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抗战文化地理研究的当代价值
——《四川抗战文化地理学研究》序
2015-11-14冯宪光
冯宪光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4)
四川抗战文化地理研究的当代价值——《四川抗战文化地理学研究》序
冯宪光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4)
文化地理学亦是探求人类文化与地理关系的人文地理学科,是从地理的空间维度阐释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发生发展的地理空间、区域景观及文化迁流。本文从文化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深入挖掘四川抗战地理空间造就的抗战文化实绩,着力探索抗战文化在四川遗留的丰富文化资源以及对四川当代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四川;抗战文化地理研究;当代价值
唐代,少年时代在四川生活而在盛年时成为著名诗人的李白,有一首著名诗歌《蜀道难》,其诗曰: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李白诗歌中描写的四川地理地形地貌特征以及在战争时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易守难攻的军事事态,在中国古代历次战事中得到了证实,而四川盆地在20世纪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中心,确实依仗其天然险峻的自然地理空间。
四川西靠青藏高原,南邻云贵高原,北面是大巴山与秦岭,北向、南向和西向都是崇山峻岭,东方虽有一条江水滔滔的长江,穿越武陵山区的峡谷,向东而去,在封闭的盆地中打开了一条裂隙,但江水依然在崇山峻岭之间穿越,河床滩多,礁石密布,浪高流急,实在是“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这是居于四川境内之人生存的地理环境,是他们生产、生活的生存空间,也是在四川境内发生政治、军事活动的地理空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活动存在,就会有战争发生。中国境内,自上古以来,发生过不计其数的战争,但大多数都在华北、华东、华南、西北以及中原地区开战。即使在东汉之后的三国时期,蜀国定都成都,主要统辖四川地界,蜀国与东吴、曹魏之间的战事也在四川边缘地带进行,没有深入到四川内地。险峻高山与湍急河流成为战争中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是入侵者的涉险之地,抵抗者的避战之所。
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蓄意入侵中国的日本,经过精心策划与备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从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从战争初期开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就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从开始的淞沪会战就把战争的地理空间放在日军难以施展的山川河流众多的东南,利用山川河流众多的地理地形抵消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军作战。但是由于当时日中两国国力、军力的悬殊对比、特别是中国军队备战不足、军事装备简陋以及国际社会绥靖主义政策等多种因素作用,淞沪会战从8月13日开始,到11月20日,中国军队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在淞沪会战中,上海国民革命军的持久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从中国东南原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内地转移,在武汉会战期间,最后迁移到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为抗战保存了国力,保留了元气。1938年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从此,四川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由于地理天险,日军攻陷武汉以后,不敢轻易向西扩展战事。1944年,日军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独山,始终没有侵入四川境内。四川作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中心,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一方面,八年抗战中,350万川军出川抗战,其中64万多人伤亡,血洒南京城外,尸陈台儿庄前,用四川子弟的血肉之躯捍卫国家尊严。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另一方面,四川以国防屏障的地理优势,存留和巩固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基本国力,四川还提供了全中国近三分之一的财政粮赋。特别是在文化上,由于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力量,利用四川原有文化资源,面对新的时代、新的民族救亡使命,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抗战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成为四川抗战文化的的最强音和主旋律。
八年抗战中,四川人民这段英勇悲壮的岁月,是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
而研究四川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又不能不看到战争时期四川在中国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古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孙膑兵法·月战》)。这就是本书研究四川抗日战争文化地理学的缘由。
一、当代地理学的文化地理学视野
文化地理学亦称人文地理学,是西方在地理学科学知识基础上,在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地理发现和殖民化侵略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一学术领域的理论知识,经历了从近代、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化。
人类活动是在一定空间中的活动,研究人类活动与所处地理空间关系的学问就是地理学。地理学是一门古老学科。在西方作为一门学科发轫于古希腊。古希腊学者对源于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腓尼基的地理资料进行了整理,提出了一套研究方法和概念。公元前六世纪,泰勒斯最先在地球表面进行了测量和定位。公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记述了许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江河湖海、山川地形、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政治、经济等情况。约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证明地球是个球体,提出南、北半球因温度差异可划分成若干对称的温度带。公元前二世纪的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埃拉托色尼创立“地理学”一词,并著有《地理学》一书,建立了普通地理学的完整体系,从科学角度论述自然地理现象,是古希腊数学地理学的开山祖师。洪堡的《宇宙》(5卷本,1845—1862)和李特尔的《地球学》(1817)两部划时代的巨著的出版标志着近代地理学的诞生。中国古代典籍《禹贡》和《山海经》相传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历代史书都有《地理志》,这是中国地理学的起源。而近代地理学则由西方地理学引进而来,起源于20世纪初的张相文及其领导的中国地学会,其标志为1908年张相文《地文学》一书的出版。
