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关于袁劲梅长篇小说《疯狂的榛子》

王春林

2015年，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不知道是无意间的巧合，抑或是作家的有意为之，袁劲梅在《疯狂的榛子》中也以不小的篇幅写到了抗日战争。瑞德中校、马希尔等一众美国人之所以来到中国，正是为了参加“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来到中国，实际介入了抗日战争，自然也就会形成对于战争的理解与看法。“战争是最没有逻辑的事，是疯子发动的，我打这场战争的唯一逻辑就是：给和平争取最后的机会。”这是小说主人公之一的范笳河在他留下来的《战事信札》中的一段话。虽然这段话出自范笳河之口，但究其来源，却很显然与他在“中美空军混合联队”那些美国战友的影响有关。事实上，范笳河在《战事信札》中所有关于战争的深度思考，均可以说是接受这些美国战友影响的结果。比如关于两个“我”的理解与认识：“当航空兵开起枪或扔起炸弹来，我们常常觉得周围的世界不是真的。我们有两个‘我’。一个‘我’只做着我们任务里说的事儿。生活再苦，空战再激烈，这个‘我’是个航空战士。他都得承受，都得去做……还有一个‘我’却不在战场。在家乡，他是个好人、正常人、清净人，谁也别想碰他。我的那个‘我’，在桂林，在你身边。马希尔的那个‘我’，在宾州水码头的红枫林里，他的副机长的那个‘我’在爱荷华某个小镇里。我们的那个‘我’高高地待在天上，或藏在我们心里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是绝不让战争碰的。”两个“我”的区分，恰切合理地解释了战争状态下参战者的某种自我分裂情形。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战争的本质都是一种必须付出无辜生命代价的暴力行为。虽然说中美两国的参战者都带有突出不过的被迫性质，但他们战争行为的结果却仍然是要不可避免地伤害剥夺他者的生命。就对生命的伤害与剥夺而言，敌我双方显然毫无区别。范笳河他们既然是

战争的参与者，那就必得遵循战争本身的逻辑。一遵循战争的逻辑，自然也就会有那个开枪或者扔炸弹的“我”的生成。战争的存在本身，就把本属正常的人扭曲成为一种毫无主体意志可言的杀人机器。正因为清醒地认识到了战争邪恶本质的存在，所以，如同范笳河这样的参战者才要尽一切可能葆有另外一个作为正常人的“我”。有了这个正常人的“我”的存在，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参战者不会被彻底异化为杀人机器。范笳河之所以特别迷恋舒暧，除了发自内心的喜欢之外，实际上也存有借她而葆有正常人的“我”的一种私心：“可是，战争把当‘正常人’的念头变成了怪异。你总是喜欢打听我在‘基地’那个家里是怎么过的。你来基地找我，航空兵对你客客气气。女人一来，我们都不能像野蛮人。女人，让我们身上的好‘我’活起来。”“家和女人，让战士不沦落成野蛮人。我们想方设法把家和女人留在心里。”美国的飞行员们之所以都喜欢“用他们的女朋友、太太、巫女、女明星、电影里的女人的名字”来命名他们自己的飞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恐怕在此。与野蛮人相对立的，自然是文明人。由此可见，无论是范笳河《战事信札》中对于战争性质的理解判定，抑或是对于两个“我”的特别区分，所彰显出的也就是一种人类文明的高度。正因为如此，范笳河才会强调：“在这一夜，我基本同意怀尔特的文明理论，我也想当文明人。我打仗，只是因为：必须有人来结束‘战争’这个脏活。”

与两个“我”的区分同样重要的，是围绕“汉奸”问题发生的一场争论。事情的起因，是范笳河没有给地面上为日本军队干活的中国劳工撒放提醒他们及时撤离的传单。原因在于，他认定这些给日本军队干活者“大多都是汉奸”，“汉奸是中国人的叛徒，跟日本人一样坏。炸死就炸死了”。他的行为遭到了怀尔特的坚决反对。怀尔特说：“他们是民工，给日本人干活，是被逼的。说不定，我们还有情报人员就在那些铁路工人中间，为我们收集情报呢。哪天我们跳降落伞落到了沦陷区，我们还指望他们救我们。你怎么能把你的同胞当作汉奸？你要在他们的境遇里，说不定也得做他们做的事。他们都是人呀，有妻儿老小的人。”在遭到范笳河的质疑之后，怀尔特进一步强调：“所有非战斗人员，都不是你的敌人。那些民工是你的同胞。