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英 郭政敏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1950年，美国学者克拉伦斯·莫伊的《郭沫若与创造社》发表在《哈佛中国研究论文集》第4期上。这是英语世界研究郭沫若以及郭沫若与创造社的最早的学术成果。除“简介”“注释”和“参考文献”外，文章共分为“创造社的历史”“运动背后的人物”和“评价”三个部分。其中，作者对“创造社的历史”分了三个阶段进行介绍：“浪漫主义”“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运动背后的人物”部分则梳理了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以及其他创造社成员的情况。由于文章发表早，文中作者的很多观点与信息都已被后来的学者所采用和介绍，成为广为人知的常识。在此，本文将略去其不作介绍，只将其中新颖而不为国内外研究者所知的，或者是欠准确甚至是值得商榷的地方介绍如下。

创造社的历史

尽管创造社作为一种社团组织突然消失了，但其精神却在其主要成员，尤其是其创立者郭沫若的身上继续存活了20年。而且，由于郭沫若是新中国新任命的作家和艺术家之领导人，可以说，创造社的精神继续在今天的中国产生着影响。我们可在这个文学流派另一代的身上看到许多现在还弥漫在新中国政权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的教义与宣传之中的哲学观点。由于这个原因，或许可证明探究创造社的历史以及研究其主要成员在创造社动荡时期的生活的价值。

创造社仅仅是在其第一阶段追求纯粹的浪漫主义，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席卷全球的革命力量让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而创造社则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二者都倡导革命文学和革命斗争，创造社的成员也成了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那场运动的领导人。创造社存在的九年，正如其多产的成员郭沫若所认为的，可以恰当地划分为三个活动时期，或者说“戏剧的场景”。

第一时期：浪漫主义时期（1922年5月-1925年5月）

这一时期的气氛或许可在郭沫若为《创造》季刊创刊号所写的那首四个诗节的自由体诗的开头几行看出来：

初升的旭日，

照入我的诗心。

秋风吹，

吹着庭前的月桂。

枝枝摇曳，

好像在向我笑微微。

吹，吹，秋风！

挥，挥，我的笔锋！

我知道神会到了，

我要努力创造！

莫伊认为，这首诗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而其精神则是自由的、活泼的，声音渐次增高直至对一个闪亮的世界发出热情洋溢的呼喊。它似乎蕴含着某些如雪莱的《西风颂》那样的激烈脉动和《云雀颂》那样的强烈光芒。这两首诗郭沫若都曾翻译过并发表在《创造》季刊第四期的“雪莱纪念号”上。弥漫在创造社历史上浪漫的第一时期中的正是这种精神里的某些东西。

然而，创造社第一时期的结束并不仅仅是因为太多的工作压力造成的。国内爱国主义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部分因为外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驱动力而得到了加强，被紧逼着从旧式的思想和陈旧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创造社的成员们被当时社会的一般要求催促着把他们自己的方向转换到政治方面。郭沫若自己对这个时期是这样描绘的：

……因而政治问题便成为一般社会人的意识的焦点。这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影响，便是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笼在假充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我自己也感觉着有这种必要，但没有转换的能力。

第二时期：革命文学（1925年5月-1928年6月）

1925年5月30日发生的运动产生的新的推动力给创造社带来了全新的转变。尽管这种“在苏联的建议下”的运动产生的实际效果很难准确估价，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创造社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些已经看清了放弃他们曾经所持的“为艺术而艺术”之信条的必要性的创造社成员们，现在转而关注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郭沫若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继续他的写作，并在其《革命与文学》中激起了国人对这一新主义的兴趣。他这样写道：

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前驱。

第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年6月-1929年2月7日）

中国的青年感觉到了政局的变化，正“彷徨于歧途”（agitated for a divergent path to follow）。这正是创造社第三时期的开始，是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阐发的某些理论的某种程度的形式化。郭沫若在文中写到：

