上的新产品由中小企业开发，65%的专利由中小企业发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中小企业阻挡在国防工业之外，那是非常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