战争是人类的悲剧，它不光是要死人，它还会把人变成野兽。我不想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战争结束之时，却失去你的悲悯之心。所有战争中的规则都是非正常规则。”当范笳河以自己对日本人充满仇恨为由做自我辩解时，怀尔特语重心长地告诉范笳河，自己也并非对日本人没有仇恨，因为他的两个弟弟就都是在战争中命丧日军之手。也正因此，范笳河才会发出由衷感叹：“我觉得，这家伙还真蛮英雄的，他冒战事之大不韪，把那个在天上或心里某个秘密处所当着‘正常人’、‘普通人’的第二个‘我’，拿到和日本鬼子打了七年的中方人员的军营里来了。”应该注意到，与一般意义上的“英雄”理念不同，范笳河心目中的“英雄”，居然是如同怀尔特这样在战时也能在内心里坚持正常生活伦理的参战者。据此来反观战后已然超过半个世纪的中国战争文学史，在数量众多的战争文学作品中，最起码在我，并没有看到过类似一种既有反战姿态也有悲悯情怀的战争观念的表达。

说到抗日战争，不能忽略的另外一点，是借助如同马希尔这样的美军参战者眼光而对中国抗战乃至中国文化做出的深刻反省。一方面，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因为领导抗战而能令行天下，而拥有着执政的合法性，但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内部却又因为派系的矛盾而直接阻挠影响着抗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湖南首府长沙的最终失守。镇守湖南的薛岳司令尽管曾经发誓死守长沙，但最终却因为得不到蒋介石的强劲后援而失守长沙。归根结底，只因为他不是蒋氏的嫡系：“他长得像个书生，但是会打仗。要是给他空投军援，他这只‘长沙虎’哪能丢得了长沙？”就这一点而言，长沙失守的责任确乎应该由蒋氏承担。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在于，派系的存在确也实际影响着蒋氏对抗战的领导，比如，东战区某李司令就曾经致电史迪威总部声称不仅“长、衡”已失，而且蒋委员长已被其废了，要求把所有的物资全部送到他那里去。“这样看来，蒋委员长的担心也并不是毫无道理。我们这个社会结构怎么这样呢？上下关系森严，却互相不信任。大敌当前，还是要争权，你废了我，我废了你。”尽管严酷的抗战现实要求国人上下一致对外，但客观存在的派系争斗却又实在无法避免。也因此，“我们中方人员打的是两场战争，一场是抗击日本暴力侵略；另一场是对付我们制度的问题。美方人员只打一场抗日战争。”于是，也就有了怀尔特对于衡阳失陷的独到理解：“我在中国呆了两年多了，感觉是：中国整个社会都好像是按军衔编制设的，走到哪儿都有上下级。”更何况，“美国军队有严格的军衔等级，那是为了有效打仗。可你们的军衔等级，也不是为了有效打仗，是为了有效统治。效忠不效忠，嫡系不嫡系，给不给面子，成了比对和错、胜和败还要重要的事儿。”必须承认，怀尔特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洞察力。他的发现，让范笳河备感震惊：“怀尔特对衡阳沦陷的看法，让我吃惊。他能看到中国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中方官兵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他却能说出来。”为什么是怀尔特而不是范笳河发现了这一点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美国或者干脆说是西方文化参照系的存在与映衬：“大概是因为他没见过‘嫡系’、‘效忠’这类中国文化深层的事，一看到，就特别敏感。”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范笳河在《战事信札》中每每叙及美方参战者对中国战事的精辟洞悉，其洞悉者往往是怀尔特。之所以如此，盖因为作为一名老飞行员的怀尔特，是CACW亦即“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中“最有思想的人之一”，外号就叫“教授”。其二，更重要处在于，叙述者特别提及到“中国文化深层”。一旦触及中国文化深层，显然就意味着作家的思考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抗战本身，而且也已经由现实的抗战进一步延伸至历史的纵深，把现实存在的“中国问题”提升到了“中国文化”的高度来做更深入的探究。从根本上说，只有在不同文明形态比较的层面上，才可能触及“中国文化深层”相关问题的探究与思考。就此而言，袁劲梅的批判，既关乎抗战时期由蒋氏政府主导的政治体制，也关乎中国文化深层所存在的问题。