无产阶级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学家点醒出来，无产阶级的苦闷要望革命文学家实写出来，要这样才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学。

在创造社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期刊有《太阳》《我们》《洪荒》《战线》《澎湃》和《摩洛》。除这些定期出版的刊物外，创造社还出版了诸如《流沙》和《畸形》等一些小刊物。

这样，创造社在中国文学运动中达到了其影响的最顶峰。然而，当其在1929年2月7日遭封闭而停止活动时，它仅仅只是介绍了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社是以个人主义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开始，以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而遭封闭。”

运动背后的人物

郭沫若

在创造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许多人来了又去了。其三个时期的开始都不但有新鲜的思想，而且也有新鲜的名字与面孔。有些人一直呆在创造社的整个生涯中，有的却离开创造社进入了其他的领域，而且也有许多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助推着创造社的发展。其中比其他的创造社成员成为创造社的持续发展力的就是郭沫若。

创造社获得其作为中国文学复兴时期推动力之一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郭沫若的努力。创造社的名字实际上是由郭沫若提议的，他是创造社的象征和稳定剂，最后成了把控创造社成员的生产历史的革命者。他在《创造十年》的“发端”中这样写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我自己十年间的生活。”

因此，当郭沫若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的时候，他却感知到了最终将他推向另一方向的那些事件的压力。对此他是这样写的：“自己本是爱好文学的人，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到日本去学习医科。”

仅某一个人的思想是不能代表创造社所有成员的观点的，它只能指示这个组织前进的方向。发生在郭沫若对于他生活于其中，工作于其中并抗争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之观念与诠释中的那些引人注目的变化远比第一眼所见更能代表中国的情形，而且或许能起到启发我们对如今统治中国的社会力量之理解的作用。

注意一下郭沫若自己早期对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是很有趣的。1920年夏天的时候，他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些关于革命的观点，因为他自己公开说那时在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分时几乎没有耐心。因为，在他看来，其中包含了帝国主义的和反革命的思想。1921年的夏天，创造社成立之前，郭沫若拜访了李闪亭这位“中国的马克思”，并向他询问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本质。郭沫若是这样描写这次会面的：

他对我说了些唯物史观的公式，说了些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崩溃，又说了些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得似乎并不怎样地把握着精髓，我听得也就千真万确地没有摸着头脑。

郭沫若的捍卫中所蕴含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呢？对此他自己并不能十分肯定，正如他自己所说：

在政治上我虽然有些比较进步的想法，但在文学的活动上和这种想法并没有怎样有机地联络起来。《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

但不管他自己理解与否，马克思主义将对诗人郭沫若产生迷人的吸引力，他一定在心中已经感觉到了，或者想象自己感觉到了他头脑中不能确切把握的许多事情。他是一个敏感的人。他通过诗之眼去辨识。他用一个社会改革家的头脑，去试图理解。郭沫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在一九二四年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感着悲哀，就好像失掉了太阳一样。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认识的。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一定回答了郭沫若一直以来自问的很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当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时候，他一定对无产阶级和革命，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话，有着更加清楚的理解。北伐战争之后，郭沫若又回到日本生活，继续创作了很多东西。1927-1932年间，他创作了许多被理想化的工人的故事。这是在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期，并一直到创造社倒闭，那时是郭沫若自己继续支撑着的。

因而，1932年的时候，郭沫若是这样确切归纳比较歌德和马克思的优点的：

那简直可以说是太阳光中的一个萤火虫！他在德国是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资产社会的那个阶段中的诗人，他在初期是吹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号手，但从他做了隈马公国的宰相以后，他老实退回到封建阵营里去了，他那贵族趣味和帝王思想实在有点熏鼻。

文中，可看出郭沫若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特别厌恶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度崇拜。但这种感觉只是在创造社快结束时才得到了完全的发展。正因为这样，郭沫若才被我们认为是一个革命者。他又一次用自己的话对自己的立场给予了最佳的解释：