1939年,美国学者哈特向在《地理学的性质》中总结了赫特纳的地理学区域或地区模式和索尔文化景观形态发生学见解,明确提出地理学主要研究地区分异规律,成为传统地理学的典范之作。1959年,他又出版《地理学性质的透视》一书,强调说“:地理学是描述和解释作为人类世界的地球各地方之间变异特性的科学。”地理学应当把重点放在一定区域与其他区域的特异性研究上。这一主张得到了许多地理学家的赞同,研究全球地理空间中不同地理位置,划分不同区域,寻找由于地理差异引出的人们活动环境差异,并且应该而且可以把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结合起来,进一步研究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文化的差异性。地理是人类的地理,只有人的活动构成的地理环境空间才是地理学研究的对象。而早在19世纪李特尔和拉采尔都提出过“人文地理学”的思想和概念,但哈特向的这些经典地理学思想在当代地理学中影响甚大,也可以说在20世纪中期,进一步阐发了拉采尔的人文地理学尔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助了人文地理学的出现。
法国学者德芒戎(1872—1940)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关系的科学”。这种关系主要有四组:第一,自然向人类提供或人类向自然夺取和利用自然的地理资源。第二,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在历史演进中不断改进和发展利用自然地理资源的方式,从而演化为人类文明的不同方式。第三,随着自然和社会变化,人类的迁徙形成人类在地理上不同分布,人类分布的密度、运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第四,人类的定居及其方式,从房屋、村庄、城市到国家对地理的占有方式。这些问题显然也是一般社会学研究的问题,而人文地理学与一般社会学研究的不同之处是“,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一种必然的关系”。确认土地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人们占据一定的土地进行活动,这些活动必然不能离开土地的地形地貌特征,这是人文地理学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
德芒戎是法国近代知名地理学家,他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的性质与方法的论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代人文地理学中影响很大。他提出,“科学的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18世纪以来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殖民扩张,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分割世界地理版图的人文地理学。德芒戎为代表的近代、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社会存在根源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土地的占有和财富掠夺。对土地占有的重视是早期资本主义资本扩张的重要动力。这种地理与资本扩张的实际活动形成了西方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阐释立场,这些学者基本上以西方世界及其文化价值为中心来书写全球人文地理的不同面貌,并且用静止的眼光,认为这是世界人文地理学的固有知识体系。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空前灾难,因而也奠定了我们所认识的今天这个世界的某些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的民族主义巨浪席卷全球,一个个国家从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这个年轻的世界就这样匆匆建立起来。”此时的欧美地理学界人士站在一个与战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完全不相同的世界面前,面对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和新兴独立国家体系,西方传统思想文化及其人文地理学面临严峻挑战,新的世界需要重新认识和探索,刚刚过去的战争伤痛应该反思,在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纷扰、激荡的氛围中,西方人文地理学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发展和演变。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福柯提出了人类生存空间与权力的问题。福柯指出“,在连结政治权力和领土空间或城市空间时,便发生了有些问题——这些是全新的问题。”这就是说,在研究人文地理学时,不能把地理空间抽象化、静止化,在政治权力连结地理空间时,地理空间与人的关系必然要发生一些变化,资本主义在控制地理空间时不仅占有地理的自然资源,而且在地理空间中强化对人的控制。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全新问题。当然,福柯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建立一般的空间与权力的关系的理论。比较系统地建立这种空间理论的是法国的列斐伏尔,他1974年出版《空间的生产》一书,认为人们生存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地理的物质形态,它同时是人们生存其中的容器,而且更是人们生存于斯的社会关系的表征和现成的实际社会关系。它不是静止的、平面的,而是错综复杂、层层叠加、交叉错落的空间结构。这些空间结构是社会历史演进的结果。空间的生产和重组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重要表征。
在这种当代社会空间理论的引导下,为殖民主义辨解的现代人文地理学就演变为批判资本主义对空间控制的后现代文化地理学。
法国的列斐伏尔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空间的生产》在地理学上产生规范影响,拓展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地理学研究的渗透。在英语国家,产生了当代地理学研究的著名理论家哈维。他试图在空间研究中,特别是都市研究中发展一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2000年出版的《希望的空间》中,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拥有丰富的地理学资源,可以从地理大发现等地理学视角,“更加辩证地解读资本在占有和掠夺全球财富的商业活动中的起源”,把握资本主义发展中空间/地方的演变的辩证法“:位置、区域、疆域如何随着变化了的空间关系而演进?例如民族国家见(或其他领土单位间)权力的地缘政治游戏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结构中与市场单位相互连接,这个空间关系结构反过来又因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而优先考虑特定区域和领土。”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到当代地理学研究中研究地理空间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是当代地理学走向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关键因素。从1960年代开始,文化成为西方学术中的一个使用率特高的词语。文化成为日常生活方式的表征,是政治、经济介入、掌控的主要领域。许多政治、经济问题都用文化方式来表征与诉求,同时一切文化问题都体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充斥在20世纪后期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中的现代性、后现代之类的论辩,皆是社会存在与文化冲突所发生的精神、信仰危机所触发的核心价值问题。在人们充分认识这是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之时,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就从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扩展到文化活动,甚至形成专门从文化来透视人类整体社会活动的态势,于是就形成当代地理学的文化转向。
克朗说“:当代地理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使地理学和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思维方式。文化地理学的诞生,开辟了地理学研究的令人振奋的新领域,从而产生了新的关于空间和地方的地图。文化地理学从地理的解读研究文化,着重研究文化是怎样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的。因此,在文化地理学中,文化被视为现实生活实际情景中可定位的具体现象。”