同样对战时中国社会问题进行着细致观察的，是另一个当年第14航空军中的罪犯，后来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老兵汤姆森。汤姆森在当年之所以成为令人不耻的罪犯，是因为他在中国的黑市上倒卖东西：“我被送上军事法庭，除倒美元，卖PX军餐食物，还因为我倒过一次汽油。”但请注意，汤姆森的犯罪，一方面固然与其内在的心性有关，另一方面却更与中国文化土壤的熏染有着不容剥离的内在渊源。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袁劲梅借助于汤姆森这一人物形象，所试图一力揭示的，仍然是与上述“嫡系”、“效忠”密切相关的中国文化痼疾。具而言之，汤姆森的犯罪，与他发现的中国社会“奥秘”有关：“我不懂，卷进黑市的中国军官，怎么就能在这么糟糕的生死关头，不打仗，反而在黑市上从商？效忠和规矩都不是法，他们不守法，光要捞黑市上的快钱。让我更不懂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黑市上总是自己人骗自己人；当华东战局这么糟糕的时候，还自己人打自己人？”尽管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虽然难以接受理解，但嗅觉格外灵敏的汤姆森却从中发现了自己的可乘之机：“原来，我突然掉到了一个没有‘法律’只有‘关系’的世界。”面对着这一明显的异质世界，汤姆森感到特别困惑：“我在中国的时候，没有能力和理论把这种感觉说清楚。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能说清：那个总是将王子变成癞蛤蟆的，是什么中国魔法。”但既然无“法”可依，既然是一个“关系”社会，那汤姆森自己也就可以混水摸鱼了。尽管在战时就已经为自己的行为受到过军事法庭的严厉惩处，但一直到战争结束后汤姆森才开始有忏悔意识慢慢生出：“战争结束后，我才慢慢对我的犯罪行为越来越感到耻辱，并且越来越厌恶。战争本身就是邪恶的土壤，无论有多少正义在手，也不能盖住战争本身的恶性。”具有暴力性质的战争，本身就是邪恶的。此外，战争的邪恶还表现为能够激发出人性深层的恶，汤姆森的存在即是突出的一例。但相比较而言，袁劲梅如此一种书写的主旨，恐怕还在于揭示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否有抗战的发生，中国社会没有“法律”只有“关系”的痼疾都是一种客观事实。只不过，这种痼疾必须有另一种文明为参照才可能被清楚看出。不管是前面已经提及的怀尔特、马希尔，抑或是这里的汤姆森，这些来自遥远美洲大陆的航空兵的最重要意义显然在此。

然而，关于抗战的反思性书写，仅仅是袁劲梅《疯狂的榛子》的一部分内容，作为一部旨在对一段半世纪以上的中国历史做深度批判反思的长篇小说，作品的时间跨度起自抗战，中经数次政治运动乃至“文革”，一直延伸至了市场经济的当下时代。又或者，抗战、“文革”与市场经济，这三个时代构成了袁劲梅的书写重心。这其间，甚至也还穿插有关于太平洋对岸美国人的若干故事。比如，那位被一种PTSD也即“灾难压力后心理紊乱”病症严重困扰着的北湾大学军事系长官沙顿少校。“按照一般定义，PTSD是一种灾难后的焦躁性心理失序。是病人经历过或见证过人为的或自然的灾难之后留在内心深处的伤痕。这个伤痕不是敌人的子弹或什么强力从外面打到体内的，而是经过残酷事件后，残酷事件的影响在神经末梢留下的长长的心理伤害。”少校沙顿的PTSD，与他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军队生涯关系密切。首先，是他的症状表现：明明是在好端端的和平时期，他却会因为听到飞机的声音而做出战时的反应：“这时候，一架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我突然就像上了弹簧，一下就跳到公路边的沟里，卧倒了。沟里全是烂泥。等我再爬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那件为了接她的朋友特地换上的白西装，成了泥西装。