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

“对仗”宜分解到单字

钟振振

内容提要：对仗，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技法之一，作者认为，对仗的要诀是：宜分解到单字，而不仅仅是单词。从理论上说，较之仅分解到单词，有可能更新、更活、更多变。从实践上说，写得好则可能会更有趣，更有味，更奇妙而匪夷所思。

对仗，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技法之一，早在《诗经》时代就有，如《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且还是“扇面对”。此后一直到近体诗定型的唐代之前，在汉、晋、南北朝、隋等历代古体诗里，也都有对仗。只不过那是“自选动作”，用或不用，是诗人的自由。到了近体诗里，它才成了“规定动作”。一般来说，五七言律诗与五七言排律，必须对仗。至于词，虽没有硬性规定，但在某些词调的某些句位，采用对仗句式往往成为多数作者的自觉选择，是所谓“约定俗成”。

五七言律诗与五七言排律，特别是五七言排律，对仗既是“规定动作”，又是“主要得分手段”。如杜甫的七律名作《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就通篇都是对仗。传统诗词的其他样式，对仗虽只是“自选动作”，但也可以是“主要得分手段”。如王之涣的五绝名作《登鹳雀楼》，也通篇都是对仗。王维的五律《使至塞上》，以一联精彩的对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而传诵千古，但其他六句，似乎并不特别出众。这就好比某些在“世界杯”足球赛中取得了不俗战绩的球队，未必个个球员都是大牌，但只要有两三位超级球星组成“黄金搭档”，也可能杀进决赛。

任何“得分手段”都只是“手段”，最终能否“得分”，还要看你是不是善于运用。若不善于运用，则“得分手段”也可能导致“失分”，诚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仗也不例外，写得好，活色生香，灵动流走，珠联璧合，川媚山辉；写得不好，陈腐落套，呆滞刻板，彆腿掣肘，两败俱伤。

下面，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说一说我所理解的对仗。

当下许多介绍诗词格律的普及读物，包括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诗词格律十讲》等，谈到对仗，都说上句与下句须语法结构一致，相对的词语须词性相同，如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之类。但这只是教初学者要守规矩。按这些规矩去对仗，像清人李渔《笠翁对韵》那样去“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虽然中规中矩，却未必能写出精彩的对仗来。古人写文章，写诗词，靠的是熟读经典，举一反三；靠的是语言感觉，习惯成自然；哪里讲什么“语法”？如今各大学中文系所教授的“古汉语语法”，是近代学者马建忠《马氏文通》借鉴西方语言的语法而构建，又经过后来诸多学者的不断改进与完善才定型的，它的出现很晚。又，古人讲词汇，只粗分两大类——“实词”与“虚词”。所谓“实词”，指的是实有的名物词，也就是现代汉语里的“具体名词”，如“柴米油盐”、“桌椅板凳”之类。与现代汉语里凡“有实际意义”的词汇都叫“实词”，不是同一个概念。所谓“虚词”，则是除“实有名物”之外的一切其他词汇，与现代汉语里“没有实际意义，只有语法功能”的“虚词”，也完全不是一码事。总之，在古人那里，并没有我们现代汉语中分得那么明确、清晰、细致入微的“名动形数量代副介连助叹”等词性概念。因此，在古人的诗词创作实践中，不同词性的词语相对仗，不同语法结构的句子相对仗的情形并不少见。明白这一点，我们便知道，当下那许多介绍诗词格律的普及读物，关于对仗的界定是不完备、不准确的。初学写诗词，固不妨像小学生初学写毛笔字那样，把它当作“描红簿”，点横竖撇捺，依样画葫芦；但写到一定的程度，就要明确树立这样一个意识：那些所谓的“规矩”，并不见得就是古人的“规矩”，更不是“金科玉律”；必须“敢”越雷池，打破那些条条框框，万不可画地为牢，“守”法自弊！

对仗的要诀，我个人的领悟是：宜分解到单字，而不仅仅是单词。用自然科学来打比方，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变化一般只到分子为止，分子不变，故不产生新的物质；而化学意义上的物质变化则一般要突破分子的界限，到达原子的层面，旧分子拆分重组为新分子，故能产生新的物质。对仗而以单词为最小单位，就好比物理学变化到分子为止；以单字为最小单位，则好比化学变化可到达原子层面。若论全新变化与千变万化，当然是“化学变化”较“物理变化”更占优势。因此，从理论上说，对仗而分解到单字，较之仅分解到单词，有可能更新、更活、更多变。从实践上说，写得好则可能会更有趣，更有味，更奇妙而匪夷所思。

试举拙作若干首为例。如五律《洪洞大槐树》（2014年）：

寻常一槐树，八九百年身。

见惯别离事，走过千万人。

迁移曾活国，苦难只生民。

不死根犹在，神州神此神。

其中“迁移曾活国，苦难只生民”一联，说明代的几次大移民曾经改变了全国因元末战乱而造成的人口与土地不平衡的局面，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离乡背井、颠沛流离的苦难却是由老百姓来承担的。“活国”是“使国家活起来”，是一个动宾结构；“生民”则是“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语法结构与词性都不同。但分解到单字，“活”对“生”，“国”对“民”，却很工。