西方当代文化地理学以其创新性吸引了中国学术界。然而,在中国,虽然并没有专门的文化地理学,中国的诗文研究早就重视了对文化与地理关系的发掘。在1959年,词学家夏承焘写了《西湖与宋词》,其中说“,从中唐白居易到南宋末年的刘辰翁、汪梦斗,他们作了许多有关西湖的词,可以辑为一部专集。在这些作品里,反映了美丽的自然风物,也反映了种种社会现实、社会意识:豪华的都市形态,凄凉的亡国心情,以及复杂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生活的态度。就其中也看出词这种文学在这几百年内发展的过程:由儿女闺闱到大自然,由宫廷豪门到大都市,由《花间》《尊前》的‘浅斟低唱’到慷慨沉痛的抗敌救亡的呼吁。词描绘了西湖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西湖也给词以丰富的内容和种种发展条件,二者相得益彰。我们倘若在西湖文学里抽掉了宋词,或在宋词里抽掉了有关西湖的许多作品,这在地理和人文上,都将是多么大的减色和损失啊!”西湖是杭州的地理图标,也是江南文化的历史记忆。它在文学地理学上永远是一个典型的研究对象。从20世纪末叶开始,中国学者陆续利用西方文化地理学的学术资源,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进行研究,开拓和逐渐建构了中国的文化地理学。四川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大后方的中心,承担着支持全面抗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任,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四川是中国坚持抗战的一个地理图标,又实现了中国西南地区文化结构的重新组建。文化永远根源于历史,而又在现实中焕发出新的光华。本书试图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深描四川抗战时期文化地理面貌,发掘四川人民、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罪行的伟大民族精神,使四川抗战文化地理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再造复兴的永恒文化资源。
二、四川抗战时期文化地理的形成和研究的意义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日本不是侵略中国的第一个国家,但是却是对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人民伤害最大的国家。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民心中永久的伤痛。而抗日爱国斗争贯穿在中国现代历史之中,著名的五四运动,就是反对亲日政府出卖中国国家利益的反日爱国运动,从此揭开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一页。从1931年“九一八”算起,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抗日斗争,直到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投降,整整14个年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就是诞生于抗日战争中的血与火的旋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的国家意志、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伟大胜利。每一次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一次中国国家意志、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检阅和凝聚。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是战争对于人类来说,自古以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在现代历史上往往是侵略者把中国人民拖入战争的火海,中国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自己的生存权,起来抗击侵略者,谱写历史的新篇章。如果说战争是文学永恒的主题,那么20世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就是中国当代文化永恒的主题。这不仅是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始终需要深刻地描写抗日战争的文学艺术作品,文化界责无旁贷要把书写伟大抗日战争的文艺作品奉献给我们的人民,而且是说中国当下的文化研究也必定要把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作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化的重要课题。
过去了70年的抗日战争,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特别是在抗战的相持阶段,中国的领土版图被战火划分为沦陷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解放区和大后方的国统区这三大区域。这三大区域是军事区域、政治区域、经济区域,同时也是文化区域。中国长期大一统的领土版图被战争划分为几个分治的区域,这是自元代中国统一(1279)以来七百年未有的地理格局。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步骤,按照现代性理论,国家的要素是领土、主权、人口、文化和政府。而领土是主权、人口、文化和政府的地理载体。现代国家是存在于地理概念的领土之上的,只有从地理领土的前提,才能言说主权、人口、政府和文化。这是当代文化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社会存在的依据。中国抗日战争也可以说成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实行侵略性领土扩张,用武力强占中国领土。这就是一个领土空间的地理学问题。抗日战争文化的存在就是由这个地理学问题引起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实际上也是在抗战14年(从1931年“九一八”起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止)的时间中,在不同的三大地理空间中,展开和实现的文化存在。时间和空间都是事物存在的不能缺少的方式。研究时间——空间——存在的三位一体本体论,过去比较注重时间与存在的关系,而现在我们应当认识到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人当时的生存的地理空间,地理空间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的心理体验,包含文化心理体验有着直接关系。当时的中国人就是生存于这三大地理区域的社会空间之中,当时中国人生存的社会空间秩序产生了一定的文化地理结构,这些文化地理结构一方面反映着社会空间存在,同时又建构着这种社会空间存在。中国的当代文化理论研究应当面对文化经验世界,来自文化经验世界。这是文化理论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当时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体验来自于不同的生存的地理空间,当时文化对抗日战争的体验、反映,也同样受制于这样的三大地理空间。如果不从区域地理的角度去研究几个独立空间区域的文学地理学问题,就不可能深入和细致地把握抗日战争文化活动的多元结构的整体性,不能分析由中国国家地理因素决定的民族的爱国主义和中国人身份的文化同一性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含义。
