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瑛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0 世纪30 年代，沈从文明确提出要重造“民族经典”，实现中华民族内部“人与人关系的重造”。他将湘西的巫鬼文化作为文化重建的资源，看重其“人神合一”的神性和原始、野性的生命力，希望藉此实现民族品格的重造。沈从文文化重建的思路，深深影响了韩少功等20 世纪80年代中期涌现的寻根作家。他们延续了沈从文到本土文化资源中去寻根的独特思考，选择到民间非规范的巫文化中去发掘有效质素，以重建民族的自我。

一、人与万物通灵的诗意生存

郑万隆曾在小说《我的光》中说：“山里的一切，树、草、鸟、兽、风、雨、雷电包括石头都和人一样，都是有灵性的。‘他们’都认识你，你们一定得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这里表现的正是巫文化传统影响下保存下来的人与自然通灵的原始思维方式。原始人将自然神化，有灵魂、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自然是人类崇拜敬畏的对象。人类通过祈求神灵的保护、聆听神的声音，达到与自然神的沟通与亲近。

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儿童的思维特点与人类童年时代的原始思维方式比较接近。因为儿童思维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混沌的、互渗的。在儿童眼中，万物皆有灵性，自然具有人的喜怒哀乐。这样，人不是征服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权威，而是自然中的一个存在物，与自然处于平等的地位。寻根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拥有神秘的原始思维方式的孩子形象，如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铁孩》中的黑孩、铁孩，蔡测海《古里——鼓里》中的小男孩果果，贾平凹《高老庄》中的石头，他们性格孤僻，行动怪异，沉默寡言，甚至完全放弃语言，拒绝文明，远离成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