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 苞

毫无疑问，现在是一个诗歌创作极度繁荣的时代，这个繁荣来自于思想的极度自由。

毫无疑问，现在也是一个诗歌创作极度率性的时代，这个率性也来自于思想的极度自由。

同样的时代背景，繁荣的表象下，却展现着截然不同的创作本质。有的创作，因为坚持着严格的道德标准和审美取向，而在和世俗的浮躁做着艰难的抗衡；有的创作，却因为放纵道德和审美的畸变，而在媚俗和自欺的路上毫无下限地亵渎着艺术。

物欲的时代，一切都可以被娱乐。诗歌也不例外。当道德的底线被一次次突破，正义也开始沉默。伟大的时代，我们的行为，似乎都在力图重建一种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是一种良知。一种建立在审美自信上的艺术良知。

写了几十年的诗歌，当我翻开到手的刊物，仍会遭遇巨大的困惑。那些分行了的文字，真的就都是诗歌吗？回答是否定的：不！可当它们以泛滥而张狂的阵容阻挡我们的视线，我们内心陡升的愤怒只会增加我们对那些默默潜修并一次次无限靠近经典的写作者的敬意。浮躁和下作不会遮掩他们的光芒，相反会让他们更加珍贵和崇高。

回首百年的新诗历程，迷雾重重，但也成就斐然。崇高和下作似乎永远是一对难以分割的孪生兄弟，无限的娱乐倾向更增加了真诗人对崇高的追求。

如果说旧体诗写作是“戴着镣铐跳舞”，那么新诗写作就一定要砸碎“镣铐”吗？不。我认为，新诗的写作也应该是“戴着镣铐跳舞”。只不过所戴的“镣铐”不同而已。任何艺术都有自己的“镣铐”。脱离了“镣铐”的诗歌写作，无疑会被读者斥为“口水”。

诗歌既是激情的产物，但也是思想的花朵。有人说：时代不幸诗人幸，我认为谬也。大唐帝国的繁盛催生了唐诗的繁荣就是很好的佐证。那么，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来坚持自己的诗歌写作呢？我认为应当坚持两个字：崇高。

首先，诗人应该是一个崇高的人。在崇高信念的指引下，他的创作才会传递一种人人趋向的正能量，无论这种正能量是审美的还是审丑的。我记得诗人李老乡对一位诗人说过：当人们叫你诗人时，一切世俗的称谓都会黯然失色。我想，“诗人”永远不是一个贬义词。尽管在当下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往往会用“诗人”来贬损我们，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浅薄和粗鄙。

其次，诗歌的创作也应该是一种崇高的行为。诗歌作为语言艺术中的艺术，作为文学王冠上的明珠，他的使命决定了他的行为。当你想着用诗歌来表达你对世界和生命的看法时，首先是沉睡在你灵魂中的文化在起作用。如果你是想着要用诗歌来博取人们对你的注意，或者说你要用对语言和文字的蹂躏来完成你的表演，那么，我认为你的动机是下流的，你最终的结局也是可笑的、可悲的。如果你也想着要用诗歌来换钞票，这样也未尝不可，但道路漫长而曲折。

再次，诗歌作品也应该是崇高的。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审美的崇高性，诗歌更应该如此。一首好的诗歌，不仅浓缩了诗人本身的人生阅历和审美体悟，更展现着支撑他的那种微妙的善和美。惟有善和美，才是温暖的、崇高的，而崇高的作品，也是平易的。诗到极处反觉平易。我们应该对那些云遮雾罩、故弄玄虚的诗歌说不，诗歌不是“皇帝的新装”。

物欲时代，人心惶惶。写作者遭遇极大的边缘化，内心更是苦不堪言。但正是这样，寂寞和孤独才让诗歌的写作最大程度上回归了本真。泛娱乐化的数字时代，惟有诗歌，仍是一种寂寞的手工作业。崇高的心灵，会指引他的笔完成一次对时代的规劝。

为了诗歌，我们忍受着、坚持着。

只有诗歌，才能支撑我们的忍受和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