又如五律《忻州怀古》（2013年）：

三关多壮节，千古几雄争。

山有奔腾势，水无柔媚声。

大农劳馈饷，颇牧作干城。

微此风霆护，哪容云雨耕。

其中“大农劳馈饷，颇牧作干城”一联，“大农”是户部长官（军粮的征集与运输，是户部的职责）的别称，而“颇牧”是战国时期赵国两位名将廉颇、李牧的并称。二者虽同属名词，但结构并不一样。然而，如分解到单字，则“大”对“颇”，“颇”借其形容词或副词义；“农”对“牧”，“牧”借其行业名词（“农林牧副渔”之“牧”）义，看起来就工了。

又如五律《登北固楼》（2014年）：

词唱南徐好，楼登北固高。

檐牙啮银烂，犄角瞰金焦。

塔影春秋笔，江声日夜潮。

书生便文弱，到此亦能豪。

其中“檐牙啮银烂，犄角瞰金焦”一联，“银烂”是圆月，唐卢仝《月蚀》诗有“烂銀盤從海底出”之句；“金焦”则是金山与焦山的合称。语法结构与词性也都不同。但分解到单字，则“银”对“金”、“烂”对“焦”（借为“焦头烂额”的那个“焦”），就很工。

又如五律《游布达拉宫，恨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灵塔》（2012年）：

一抹云飞白，四垂天静蓝。

琳宫百折上，灵塔几寻探。

独不见嘉措，同谁作快谈？

所欣诗有在，真气拂林岚。

其中“琳宫百折上，灵塔几寻探”一联，“百折上”是二一句法，“几寻探”是一二句法，语法结构差异更大。但如分解到单字，则“折”对“寻”，“折”本义虽是动词，这里却作为“百”的量词；而“寻”这里虽是动词，借其量词“八尺为一寻”之义，与“折”对仗便工。类似的例子还有五绝《为中国韵文学会贺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开幕》（2000年）：

学术因时变，文章有代雄。

好裁天水碧，快写满江红。

其中“学术因时变，文章有代雄”一联，“因时变”是二一句法，“有代雄”是一二句法，语法结构差异也相当大。“代雄”语出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代”是“替代”，为动词。借用为“时代”之“代”，与“时”对仗亦工。

又如上文所录《游布达拉宫，恨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灵塔》中另一联“独不见嘉措，同谁作快谈”，“嘉措”即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乃藏族人名的汉字音译；“快谈”则是形容词加名词的偏正词组。语法结构与词性也都不同。但如分解到单字，则“嘉”可借其形容词（“美好”）义，“措”可借其名词（“举措”）义，于是与“快谈”对仗，看起来也很工稳。类似的例子，还有五律《己卯孟夏为浙江新昌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讨论会作》（1999年）：

南风迟昴日，东浙熠奎星。

旧雨连宵至，新茶一座馨。

灯花传太白，炉火继纯青。

从此唐诗路，宜镌百丈铭。

其中“灯花传太白，炉火继纯青”一联，“太白”是人名，即李白；“纯青”则是形容词。语法结构与词性也都不同。但如分解到单字，“太”对“纯”，“白”对“青”， 则不可谓不工。

又如五言排律《武当山》（2012年）：

道教汉文化，仙都明武当。

峰危天可柱，云漫海如床。

金顶风披露，朱垣雪隐藏。

东来朝气紫，西坐帝衣黄。

一剑少林敌，三丰太极张。

大兴言乃验，举世瞩玄光。

其中“一剑少林敌，三丰太极张”，是说武当剑可敌少林棍，武当张三丰开创了太极拳。这两句的语法结构、各单词词性差别相当大。但分解到单字，则“一”对“三”，“少”对“太”（此二字常对举，如祭祀规格有“太牢”“少牢”，职官名目有“太师”“少师”“太傅”“少傅”等等），却很工。因此，全联亦不失为宽对。在排律诗的诸多对仗里，偶有一二这样的另类，可救因对仗句数量多而容易造成的窒息，宛如围棋的“眼”，有“眼”则一大片棋皆活，无“眼”则一大片棋皆死矣。

又如五律《至江汉大学出席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下榻沌口经济开发区三角湖度假村》（2010年）：