我自己也是一脸烂泥。”按照医生范白苹的说法，“这是典型的PTSD的症状，Flashback——旧景回返。”归根结底，少校沙顿的病症，是其军队生涯导致的一种可怕结果：“你的毛病在于你十二年的军事生活，那些紧张、敌对、非我、服从、集体荣誉、爱面子……总之，那一套在那样的制度下生活的生存密码，已经打在你的神经末梢上，成了你的第二天性了。”对于少校沙顿难以排解的心理症结，范白苹给出的治疗建议是：“战时用的道德密码，不能拿到正常和平生活中来用。世界应该是平民的，充满平民的快乐和自由，充满平民的善良和理智，充满平民的轻松和信任。这是你当军人的牺牲换来的。”毫无疑问，少校沙顿由于十二年军队生涯所导致的PTSD症状，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军队生涯对其正常人性状态的一种扭曲异化。虽然说军队一直到当下时代都是一种常态性的社会存在，不论什么样的一种社会政治制度，都需要有军队的存在。但从未来的发展前景来看，人类社会或许会在某一天彻底摆脱对于军队的依赖，因而进入一种更高的文明形态。依照这种逻辑，军队的存在也就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阶段性状况。也正因此，少校沙顿才会说：“我在最苦的时候，总是这样对自己说：我吃这些苦的唯一意义就是我的后代可以过没有军队的生活。”如果说少校沙顿对未来社会的期许更多带有感性的色彩，那么，医生范白苹对于公民社会的体认就是理性而深刻的：“军队是特殊社会。对错是上级告诉你的。所以你知道对错。公民社会不过是让你多想一步，问一个问题：凭什么上级说的就是对的？在公民社会，你自己判断对错。”借助于少校沙顿这一具体个例，当袁劲梅把军队这个特殊社会与公民社会并置对立来加以谈论的时候，作家意欲实现的那样一种对某种制度的批判倾向，自然也就昭然若揭了。

也因此，袁劲梅对于少校沙顿PTSD症状的描写，不过是一个引子而已。作家要借此引出的，其实是小说主人公范笳河等若干中国人所罹患的PTSD症状。“现在，如果让范白苹回头诊断，她可以断定，她父亲心里有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打了一辈子也没打完，那是一场在他心里的无人知晓的战争。在他心里的那个战场上，他是战士又是伤病员，他自己把自己打伤。他总是在自己对付自己，自己判决自己。他是战士又是自己的敌人，是审判者又是被审判者。好像他经历的那些厮杀、残酷、背叛、内疚、自责已经浸入了他的骨头。他想把它们分离出去，却没有办法把它们赶走。”如此一种精神症状的生成，自然与范笳河一生中所经历的那些灾难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一种典型不过的PTSD病症。要想彻底澄清范笳河的PTSD症状，就必须首先对他的曲折人生有所了解。范笳河出身于中国南方一个名叫范水的山区，他的祖父(其实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父亲)和父亲，都曾经积极参加过中国的抗战，而他自己，更是曾经参加过赫赫有名的CACW亦即“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成为过那个时代少见的航空兵。成为航空兵也还罢了，更令人钦羡的是，他还因此而赢得了一位美少女的芳心。抗战中，范太爷为国捐躯后，丛长官兑现承诺，把“他的大儿子、他爬灰来的儿子、他的孙子三个人全带到大后方桂林，送他岳父舒谘行家去了。”舒家二小姐舒暧，是正在怀春的青春少女。正是在桂林期间，舒暧不管不顾地爱上了航空兵范笳河。期间，被感情之火燃烧着的范笳河曾经对舒暧郑重承诺：“如果我能活着回去，我一定要找一个遥远而和平的地方，买一块土地，种一坡榛子林，不再疯狂，不再出任务，就在那里和你一起生活到老。”没想到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到最后，造化弄人，范笳河不仅没有能够兑现自己的承诺，反而还事与愿违地被迫与舒暧分道扬镳。之所以会形成如此一种悲剧性的结局，与范笳河自己的政治选择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范笳河名义上的父亲，在1944年曾经有过一次延安之行，在那里亲眼目睹了一个“穷而平等”的社会形态。