我自己的想法是倾向于革命的。我觉得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

这段话证实了郭沫若是在国民革命后成为了一个革命者的。然而，为了让我们对创造社形成一幅全面的画面，我们必须研究创造社的背景以及其他一些成员的活动。郭沫若是创造社的倡导人，他的思想和观点一定在许多方面与这个组织里的其他文学革命者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实际上，他是被各种相异的观点包围着的。

文中还介绍了创造社的重要人物郁达夫和张资平。在“其他创造社成员”中作者简要介绍了“冯沅君”，这个比创造社的其他成员更称得上革命者的女性。她的反抗，不仅仅只是个体对社会的反抗，同时也是一个女人对男性给予女性之束缚的反抗。

评 价

创造社在那个时代的广泛影响是毋容置疑的。然而，这种影响是其自身对人们的需求以及人们对自己身处骚动和困扰他们的不确定因素时试图寻求某种安全的反映。

很多时候郭沫若和他的创造社都是与人民贴近的。与中国新兴的一代一样，创造社成员也是革命的。他们反抗旧的文学，旧的社会秩序以及天赋神权的旧观念，他们是文学革命热情的倡导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创造社成员的作品反映的也是士大夫阶层的观点。其作品的男女主人公多是最下层阶级，如工人、农民、穷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农民士兵。创造社是新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最根本的宣传媒介之一。

对创造社的任何评价都必须包括对其主要成员所受教育背景的考察。郭沫若和他的创造社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民，但我们也一定不能忽略这么个事实，就是同时他们在本质上是与他们所写的人民大众有相当差异的。他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思维头脑，而这种思维头脑只有那些经过西方的技术和科学方法训练的学生才能拥有。郭沫若是医学专业的毕业生，郁达夫学的是经济学，张资平在他留学日本时学的是军事学和化学。

（通过日本的老师获得的）西方的新知识是如何对创造社的这些人的观点产生影响的呢？如果不对他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是很难评价的。但是可以毫不犹豫地假定，他们比中国许多其他的同时代人，尤其是那些很少有机会接触西方的人认识到的东西更多。西方可提供给他们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从对西方哲学的信仰转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的信奉可以解释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憎恨。这显示出他们为寻求能治愈困扰中国的各种疾病的灵丹妙药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实际上，他们的寻求以马克思主义结束是有些不协调的。因为个体的自由，对创造社成员来说如此昂贵的自由，在这样一种体制下，能不能茁壮成长尚是未知。但是，创造社的有些成员，一定感觉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人人都可以获得自由。

郭沫若创造十年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从未离开过他。创造的精神四处弥漫。郭沫若1923年为《创造》周报创刊号所写的纪念文章《创世工程之第七日》恰好体现了这种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时期的一位诗人，这些诗行或许很好地预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最佳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诗行中，上帝被放在了恰当的位置：

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

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

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

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

难能可贵的是，这篇发表于1950年的英语世界研究郭沫若的最早的学术期刊文章，文后附有107条翔实的注释和26种参考文献。其中都提及在该文成文之前英语世界研究郭沫若的其他几种重要成果：一是1936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活的中国》；二是1943-1944年间分四次发表在《远东季刊》上乔希亚·贝内特英译的郭沫若的自传体作品《北伐途次》；三是1947年出版的王际真编辑的《战争时期的中国小说》；四是1948年出版的法国神父善秉仁编撰的《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 1500 种》。

注释：

① Clarence Moy.“Kuo Mo-jo and the Creation Society”.Papers on China，1950，No.4，pp.131-159.

②“We can see in thisliterary school of another generation much of the philosophy that now permeatesthe teachingsand propagandaof the Marxistsand Leninistsof the new Chinese regime.For thisreason，it may prove of value to look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reation Society and to study the livesof itsmembersduring the brief turbulent period of the Society’sexistence.”Ibid，p.132.