杨义在《二十世纪中国图志》中认为“,文化中心的转移”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一个朝代和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中心,往往同时也是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的形成往往是一种根源于政治权力、建立依从于政治权力的文化结构的制度性行为。凡是出现大规模战争,在战争时期,军事中心就是政治中心,也成为文化中心。一个国家有时在一个时期,只有一个文化中心。而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在一个时期事实上往往有两个文化中心。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由于军阀混战,军事割据,中国形成南北两个文化中心,京派和海派。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北方的北京沦陷,南方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上海除西方列强租界以外的地方皆沦为日本占领军辖地,这直接导致以京派和海派为代表的昔日的中国南北文化中心解体。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来看,中国抗日战争有两个主要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主战场,另一个是国民政府领导的政府军队的正面战场。这是中国抗战时期的两大军事中心,同时形成延安和重庆两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文化地理学的区域分化问题。研究四川抗战文化不能忽视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省区域作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另一个文化中心的文化地理学问题。
随着国民政府确立重庆市为陪都,国民政府首脑机关西迁重庆,使得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省区域在抗战时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一个新的文化中心。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宣告国民政府“本日迁驻重庆”。此后国民党中央、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续迁驻重庆。中共代表团也到重庆,八路军在重庆设立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是政治中心迁移的结果。重庆都是辖属四川省。同样,四川成为抗战时的文化中心,也是大批国家级的文化机构、文化人士迁移重庆以及四川各地四川的结果,形成抗战时期四川文化的繁荣。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代表性文化人士集中之地,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中心。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大批国家级代表性各方文化人士纷纷汇聚四川,四川成为这些科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作家、艺术家等在抗战期间进行多种文化活动的地理场所,他们书写了中国抗战文化的历史,同时也改写了四川的文化历史。
在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一当时的全国性文化团体迁往重庆前夕,其会刊《抗战文艺》所刊登的冯乃超《论本刊的使命》指出,“武汉紧急,一切文化设备开始向后方转移,本会会刊《抗战文艺》,也随着这一移动潮流,准备在重庆拓荒。集全国优秀作家的力量,我们相信是能够将闭关锁国的西蜀,以至整个西南的文艺状态,推动到蓬勃发展的道路上去的。‘敌人要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的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文化落后区域变成文化中心。’”重庆和整个四川,由于地处内陆,四面环山,一条长江也因三峡而为出入巴渝之天险。在和平时期,地理环境的封闭形成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唐代李白早有“蜀道难”的嗟叹,杜甫在困居四川得以回到中原之时,也是“漫卷诗书喜若狂”。郭沫若初出夔门,即感到天宽地阔,得到脱离牢笼的自由。巴金在四川的家中感到压抑、窒息,也要冲出三峡,到得新文化风气之先的上海,到自由的故乡法兰西去呼吸精神自由的空气。地理环境的闭塞,容易形成独立王国,不利于文化的传播,成为新旧文化变革的死角,或者成为滞后于全国时代变革的落后地区。而重庆和四川的险要地理环境和不便交通,却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日本侵略军进入四川的地理障碍,也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重庆成为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四川农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可以为抗战提供物质和兵员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地理因素在战争中把四川提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日寇的侵略铁蹄践踏着中国原来的文化中心,抗战的文化建设任务,就是“敌人要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的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文化落后区域变成文化中心”。这是全国文化中心的迁徙,同时又是新的文化中心的建设。战争导致文化中心的迁徙是战争时期文化地理学的普遍问题。
抗战时期四川文化中心的建立,主要是全国性的文化团体、文化机构、文化生产部门纷纷迁渝所至。这正如冯乃超当年所指出的,“在完整区域的总后方,文艺活动应当有努力加紧的必要,由于出版条件的具备,优秀作家的集中,那儿应该是指导中枢的所在。”重庆在成为陪都之前,是四川的一个文化重镇,但是只有地方性文学团体和《沙龙》《山城》《春云》等少许文学期刊,戏剧只有川剧,有几家电影院,没有制片厂,没有专门的艺术院校。抗战时期惟一的全国性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1938年10月武汉撤守,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迁至重庆。据该会常务理事胡绍轩说“,从1919年‘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学起,至1938年2月止的20年间,中国文艺界派别多、意见多、论争多,很不团结。这一次,在抗战救国的总目标下,全国文艺作家不分畛域,不分思想观点,不记旧仇新恨,都聚集在一起来了,多么不容易啊!”这个全国性文艺团体受到国共双方支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不仅出席成立大会,而且“对‘文协’工作的开展,自始至终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导”。无党派人士、著名作家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统领文协工作“,正好表现了抗战初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精神,是国共两党与无党派人士三者结合团结御侮的象征”。1938年,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渝之后,相继迁到四川或在四川成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有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中华美术家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协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等。1942年在重庆有社会团体90个,其中文艺团体占有比例不小。文艺协会在战时的重庆所赋有的使命之一,是收容和吸纳逃出沦陷区的文艺家,给他们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然后才有可能组织他们从事抗敌文艺活动。抗战时期大批百姓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四处逃亡之际,此时四川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或难民成千上万,在四川的文艺界的各种协会,把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艺术家团结起来,成为汇聚文艺界作家艺术家的一个机构。没有这些文艺协会,这些从外地迁徙而来的艺术家不能居于此地。全国文协在四川把维护作家的生存权益始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当时有许多特定意义。正是文艺协会这种文化机构的存在,使得四川聚集了全国文艺界的精英人士,他们在四川进行高水平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演出,把一个文化边缘省区建设成为全国文化中心。