受到他影响的缘故，范笳河父子三人最后都作出了倾向于共产党的政治选择：“范爷爷和他的两个儿子，先是潜伏在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后来都成了潜伏在共产党里的‘美国特务’。”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抗战结束后，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真实政治身份的范笳河，先是参加内战，然后随着失败的国民党退守台湾岛。按照组织的安排，“依仗着和丛司令家庭的关系和在CACW的功勋，我入了共产党也无人怀疑我的身份。1951年，我驾着‘浪榛子Ⅱ’从台湾返回大陆，副机长是邓志龙。”这个时候的舒暧，也已经随着家人由桂林迁居到了澳门。当范笳河驾机回返大陆的时候，舒暧实际上已怀有身孕。为了追随范笳河实现爱情梦想，孩子刚刚一岁，舒暧就不顾一切地登上“宏远号”，回到大陆来找范笳河。没想到，这个时候的范笳河，却已经因为卷入政治身在组织而身不由己了：“我最后一次飞‘浪榛子Ⅱ’，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出任务’。那次飞出来的是‘政治’。我就是一个军人，不是搞政治的。结果，却成了一个政治人物。就像你的‘弃暗投明’是奔我来的，是为爱情，结果却成了‘政治’一样。我们都在那样的特殊时期，却又在一个千年不变的社会结构中。”所谓“特殊时期”，意指当时一种不合理的社会政治体制。所谓“千年不变的社会结构”，意指长达千年之久凝固不变的中国文化结构。究其实，是以上二者的双重合力共同造就着范笳河与舒暧之间的爱情悲剧。

尽管舒暧不管不顾地乘“宏远号”返回大陆追求爱情，但她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1949年之后，不，甚至包括抗战结束后的内战时期，他们的爱情都毫无实现的可能：“我和你的爱情，在内战中变成了政治关系，在战后变成了危险关系。这是你再也不可能知道的。就是我，开始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但是，我后来知道了。我没有选择，只能是跟着命运走。”其实，在那个政治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特殊时期”，范笳河与舒暧他们只能够被迫无奈地跟着组织走，任由组织摆布。任由组织摆布的结果，就是范笳河最后对于舒暧的彻底背叛，就是范笳河被迫接受甘依英这样一位“配给太太”。应该说，如此一种结果在当时并不意外：“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和你在一起是不可能的，谁能相信我们不是‘美蒋特务’？我离开你，才能给我和你一个清白。虽然，我知道我需要这个清白，你并不知道你需要。”尽管如此，但范笳河在内心里却始终不肯原谅自己：“我终于没有胆量选择‘背叛家族’。我自私、胆小、窝囊。我在第14航空军的时候，就不是什么英雄。你爱错了人。我欺骗了你，我实质上就是一个范水男人。那时候，我对没见过面的儿子，没有感觉。但我从南家走出来的时候，就像范水的‘大儿子’的感觉一样。我终是保护不了我的新媳妇。”必须得对这里专门提及的“范水男人”以及“范水的‘大儿子’”有所解释。却原来，在范水那个地方，以出“孝子”而著称于世：“在范水的词典里，孝子就是为了让上人高兴，自己不情愿的事情也要做。范白苹去了范水多次之后，终于认识到了范水的名不虚传。”为什么呢？因为“范水的孝子行的是大孝：一家的长子要能孝到把自己的新媳妇让出去，给爹爹享用，还高高兴兴。”这是怎样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文化陋习啊！关键还在于，范笳河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范水产物。他名义上的父亲，其实是他的大哥，他实际的生身父亲，其实是自己的爷爷。在做“孝子”这一点上，范水的男人一向以能“忍”为特色。因此，当范笳河以“范水男人”自谴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深刻地反省着自己在与舒暧爱情问题上的那种猥琐、窝囊之“忍”。也正因此，在后来写给抗战时的老朋友马希尔上尉的一封信中，范笳河方才会痛心疾首地写到：“但是，我想告诉你：我和我的女朋友并没能走到一起。这全是我对不起她。如果，怀尔特骨子里是‘平民’的话，我大概骨子里就是个听话的‘士兵’。我追求她，是害了一个自由人。”