③“Both asadvocates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the membersof the Society were among the leaders of movement for anew China.”Ibid.，p.132.

④Ibid.，pp.132-133.中文原文可参见《创造者》，载北京大学编.《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5页。

⑤“In form it isa complete break with the classical Chinese tradition of poetry.In spirit it isfree and animated，moving in rising crescendo to an ebullient cry for the creation of a bright and shining world.It seems to have something of the fierce pulsation of Shelley’s‘Ode to the West Wind’and the intense glow of his‘To a Skylark’，both of which Kuo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a special issue commemorating Shelley.It issomething of thisspirit which pervadesthe romantic first period of the Creation Society’s history.”Ibid.，p.133.

⑥“The Creationistswere urged by some to change their tune and to turn to political issues，which were the order of the day.Kuo himself writesof thisperiod:‘…The importunaciesof society no longer permitted usto remain enclosed within false ivory towers，discussing pure literature.We ourselvesfelt thissort of need，but we had no power of changing’.”Ibid.，135.中文原文可参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前引书，第153页。

⑦“… produced anew motivating force that carried the Creation Society to acomplete changein purpose… While the actual efficacy of this‘Soviet Russian advice’may be difficult to assesswith any degree of accuracy，there isno doubt that Marxist theorie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ety.Membersof the Society，who had already seen the need for giving up their tenet of‘art for art’ssake’，now turned t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of the day.”Ibid.，p.135.

⑧Ibid.，p.136.中文原文可参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前引书，第32页。

⑨Ibid.，p.137.中文原文可参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前引书，第35页。

⑩Ibid.，p.138.中文原文可参见黄人影编.《创造社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⑪“Kuo Mo-jo，who indeed suggested the very name of the association，wasthe symbol，the catalyst，the stabilizer，and finally the revolutionist who dominated the productive history of the Creationists….He wrote，‘Perhapsit may be said that the Creation Society wasthe center of my life for ten years.’”Ibid.，p.138.中文原文可参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前引书，第19页。

⑫“With an original inclination for literature，but influenced by the tide of the times，Iturned away from my natural disposition and went to Japan to study medicine.”Ibid.，p.139.中文原文可参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前引书，第62页。

⑬“The remarkable changesthat took place in Kuo Mo-jo’scon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in which he lived and worked and fought are far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scene than any appear at first sight，and may serve to illumin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social forcesruling Chinatoday.”Ibid.，pp.140-141.

⑭“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Kuo’s own comments regarding his early evaluation of revolution and Marxism.By the summer of 1920，apparently，he had already formed some ideas about revolution，for he discloses that in translating Goethe’s Faust at that time he had little patience with the second part of it，which，according to him，contained imperialistic and anti-revolutionary thought.”Ibid.，p.141.

⑮“He（Li）spoke to me a little of‘the formula of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s，’of the‘necessary collapse of capitalism’and of the‘special government of the proletariat.’He spoke asif he did not quite grasp the essence.I listened，but in no way could Iget[the idea]into my head…”Ibid.，p.141.中文原文可参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前引书，第93页。

⑯Ibid.，p.143.中文原文可参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前引书，第124-125页。

⑰“But understood or not，Marxism wasto have afascinating magnetism for the poet who must have felt，or imagined he felt，in hisheart many of the thingsthat he could not quite grasp in hismind.Hiswasa sensitive nature.With the eyesof a poet，he discerned;with the mind of asocial reformer，he tried to comprehend.”Ibid.，p.143.