在现代社会,文化知识分子的社会职业是文化生产,文化生产离不开一些具有市场中介或社会中介性质的出版、发行、展览、演出、放映的文化机构。而这些中介文化机构又必须与文化生产者在地理位置上同处一地,或相近相邻,不能相隔甚远。于是随着文化众善奉行大批涌入重庆,过去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有影响的报社、文艺期刊、出版社、剧团、电影制片厂这些文化生产机构,也纷纷迁到重庆,或者在重庆成立有文化生产实力的新的机构。抗战期间重庆有报纸70家左右,其中抗战前在本地坚持出报的报社只有3家,而从沦陷区迁来的有《新民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全国大报,在渝新办的有四五十家报纸。重庆刊物多达900种以上,文艺刊物有内迁的《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七月》《青年文艺》,以及新办的《文艺战线》《文学月刊》《文坛》《中原》《文哨》《文艺杂志》等。而国家级出版社也在四川开始抗战时期的出版工作。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和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书店、新知书店等都云集四川。在战时纸张紧缺的情况下,在渝出版社从1937年到1945年出版小说367部,艺术类书籍99部,成为全国文学书籍的出版中心。当时中国的两大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摄影场都在四川。据王为一回忆,抗战期间,由于胶片困难,影片制作量很少,于是两个制片厂都成立了剧团,组织话剧演出。”“‘皖南事变’前后,电影摄制几乎陷于完全停顿的状态。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文艺工作队伍便以话剧为武器展开斗争,先后成立了‘中华剧艺社’和‘中华艺术剧社’,郭沫若、阳翰笙、欧阳予倩、陈白尘等剧作家都积极参与编剧工作,进步的电影创作人员也都参加了话剧演出。山城的抗敌话剧可谓盛极一时。”随着大批外地人员入川,一些有影响的京剧、地方戏剧团也来到四川,改变了四川过去只有川剧专业剧团的戏剧演出格局。而四川现有的京剧团和越剧团,都是抗战时内迁至渝的。当时在川演出的地方戏曲剧种还有评剧、汉剧、楚剧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余上沅校长率领下在1938年2月迁到重庆,学校剧团在渝公演。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1月,就有8个由著名文艺家组成的外地剧团到四川。全国著名的文艺家和重要文艺生产机构在四川汇聚一起,形成文艺生产两大基本要素的结合,使得四川成为战时文艺生产当之无愧的中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的几大文体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文学都有各自的发展脉络和高潮。就抗战时期的四川文学而言,诗歌、小说和戏剧文学,都有突出的发展,特别是话剧剧本的创作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1939年2-4月文协在召开理事会时,分别成立小说、诗歌和戏剧三个委员会,对抗战以来这三大文体的创作成就进行总结,并且撰写论文,介绍到国外。文协还举行多次戏剧晚会、诗歌晚会和小说晚会,朗诵诗歌,讨论小说、戏剧创作问题。文协这些创作的指导、组织活动,可以看出当时文学创作的重点和重要成果,主要在诗歌、小说和戏剧文学。在诗歌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七月诗派的成员先后来到四川,胡风在主编《七月》前后,还编印“七月诗丛”14种,出版艾青等著名诗人诗集,印行“七月文丛”和“七月新丛”等多种诗集、文集,扶持青年诗人,使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著名诗人臧克家1942年到四川后出版了《十年诗选》等7本诗集。在小说领域,老舍在川进行《四世同堂》巨著的创作,完成了三部曲的前两部。茅盾创作《腐蚀》。巴金等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其中收录的老舍的《骆驼祥子》、沙订的《淘金记》、靳以的《前夕》和巴金的《憩园》等都是现代文学的典范之作。而戏剧特别是话剧剧本的创作,在抗战时的四川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郭沫若在四川创作了六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这是为人熟知的事实。夏衍创作剧本《一年间》《法西斯细菌》《离离草》等,阳翰笙创作《天国春秋》等四部话剧剧本和《塞上风云》等三部电影剧本,田汉创作话剧《秋声赋》和戏曲《新雁门关》等,茅盾创作话剧剧本《清明前后》,老舍创作剧本《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等,曹禺创作《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蜕变》、《北京人》等,洪深创作《飞将军》等剧本,吴祖光创作《正气歌》《凤凰城》《风雪夜归人》等、陈白尘创作《大渡河》《大地回春》《岁寒图》《升官图》等、宋之的创作《祖国的呼唤》《雾重庆》等。这些剧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多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从1941年10月至1945年10月,重庆雾季话剧公演剧目达到106个之多,其中大型多幕剧98个,短剧和独幕剧8个。这些剧目主要或者绝大多数是中国作家在四川创作的。这一话剧剧本创作和演出的黄金时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的。话剧在战时四川的繁荣,有许多客观因素,有文学书刊出版的纸张、电影拍摄的胶片等物质紧缺因素,也有戏剧演出具有狂欢活动的美学因素,这一美学因素使得话剧成为在抗战时期表达民族意志、民众情感的主要艺术活动方式,这同时也与四川现代文艺中有浓厚的川剧和文明戏创作、演出传统有直接关系。
川剧在四川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而在20世纪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普及,四川许多地方在乡间的戏班子,大多数既演出川剧,也演出现代文明戏。戏班子的文明戏演出一般是幕表戏。事先并没有完整的剧本,而是只有一个初步提纲,即幕表。幕表包括戏剧主题、主要人物、基本情节框架、戏剧情节关键环节、主要人物的关系等。戏班子的演员许多从小就跟随演出长大,对于四川文明戏幕表演出的程式十分熟悉。他们上场以后,根据自身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经验,即兴发挥,不断积累舞台表演内容,细化情节和人物对话,最后形成比较完整的戏剧。在观看这种演出时,许多观众也随时参与创作,提示演员。这种演出活动在30、40年代的四川草台班子中是相当普遍的。这种戏剧演出培育了四川地区人们的戏剧欣赏爱好。在四川抗战戏剧上演之时,观众如潮,票房火热。看戏的大多是四川本地人。四川的重庆等地是长江中上游著名的水陆码头,来往客商络绎不绝,这些常年流动的人口,也是戏剧演出经常的观众。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四川地方文化培育了本地人对戏剧的爱好,以及地理因素所造就的大批流动的欣赏人口,形成了戏剧演出繁荣的大量受众,滋养了抗战戏剧的空前繁荣。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四川地方戏班子文明戏演出的幕表方式,对到四川各地巡回演出的“四川旅外抗敌演出队”创作经典方言剧《抓壮丁》,起到了示范作用。演出队在四川巡演时看到地方戏班子的《亮眼瞎子》的幕表,同时目睹国民党兵役制度的弊端,使他们“产生了在舞台上反映一下国民党兵役制度腐败黑暗的想法,有同志提出借《亮眼瞎子》的基本架子,改成抓壮丁的故事,仍以幕表方式演出”。这样“,每次演出总有新的东西。到后来,同原先那个简单的幕表相比已面目全非了。不仅增加了人物和场次,更主要的是赋以深刻的内容,塑造了人物性格,成为一个川味很浓的讽刺喜剧。演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细节和台词也基本上固定下来了,但还没有剧本,直到1945年才经吴雪加工整理成剧本,由延安新华书店发行”。《抓壮丁》成为抗战时期剧本创作的经典之作,不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这是在演出过程中演员,乃至观众的集体文学创作。剧中有些生动的台词就来自群众的丰富、生动、幽默的四川方言,据戴碧湘回忆,像王保长的“现在而今眼目下打抗战”“、我强迫她心甘情愿的给你送上门去”等台词,都是四川当时的生活语言,经过提炼而成的连篇妙语。从这些事例可以说明,文化中心的迁移造就了四川文化的繁荣,同时四川也以自身地理的各种因素,包括地方文化因素,为新的文化中心的建设提供了诸多资源。这一点是在研究四川抗战时期的文化地理学时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文化中心应当产生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的代表性的领军人物。四川抗战时期作为文化中心的确产生了中国文学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领军人物。