三角湖村月，两天江汉人。

此来非度假，所得是求真。

经济须开发，风骚莫泯沦。

中华有诗教，大学正当仁！

其中“此来非度假，所得是求真”一联，名词“假期”之“假”，借为形容词“虚假”之“假”，以与“真”对。

七律《雁门关》（2013年）

北戒山河一链横，雁门高阁压长城。

国除秦楚谁勍敌，世不汉唐休远征。

马阻单于南下牧，牛安六郡雨中耕。

千年事逐秋鸿去，壮气犹飞百尺甍。

其中“马阻单于南下牧，牛安六郡雨中耕”一联，匈奴酋长“单于”之“单”（读“蝉”），借为数字“单独”之“单”，以与“六”对。

七绝《邛海观渔》（2014年）：

远岫云飞狂草字，近湖水印好花枝。

渔舠三五猎邛海，曳得堆舱乱跳诗。

其中“远岫云飞狂草字，近湖水印好花枝”一联，书法“狂草”之“草”，借为植物“草木”之“草”，以与“花”对。这些也都是分解到单字来对仗的用例。

又如五律《台湾东西横贯公路》（2008年）：

过海解重甲，开山胜五丁。

康庄劳斧凿，峡谷走雷霆。

桥拱长新月，灯编太古星。

军声同此路，横贯万峰青。

其中“过海解重甲，开山胜五丁”一联，“重甲”是“两层铠甲”，喻指全副武装，是一个偏正词组；“五丁”则是“五丁力士”，传说里古蜀国的五个大力士，曾开山修蜀道，是一个专用名词。语法结构与词性也不尽相同。但分解到单字，则“重”对“五”是数字对，“甲”对“丁”可借义为天干对，却很工稳。近似例子还可举五言排律《伊犁》（2014年）：

云乱真丝白，天垂宝石蓝。

有山长戴雪，无谷不蒸岚。

日落牛羊下，星高鹰隼探。

闹花春在夏，征雁北由南。

令节过重五，胜游争再三。

牧歌能伴舞，疆史足倾谈。

青袅帐中爨，红飞颧上酣。

伊犁醇似酒，一醉尽千罈。

其中“令节过重五，胜游争再三”一联，“重五”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而“再三”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意思，语法结构与词性也不尽相同。但如分解到单字，则“重”对“再”是隐性数字对，“五”对“三”是显性数字对，亦甚工稳。

这一认知还可以反过来表述。对仗要想对得好，字面的“工”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工”不能以“合掌”或“近于合掌”为代价。如果能做到“貌合神离”——单字极“工”而组成单词及语句后却又能拉开上下联之间的句义距离，使文笔飞扬起来，那对仗便“活”了。拙作七律《5·12大地震四周年祭》（2012年）：

交胜天人道未穷，三川地裂一针缝。

生灵下界方刍狗，死魄中宵竟烛龙。

雨后蕈排新市镇，风前壁立旧云峰。

曙光红衬国防绿，民气军声叠万重。

其中“生灵下界方刍狗，死魄中宵竟烛龙”一联，以“生灵”对“死魄”，“生”对“死”之为的对，固不必说；“灵”与“魂”可组成单词“灵魂”，“魄”与“魂”亦可组成单词“魂魄”，因此“灵”对“魄”也是很工整的。然而“生灵”是活人，“死魄”却不是死人。如果用死人来对活人，虽不算“合掌”，但距离总没有拉开，仍然缺乏张力，句意不够劲健。此联对仗的看点，在“死魄”是初生的月亮。《新唐书》卷二七《历志》曰：“凡月朔（农历每月初一）而未见曰‘死魄’。”此时夜晚因无月光照明，故显得特别黑暗。全联的意思是说，天地不仁，视下界生灵如草扎成的狗，不加爱惜（指“5·12”大地震中，有太多的人死去）；但中国人是坚强的，万众一心，奋起救灾，哪怕是漆黑的深夜，也有火龙在熊熊燃烧！上联是“天胜人”，下联是“人胜天”，终极指向是“人定胜天”。这样的对仗，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又如五绝《澳门妈阁》（1999年）：

红阁存妈祖，黄轩有子孙。

易干沧海泪，难蚀故乡魂。

其中“红阁存妈祖，黄轩有子孙”一联，看点在于，分解到单字，“红”对“黄”，“阁”对“轩”（借为建筑物之“轩”），“妈”对“子”，“祖”对“孙”，都很工；但组成单词，则“红阁”即“红色的楼阁”，是一个偏正词组；“黄轩”即“黄帝轩辕氏”，是一个人物专名；“妈祖”也是一个人物专名；而“子孙”不是。两对词语，结构都不同。这首诗写在澳门回归之前，此联是说，澳门还存有妈祖庙，证明澳门人并未忘记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上下联看似平列，实为因果。这样的对仗，内涵较丰富，应该说也是成功的。

又如七绝《偏头关过八路军120师抗日战地》（2013年）：

抗日何尝不正面，奔雷昔亦过偏头。

关前多少英雄血，都入黄河天际流。

其中“抗日何尝不正面，奔雷昔亦过偏头”一联，看点在于，分解到单字，“日”（借为“日月”的“日”）对“雷”，“正”对“偏”，“面”对“头”，也都很工；但组成单词，则“抗日”是一个动宾结构；“奔雷”（即“迅雷”）是一个偏正结构；“偏头（关）”是一个地理专名；而“正面”不是。两对词语，语法结构与词性都不同。此联是说，八路军何尝没有正面抗日？他们以迅雷之势奔袭日军占领下的偏头关便是证明。“正面抗日”是现代语，“偏头”则其语俚俗，本来不易入诗。巧用来构成一联对仗，不但有意义，而且有趣味，应该说也是成功的。

关于对仗，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许多。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只谈“对仗不必拘泥于语法结构与词性，宜分解到单字”这一个方面。其他隅见，容异日另外撰文论述。不当之处，尚祈诗词创作界、评论界的诸位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