正因为在爱情问题上有过对于舒暧的背叛，所以，范笳河才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原谅自己。范白苹敏锐地发现了类似于范笳河这样的PTSD病症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一种无法剥离的内在关联：“她挺遗憾地想到：在她父母的时代，中国人听都没听说过PTSD这回事儿。PTSD不被中国人当成病，没人重视。也没有心理治疗方案。我们爱面子。讳疾忌医早就在我们的成语里了。我们的逻辑是：有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治，就是没病。中国人比哪个民族都有‘民族’心理，却没有心理病。要么你和我们一样，要么你是‘疯子’。”哦，“疯子”。我明白了，却原来，这所谓“疯狂的榛子”中的“疯狂”二字的一种含义，就落脚在这一点上。当大家都讳疾忌医，都拒绝承认自己罹患病症的时候，唯独你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你当然就要被公众目为“疯子”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则袁劲梅笔端之“疯子”，也就堪比当年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了。从自己的父亲范笳河这一个案出发，敏感的心理医生范白苹更进一步把思索的目光延伸至作为一种整体存在的中国文化：“一条树系下来，一切都是军衔，一大群范氏宗亲卒吏，就等于‘一’，没有范三，没有范四，没有‘人’。造成PTSD的种种原因里，会不会也有一种：个人在集体腌菜缸中被征服或被淹没，从而造成自我失位？失去一只胳膊都是一种灾难，把一个个人的‘自我’泯灭在集体腌菜缸里，这种灾难一定不比肢体受伤轻。若你不当腌菜，活，还是不活，都成了问题。腌菜缸就是个大军营。过惯了，还离不开。在里面受挤，出来了急躁，横竖没有安全感。”必须原谅我大段摘引小说中的原文，因为不如此，你就很难搞清楚袁劲梅关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批判性的整体思考。所以，袁劲梅接下来向着纵深处的追问思考也同样不容忽略：“放弃自由，原来也是一种训练。要是PTSD与恐惧感有关；要是恐惧加压力，产生PTSD。那么，一高于个人的集团利益或权威否定个人的时候，若产生不了集体荣誉感，恐怕就会产生大大的恐惧感。要是我们范水一族人，经历了太多的暴力和灾难，它会不会全族患上PTSD呢？”究竟会不会呢？范白苹或者说袁劲梅的发问特别发人深省。令人备感悲哀的一点恐怕是，答案只能是肯定的，因为不堪的一部历史早已摊开在这里。又或者，袁劲梅写作《疯狂的榛子》的根本动机之一，就是要强有力地把如此一种令人悲哀的事实揭示出来。

但是，且慢，一方面，中国固然不缺少如同范笳河这样讳疾忌医只知一味隐忍退让的PTSD患者，但也的确还存在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疯子”。比如，范笳河的恋人舒暧，即是。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爱情，舒暧不惜舍家抛子，不顾一切地登上“宏远号”返回大陆。然而，面对着来自社会政治体制，来自“组织”的巨大压力，面对着曾经信誓旦旦的范水男人范笳河的无奈退缩，舒暧却依然我行我素不管不顾。她的反抗行为之一，就是眼看着与范笳河结合无望的时候，居然吃安眠药自杀。所幸被及时发现，未能酿成恶果。她的另外一种反抗行为，就是1960年，在范笳河被定为“右倾”发配下放到边远的南方小镇金湖村的时候，勇敢异常的舒暧再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正在这个沮丧的时刻，堂屋门开了，你站在门口。堂屋的桌子上放着一盏昏暗的油灯，风一吹，火苗倒向一边，你的影子长长地落在地下，飘然如我从前做的剪纸，让我不敢相信这是真实还是梦境。”在那样的一个“特殊时期”，舒暧有足够的勇气出现在正处于艰难境地中的范笳河身边，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大胆之举。