这就是郭沫若。当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的张颖说,在四川“首屈一指的是郭沫若。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郭老是文艺界一位大无畏的旗手,是有辉煌成就的历史学家、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的剧作家”。当时四川文化大师云集,中国现代文学史称的鲁郭茅、巴老曹等文学大师,除鲁迅抗战前已逝世以外,全部先后到了重庆。老舍一直在重庆主持文协工作。巴金在重庆、贵阳、桂林等地活动。曹禺随戏专辗转重庆和江安。茅盾到了延安一段时间,后来觉得比较熟悉重庆环境,回到了重庆。郭沫若从1938年底重庆以后,除1940年两次因探父病、奔父丧回乐山和1945年访苏50天以外,在重庆住了整整6年半。这一时期正是重庆成为大后方文化中心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在五四新文学的主要社团创造社时期达到了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创作了新文学新诗的代表作《女神》诗集。而他在四川期间,则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他在四川期间的散文、随笔、杂文和演讲词出版了5本书,《羽书集》收录1939-1941年所写65篇,《今昔集》收录1941年9月至1943年9月所写23篇。《蒲剑集》收录1939年至1943年所写文章。《沸羹集》收录1940年所写文章。《波》收集1941年以后所写文章。还创作了大量诗歌,特别是旧体诗,这些诗作收集在《蜩螗集》和《潮汐集》的《汐集》中。郭沫若在四川一气呵成,接连写下了五部历史剧,修订《棠棣之花》,这六部历史剧成为轰动四川文化界的惊世之作。由于战争的客观原因和文化的时代特点、地域特点等诸多因素,使其戏剧成为当时重庆文化界文艺活动的主要艺术形式。这时戏剧剧本的创作异军突起,在社会影响上超过五四以来极为繁盛的诗歌、小说。郭沫若在这个创作趋势中引领潮流,以其气度非凡、石破惊天、慷慨激越、昂扬奋进的剧作,抒写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抗击日寇侵略的冲天豪情,以及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不二决心。重庆抗战文艺的主旋律是抗敌和民主两大主题。六部历史剧,都充满着抗敌的斗志,散射着民主的光芒。有人说,中国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救亡压倒了启蒙,最后使得中国现代文化没有完成启蒙的任务。郭沫若的历史剧既是救亡之巨声,又是启蒙之雷鸣。《屈原》演出之后,“雷电颂”高昂激奋的诗句在山城到处传颂,“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吧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在学校、工厂、码头、街巷和广场,到处都能听见屈原的怒吼。千多年前楚国的屈原成为中国现代性救亡和启蒙思想的代言人。《屈原》等作品不仅体现了抗战时期的时代文化精神,不仅具有战时的文化价值,而且在中国现代性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现代历史的启蒙之路一直是与救亡的反抗侵略之路,结合在一起的。五四运动的思想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但是它的实践活动却立根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独裁政权的斗争。没有反帝反封建的救亡,也没有科学和民主的容身之地。重庆抗战文艺的重要成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把救亡与启蒙结合在一起,继承五四传统,发扬光大。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就是这种成就的突出代表。它是雾都戏剧活动的代表性成果,是这一特定时代、地域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推动着、引领着重庆戏剧演出活动进入高潮,步入胜境。当然,郭沫若在重庆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指导下,利用官方职务之便,组织和推动了大后方的抗敌文化活动。这也是他成为重庆文化界一面旗帜的原因。但是,当时同样有执掌重庆文化大权的国民党大员在试图成为文化领袖,但是并没有成功。这说明,郭沫若无疑以其自身的创作实力和实绩,特别是创作了高度凝聚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现代精神的文化精品,成为重庆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没有四川时期杰出的文学活动,郭沫若也许不会享有这种殊荣。随带说一下,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氏,与重庆同在四川省。郭沫若在重庆也就是在他自己的故乡。他在《五十简谱》中记述1938年从桂林飞赴重庆,踏上重庆的土地时,他说“二十六年后第一次回川”。他在政治、文化环境已经与当年走出夔门时大不相同的故乡,进入了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可以说与天府之国的地灵人杰和巴山蜀水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不能割断的联系。特别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踏上家乡的土地,家国一体不能分割的观念,使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而进行文学、文化事业的志向更为明确与坚定。鲁迅是浙江人氏,在北京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而在辗转定居于上海之后,在他的江南故土,进入创作活动的新的高峰,成为中国左翼文化的旗手。这一点与郭沫若在重庆的文学活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度,东、西、南、北的地理、民俗、文化有着一定差异。文学是个性化活动,越是突出的文学成就,越有传统的文化个性。其中地理带来的文化差异,在作家的文学个性中会打下隐而不露的深深印痕,成为无意识文化心理的组成部分,在创作中呈现出来。郭沫若在1946年离开重庆到达上海以后,写下了《重庆值得留恋》一文,文中说,“中国的都市里面有像重庆这样,更能表示出人力的伟大的吗?完全靠人力把一簇山陵铲成了一座相当近代化的都市。这首先值得我们把来作为精神上的鼓励。”从这一点说,郭沫若成为四川抗战文化的旗帜,亦有家乡地理的江山之助。
抗战时期中国的地理,被战争划分为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这三大块军事、政治和文化地理区域。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与另一个文化中心延安解放区有着文化的互动关系。四川文化活动的许多重要成就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指导下取得的。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是延安解放区的文化精神。周恩来经常到天官府区看望郭沫若,并先后委派阳翰笙和冯乃超协助郭沫若工作。南方局文委每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重庆文艺问题,所作决定都给予重庆文艺界重要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44年元旦《新华日报》发表以后,文协组织了文艺家学习。这是延安解放区文化精神对重庆文化的深刻影响。没有解放区进步文化的影响,四川文化中心的建设可能会是另一种景象。而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也以独特的风貌给解放区文学和文化建设提供了支持。四川旅外抗敌演出队在大后方创作的四川方言剧《抓壮丁》,于1943年9月以后在延安由青年剧院巡回演出大获好评。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都观看了演出。1944-1945年,延安政联宣传队到延安、陇东、关中等军分区,为部队和老百姓演出了这个戏。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大会上,《抓壮丁》作为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的优秀创作剧目之一,获得奖励。周扬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中指出“,方言剧是值得提倡的,青年剧院演出的话剧《抓壮丁》,一个写得很成功的讽刺剧,就是用四川方言写的和演的,收到了很好演出上的效果。”他还认为,在当时文艺普及的情况下有必要写方言剧,而方言剧《抓壮丁》的成功,在于博采群众语言而加以提炼。