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民

那年，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因为酒后冲动，致人死亡，受了七年的牢狱之灾。

终于刑满释放了，我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后，却感受到了比监狱更残酷的惩罚——母亲在我服刑期间的辞世、乡亲们异样的眼神、父亲的责骂。

几年的监狱生活，让我和社会脱轨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谋生。我给几个要好的朋友打电话，想让他们拉我一把，得到的是他们的冷漠。

我买来一瓶酒，两个猪爪，一瓶农药。两个猪爪吃完，一瓶酒也下肚了，我迷迷糊糊地拧开农药的瓶盖，刚想往嘴里灌，突然手机响了。我看了看显示来自广州的陌生号码，心里很吃惊，谁会给我打电话？

电话是一个叫何伟的初中同学打来的，一阵问寒问暖之后，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眼睛里浸满了泪水。

交谈中，我把自己杀人入狱的经历告诉了他。万万没想到，何伟没有嫌弃，而是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哎！这人生谁没有犯错误的时候，你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别多想了。”

我眼泪止不住了，向他哭诉：“我要文凭没文凭，要力气没力气，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千万别这么想，生活就像《西游记》，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样吧，我在我们公司给你留意一下，如果有空缺，你来我们这上班！”

通话结束，我把农药扔到了垃圾堆。何伟的那些话，让我鼓足勇气去迎接新的生活。

也许该我转运，没几天我又接到了何伟的电话。电话中他兴奋地说，他们公司缺个销售人员，底薪三千，还管吃管住。

我开心得要命，很快准备妥当，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

可是下了火车，我没能等到接站的何伟，给他打电话，电话关机。

这可怎么办啊？一直等到深夜，看不到何伟的身影，电话依旧打不通。无奈之下，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

接下几天，何伟的电话依旧关机。摆在我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我身上的钱不多，不及时找到工作，我住小旅馆的钱都不够了。

没办法，我在繁华的大街上到处找活，看招工启事。

后来，我进了一家工厂。勤奋用心踏踏实实从最底层做起，一步步地，做到了车间主任，厂长助理。

但是，何伟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几年后，我终于荣归故里了。放下行李，我就去何伟家，想打探他的消息。我一定要找到他，是他挽救了我，才有了我的今天。

万没想到，何伟竟正在家里喝闷酒，看着他落魄的样子，我的心里充满了疑惑。

“何伟，你不在广州工作了？”

“我……我失业了。”何伟尴尬地说。

虽然最终我没能得到何伟的帮助，但是因为他的安慰我才振作起来的。我匆忙诚恳地对他说：“我现在在广州的一个工厂管点事，过两天你跟我走，保证待遇不错。”

何伟很感动，问：“你为啥愿意拉我一把？”

我笑着回答：“当初要不是你鼓励我，也许我活不到今天，拉我一把的人，我会记住。”

何伟愣了一下，说：“兄弟，我对不起你！”

我皱着眉头问：“为啥说对不起我？”

何伟说：“你知道我为啥没去接你吗？”

“为啥？”

“因为我后来也进了监狱。”

我瞪大了眼睛。

何伟叹了口气：“在要接你那天，警察将我们抓住的。”

我打住了何伟的话，说：“算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既然你不在意我曾经是个杀人犯，我也不管你原来犯了什么事，我都感谢你在没人愿意搭理我的时候，你间接拉了我一把。”

何伟羞愧地说：“哎！那时候的我，不管你是亲戚还是朋友，杀人犯还是强奸犯，我们只要能联系的，都拉上一把啊！”

我问：“你那时干啥啊？”

何伟终于哭了，说：“非法传销啊！”

（凌云志摘自《女报·故事》2015年6月，图/周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