她的这样一种果敢决绝行为，很大程度上能够让我们联想到曹禺《雷雨》中的蘩漪，俄罗斯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剧作《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她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堪称“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面对着舒暧的如此一种决绝之举，范笳河顿生无限感慨：“我们个人的爱情不幸，和以前所有的‘梁祝’一样，只是因为我们的爱情不符合某种的定义。在我，不仅我的理性对着权威跪下了，我的良知也跪下了。而你，居然敢在我最沮丧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我何德何能，值了这样的爱情。”其实，这又哪里仅仅是在写爱情，实质是在借了爱情的外壳而书写表现着一种生命意志对于强权专制的强力抗争。这次金湖村三日的结果，就是“浪榛子Ⅲ”的产生。却原来，所谓“浪榛子Ⅰ”和“浪榛子Ⅱ”都是范笳河在抗战时期曾经驾驶过的飞机，而“浪榛子Ⅲ”则是他与舒暧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女儿。在那一个“特殊时期”，作为政治身份另类的范笳河与舒暧偷情的结果，“浪榛子Ⅲ”自然不能够以真面目示人，只能改头换面变成了舒暧闺蜜好友南诗霞的孩子：“一年后，南诗霞告诉我：孩子的大名叫南嘉鱼，跟她姓了。小名浪榛子，你起的。”至此，我们方才明白，“浪榛子”其实有着非同寻常的象征纪念意义。一方面既是对于范笳河与舒暧之间真诚爱情的一种见证，另一方面却更是对舒暧那样一种坚强生命意志的肯定与张扬。唯其如此，叙述者才会借助于范笳河的口吻写到：“浪榛子，疯狂的榛子。希望孩子们能自由自在地活，自由自在地爱。”

尽管并非小说主人公，但说到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批判性反思，《疯狂的榛子》中不容忽略的另外一位人物形象，就是王一南。王一南是与舒暧一起同乘“宏远号”返回大陆的一位知识分子，曾经在N大教了十多年“革命战地新诗”。或许与这种职业选择的影响有关，他最终走上了诗人的宿命道路。但就是这样一位对祖国与故土充满感情的诗人，却在“文革”中被迫自杀了。那么，王一南究竟为什么要自杀呢？却原来，他的自杀与他在劳改农场所遭受的巨大人格侮辱紧密相关。一次，军代表与红卫兵他们搞突然搜查，因为王一南上厕所出来迟了一步，竟然强迫他脱光衣裤当众检查：“他们对王一南又吼又叫，叫他把屁股撅起来，让他们破译印在他屁股上的密文。诗人王一南，先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后觉得人大概警惕疯了。”荒谬之处更在于，明明是王一南因此而遭受了奇耻大辱，但因为没有查到罪证，到头来反而变成了王一南是在故意耍弄军代表和红卫兵。在经历了这一切荒谬至极的人格污辱之后，王一南跳窗自杀。“这样的故事，让浪榛子不能不想：污辱造成的心理伤害能致死。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啦？为什么总是拿自己的同胞当自己的敌人？能把同类的人格污辱已尽而不动同情心的人，是不是在那个时刻，心理上返祖成了动物？”自杀者王一南，其实同样是PTSD患者，只不过他是以极快的速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已。其实，PTSD患者在中国又何止是范笳河、王一南呢？！即以《疯狂的榛子》为例，其中的其他一些人物形象，比如甘依英、颐希光、莫兴歌等，均属程度不同的PTSD患者。也因此，重要的问题恐怕还在于一定要认真思索探究此种精神病症与这块文化土壤之间的内在关联。所以，袁劲梅才会写到：“在浪榛子看来，人应该先想想：我们‘忍耐’得公正还是不公正。八年抗日，人们忍耐，那里面有正义支持。十年动乱，人们忍了，可正义在哪里呀？因为人们得忍耐，打人的人连道歉都不用说。眼睛一闭，头一歪，不看。只要自己不看，今天和过去之间就建了一堵墙。那些人造得灾难就好像不存在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头一歪”“不看”，并不等于问题就不存在，就已经解决了。旧问题过去了，新问题很快又出现了。根本原因是文化土壤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既然仍然笼罩在传统文化氛围之中，所谓“换汤不换药”，那PTSD的彻底解决就依然是遥遥无期的。