当然,郭沫若在四川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成为延安整风文件,是大家熟知的。毛泽东为此致信郭沫若,“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正是抗战时期的这两大文化中心的互动关系,才书写了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辉煌。由此,更清楚地显示出四川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中心的文化地理的历史地位。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是在四川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建设的。历史的确实现了冯乃超事前所说的“,敌人要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的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文化落后区域变成文化中心。”抗战的机遇使四川的文化地位发生变化,当然这是一种社会实践行为,但是只有在四川的自然地理的空间性中,才存在着建构战时首都的政治行为,也才有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建设。人类社会是人类实践活动所建造的人化自然,自然地理的空间是社会实践行为、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物质指向,地理空间是社会行为的预先假定、手段,在社会实践行为过程中,地理空间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它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心理需求的物化空间形态,构成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果,具体化为具有社会意义、形态的地理空间,于是自然地理就在人的建造活动中形成了社会地理、政治地理和文学地理。四川抗战文学的文化地理中心位置的确立,证明了人们在中国一个特定地理空间创造文化的时候,也建构了中国的地方文化地理。
三、四川抗战文化地理的版图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不同于一般文化学研究,应该以地理基础作为文化分析的重要因素。文化的地理因素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事实基础,地理事实的价值则是文化的。任何文化的分析都不能离开地理,任何地理的分析也都不离开文化。这是文化地理学的观念,也是文化地理学的分析方法。
基于这样的观念和方法,本书的研究试图完整地呈现出四川抗战文化地理的版图。
(一)研究时空(视域)的界定
特定的地理版图,应该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界定。
1.时间界定
本书论述的时间范围主要以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至1945年。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热河、绥远、察哈尔等省区相继沦陷,中国国家地理以及文化地理版图随之发生改变,所以本书的相关论述也相应提前到1931年。对于时间下限,一般情况设限于1945年8月,即日本投降之日。如有影响四川文化地理格局的重大文化活动的延续,时间可顺势后延。
2.四川地理区域的界定
历史上“,四川”是一个动态的区域。不同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一样的区域界定。就在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短短的八年期间,“四川”的行政区划也历经两次变更,所以有必要对“四川”的区域进行界定。
四川古为巴、蜀立国之域。春秋战国时为蜀国;秦代置巴郡;汉属益州;唐属剑南道。四川之名始于宋代。宋置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宋人并称其为“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川峡四路(四川)与两浙路(江南)成为宋代最主要的两大经济区,是宋朝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地。元置四川行省,为“四川”独立建省之肇始。明代称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清起为四川省。
国民政府沿袭设立四川省。1912至1949年民国时期,全国的行政区划时有变动,四川省作为行省一直沿用,但所辖疆域和行政区划却屡屡变动。尤其是与四川关系甚密的西康地区,1914年北京政府设立川边特别行政区,1928年北伐结束以后,国民政府意图设立西康省,但迟至1935年方得以实施,而西康疆域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1938年7月30日“行政院关于川康划界、西康省名的训令”,四川省原属第17、18行政督察区的宁、雅两属除名山县外,划归西康建省。重庆也于1938年1月改为行政院直辖市,脱离四川省辖。至此,原四川省疆域一分为三。鉴于西康省所属的康区也是一直被刘文辉等四川军阀实际管辖,因此,本课题所指的“四川”,是以1937~1945年抗战期间,四川省、西康省和重庆市两省一市的全部行政区域。
(二)四川抗战文化地理版图的主要形态
文化地理学亦是探求人类文化与地理关系的人文地理学科,就是从地理的空间维度阐释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发生发展的地理空间、区域景观及文化迁流。
我国著名学者杨义在《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学)地理学研究的四大领域:“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敞开了四个巨大的领域:一是区域文化类型,二是文化层面剖析,三是族群分布,四是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既然称为文学地理学,就包含着人文和地理两个互动而相融的板块。因此,从地理方面出发,就有区域类型问题;从人文方面出发,就有文化和族群的问题;从二者互动出发,就有空间转移和流动的问题。”其中,区域文化类型是四大领域的基础。本书将参照这“四大领域”的研究逻辑,有侧重、分主次地进行研究。
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由于战争的瞬时强大外力作用,原来处于文化中心的北方、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向南、向西迁徙,原本偏远落后的、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接纳了大量先进文化,形成了战时新的文化中心。其形成过程、形成的原因、形成后的文化影响及传播,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四川是巴蜀文化的摇篮。对于“巴蜀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杨义先生有着独特的理解“,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太极推移’中,除了吴文化之外,巴蜀文化也是个关键。两千多年南北纷争有一个规律,谁得巴蜀,谁得一统。因为北方游牧民族要在下游过长江很难,那是南朝的心腹要地,必有重兵把守,定要展开你死我活的厮杀。但是巴蜀远离京城,守卫可能松懈,将领并非嫡系,占领巴蜀相对容易。一旦占领巴蜀,实际上已经过江,而且雄踞长江中上游。秦统一中国是先有蜀地;晋统一中国,是先灭蜀汉,后灭东吴;隋朝的统一,是由于侯景之乱后,北方已占领了巴蜀;宋统一中国的时候,先取长江中游的荆州,再取后蜀,然后消灭南唐。”金人因受阻于长江天堑未能夺取南宋江山。蒙古铁骑也无法踏过长江,一直倚重于夺取四川、迂回大西南消灭南宋的战略。但未料在重庆合川英勇的钓鱼城受到重创,大汗蒙哥战死钓鱼城,迫使蒙军全线北撤,此役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也使中国南宋王朝延后了二十年。
“所以巴蜀是两条江河‘太极推移’的枢纽,与太湖流域一文一武、一刚一柔,形成了江之头、江之尾的两个‘太极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之时,巴蜀大地再次承担了“太极眼”的角色,“太湖流域”已落入敌手,巴蜀独立承担起民族复兴的大业。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四川一度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四川引领狭小的西南一隅,奋力抗击已占领东北、华北、华中以及华南(部分)大片领土的强敌,历史再次应证了“谁得巴蜀,谁得一统”的规律。