⑱“The Marx and Lenin that previously had been in the periphery of my consciousnesshad at some time unknown taken the place of Spinoza and Goethe.When Lenin died in the early part of 1924 I felt sad indeed.It wasasif Ihad lost the sun.But asyet I had not recognized clearly Marx-Leninism.”Ibid.，p.143.中文原文可参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前引书，第155页。

⑲“It may be stated simply that he[Goethe]is[like]afirefly in the sunlight.He wasapoet in a Germany changing from the level of a feudalistic society to that of a capitalistic society.In the beginning he wasa trumpeter of the capitalistic revolution，but from the time that he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of Weimar，he actually retreated[again]within the battlementsof feudalism.Indeed，his predilection for the nobility and hisvision of empire bring some acridnessto the nostrils….”Ibid.，p.144.中文原文可参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前引书，第67页。

⑳“Kuo showshere apositive aversion for capitalism and‘feudalism’and astrong admiration for Marxism.But it wasafeeling that developed fully only towardsthe end of the Creation Society period...My own thinking favorsrevolution.It ismy feeling that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in China must be smashed;and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we must go through a positive，bloody stage.”Ibid.，p.144.中文原文可参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前引书，第124页。

㉑“Thisconfirmed revolutionist，then，wasthe Kuo that emerged after his experience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To form a rounded picture of the Creation Society，however，we must study the background and activities of some of its other members.While Kuo wasthe moving spirit of the Society，and hisphilosophy and outlook must have been similar in many respectsto those of other literary revolutionistsof the organization，he was，in fact，surrounded by variousand divergent views.”Ibid.，p.144.

㉒“In one respect Feng Yuan-chun wasmore arevolutionist than any of the other membersof the Creation Society，for Feng was awoman.Her revolt wasnot only that of an individual against society，but also that of awoman against the bondsthat man had set upon her.”Ibid.，p.148.

㉓“Thereisno doubt asto the wide influenceof the Creation Society in the Chinaof itsday.Yet thisinfluencewasitself areflection of the people’s needsand their search for some security in the turmoil that surrounded them and the uncertaintiesthat beset them...It hasbecomeone of thebasic propagandamediaof thenew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Ibid.，pp.149-150.

㉔“So it may be said also that what the Creationistswrote wasin large measure what the literate classthought.”Ibid.，p.150.

㉕“Any appraisal of the creation Society must include a look at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itschief members.While Kuo and his school were in asens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people，we must not lose sight of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at the same time and in fact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assesabout which they wrote.They were different because they possessed each of them aturn of mind which can come only to the student trained in Western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Ibid.，p.150.

㉖“How did thisnew learning from the West（acquired through Japanese teachers）affect the outlook of these men?Thisisdifficult to assesswithout further study into their lives;but it issafe to assume that they realized more than many of their contemporariesin China——and especially those who had had little contact with the West——that the West had much to offer.That they turned from the philosophiesof the West to Marxian idealsmay be explained in part by their resentment against Western imperialism.This indicatesthegreat lengthsto which these men went in their search for apanaceafor the illsthat beset their troubled land.Indeed，it appearsincongruousthat thissearch should have ended with Marxism，since individual freedom——so dear to the Creationists——isnot known to thriveunder such asystem;but some of the Society membersmust havefelt that Marxism wasitself ameansthrough which freedom for everyone could be attained.”Ibid.，pp.150-151.

㉗“The Creation spirit prevails....Oh，God!Discontented are we with a life/so filled with imperfection;/We，ourselves，must create anew our selves./Our task of our own creation/will commence from the Seventh Day/when you were idle and indolent.”Ibid.，p.152.原文载郭沫若.《创世工程之第七日》，可参见《创造周报》第1集，上海：上海书店印行，1923年版，第2页。

㉘ Edgar Snow compiled and edited.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London:George G.Harrap and Co.，1936.

㉙ Josiah W.Bennett trans.“A Poet with the Northern Expedition”by Kuo Mo-jo.Far Eastern Quarterly，3:1（1943:Nov.），pp.5-36;3:2（1944:Feb.），pp.144-171;3:3（1944:May），pp.237-359;3:4（1944:Aug.），pp.362-381.

㉚ Wang，Chi-chen ed.Stories of China at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7，pp.152-158.

㉛ Joseph Schynsed.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and Plays.Peiping:Sole Distributors，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