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部《疯狂的榛子》中，有着海外生存经验的袁劲梅不仅试图在以批判的眼光发现着中国的问题，还试图给出一种尝试性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对于一种普世性文明维度的坚决引入。“浪榛子很吃惊，下一代人的认识，比自己这一代跑得快。在她父母一代，抗日，政府就有合法性；到她自己这一代，把政府的合法性定在能不能给人民过上好日子，富了就心满意足了。到芦笛，人家要求：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也没有‘法’大，也得‘守法’。”“她说：人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任，同时也让别人有跟你一样的权力。走到哪里，人都可以在他周围开出一小片草坪，让‘和平’在上面长。我们要的‘空间’是法律，平民梦可以在这个空间里生长。有权力的人不必害怕它，只要你守法，法也保护你。没权的人也不必给‘权力’下跪，你背后有法。能给每个人公平机会的社会，就算是好社会了。人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这个法治社会，只能是人跟随着良知，用理性选择出来的。”

在艺术形式上，《疯狂的榛子》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于“套嵌式结构”方式的精妙设定征用。作为一部时间跨度较大的长篇小说，袁劲梅并没有顺时序地展开自己的故事情节，而是在打破了时空顺序之后再度进行结构重组。这样一来，倘若从叙事人称来看，也就成了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的混合并置。具体来说，采用第三人称的部分，乃是一种现在时式的小说叙事，其中所主要讲述的，一方面是已经迁居到海外的范笳河的后代喇叭、浪榛子以及范白苹他们的故事，另一方面则是国内如颐希光、莫兴歌、莫棋乐、戚道新他们的故事。但就在讲述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作家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把包括范笳河、舒暧、王一南、南诗霞等人发生在过去岁月中的故事巧妙地穿插于其中。这方面的故事，一直上溯到了那个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套嵌部分，就是范笳河在抗战期间完成的那部《战事信札》。所谓“战事信札”，就是那些抗战的参战者在战争的余暇，抓紧点滴时间写下的，关于这场战争以及自己作战感受的真实记录。“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也认认真真地记战事日记；我还想着你老是问我军中的生活，我想告诉你，却有军记，这些记录就叫《战事信札》，也算是写给你看的。”“对不起，任何战事我都不能写在寄给你的信里。可除了战事，我没别的写。所以，给你的长信，都写在这一本又一本《战事信札》里了。”毫无疑问，范笳河的《战事信札》，完全可以被看作关于那段历史的一种真实证词。除了范笳河的《战事信札》，还有其他一些文字，也被穿插套嵌到了第三人称叙事的部分。其中，既有南诗霞刚上中央大学中文系时写下的第一篇作文《葬礼》，也有她“文革”期间的一份“认罪书”，还有她在抗战刚刚结束后的一篇回忆录。既有范笳河先后写给马希尔上尉和黄觉渊的两封信，也有老兵汤姆森写给范白苹的一封信。所有这些以第一人称方式出现的内容，都被袁劲梅合理地穿插到了作为故事主体存在的第三人称叙事部分。如此一种跨时空并置的结果，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比参照以更深入地理解认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契机。作家试图依托文明高度的存在而对20世纪中国历史做鞭辟入里的批判性反思的艺术意图，借助于这种套嵌式结构的营造征用，也就得到了如期的实现。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