“巴蜀文化”作为独成体系区域文化的提出也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战时期。由于大批外来移民及文化人聚集四川,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冲突、融合,形成新的四川文化区。战争赋予了四川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四川的地理空间和人文历史的优势承载了中国文化的重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化历史的辉煌篇章。同时战争也改写了四川的文化地理面貌,给四川留下了若干抗战文化的历史遗址,给四川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因素,使四川在抗战以后到今天的文化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本书在整体格局上,勾勒出四川抗战文化地理的版图。
四川自古以来以巴蜀相称,其主要的中心城市是重庆和成都,以重庆为中心的“巴文化”和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共同演绎了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二者平分秋色。而抗战的发生,由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在四川抗战文化地理中,重庆由于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自然在四川抗战文化中依然处于核心地位,而成都虽然不能与之比肩,但是由于四川地域辽阔,在20世纪中期交通十分不发展,成都平原历来处于四川盆地中心区域,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重庆文化不能覆盖和替代的独特风貌,因此在四川抗战文化地理格局中依然成为与重庆东西呼应的另一个文化中心。四川全境的文化地理以重庆与成都为两大中心,并且依附于这两大中心形成一些副中心。在四川文化地理格局上,本书以重庆、成都这两个文化中心以及若干副中心为文化地理版图的定位取向,来展开论述。
抗日战争改变了四川文化地理的版图,使之面目一新。这种改变首先来自战时的文化大迁移。因此本书首先论述四川各个地区由外地迁移来川的文化机构,如何使四川构成新的文化地理面貌。其次,文化机构来川,提升了四川的文化生产力,适应抗战文化需要,开展的一些重要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意义,是四川抗战文化地理的运动式的鲜活景观。时间过去了,但是必须真实地记录下这些文化地理的历史记忆。对于四川抗战文化地理的史实的记叙,是复活历史地理中的无形文化景观。再次地理面貌的改变,不仅是自然形成的,而人类文化的创造与生产也会在地理形貌上留下有形文化景观。抗战时期,来川文化机构的房屋楼舍、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实体性纪念性建筑等等,都是这一类文化地理的遗址。因此,本书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来建构四川抗战文化地理的版图。
本书的研究从文化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入手,深入挖掘四川抗战地理空间造就的抗战文化实绩,着力探索抗战文化在四川遗留的丰富文化资源以及对四川当代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责任编辑:陈 俐)
注释:
①(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12—216页。
②[美]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黎樵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
③[法]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页。
④[法]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页。
⑤[法]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页。
⑥[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页。
⑦[法]福柯、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⑧[美]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⑨[美]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⑩夏承焘《西湖与宋词》,《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
⑪宋代靖康之变(1126年)到元统一中国,其间南北分治150年。
⑫《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1号,1937年12月1日。
⑬乃超《论本刊的使命》,《抗战文艺》武汉特刊第1号,1938年9月17日。
⑭乃超《论本刊的使命》,《抗战文艺》武汉特刊第1号,1938年9月17日。
⑮胡绍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9页。
⑯胡绍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⑰社会部统计处编制《全国人民团体统计》第7页,转引自郝明工:《陪都文化论》,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⑱据向纯武《抗日时期的四川报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364页。
⑲据郝明工《陪都文化论》,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⑳王为一《剧人之家——张家花园65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
㉑据统计,四川省1984年有川剧团124个,京剧团12个,越剧团1个,在川京剧团基本上都是抗战时从外地迁来的。统计材料据胡兆量等:《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㉒据秦川《四川抗战文艺运动述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㉓据胡绍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7页。
㉔据秦川《四川抗战文艺运动述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㉕戴碧湘《忆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215页。
㉖戴碧湘《忆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㉗张颖《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领导的文艺戏剧运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㉘《郭沫若全集》文学卷,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0页。
㉙《郭沫若全集》文学卷,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㉚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㉛《毛泽东论文艺》(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㉜李仕根主编《巴蜀灾情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㉝四川省档案馆编《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㉞指四川省的西昌、雅安所属地区,后文有详细交代。
㉟四川省档案馆编《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页,表格中的“说明”。
㊱杨义著《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㊲杨义著《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㊳任昭坤、龚自德著《四川战争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162页。
㊴任昭坤、龚自德著《四川战争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G112
:A
:1003-7225(2015)03-0028-12
2015-07-08
冯宪光,男,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