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厚

（四川大学出版社，四川 成都 610041）

郭沫若的“献辞”与梁实秋的“感想”

王锦厚

（四川大学出版社，四川 成都 610041）

新年伊始，报刊编者往往要约请有影响的名人撰写一点献辞之类的文字，谈自己对过往一年的观感，或个人的境遇；新的一年的展望或个人的打算，以启示读者，当然也含有祝贺之意。这里，有三篇内容不尽相同的文字，作者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名人。一篇是郭沫若撰写的《新年献辞》，内容是这样的：

新年献辞

转瞬便要到一九四三年了。

虽然在目前还在准备过冬，但已透感着新年的新气。

一九四二年虽然同样在烽火中过渡了来，过渡着在，而且还要过渡下去，但东西法西斯蒂的毒焰已不再有往年那样猛烈了。

纳粹在斯大林格勒又要举行一次雪葬“，皇道”在太平洋上，正在举行水葬。

一九四三年大概是和平破晓的一年罢。

我们高奏起文艺的军号来宾寅这和平的曙光，但不可忘记：在目前还得开辟两对第二战场——

西欧一个，缅甸一个。

小说一个，批评一个。

诗歌和戏剧应该加紧战斗下去，但小说和批评不可再冷落了。

这篇“献辞”的手迹刊发于1943年1月15日桂林出版的《文学创作》一卷四期。后来分别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三辑，《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艺史料选辑》。1944年1月1日桂林出版的《当代文艺》创刊号又刊发了他的“元旦献辞”。如下：

转瞬之间，民国也快三十三年了。在这一年，全世界或许是更加有变化之一年，欧洲战场或许可能把纳粹瓦解。东方战场的前途还不能作出同样乐观的透视。但，战场尽管怎样变，为争取民主主义的胜利这个目标是永远也不会变的。法西斯的迷梦破灭了。在逐渐加强的晨曦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字幕：“一个战争，一个世界，一个民主的文化。”

梁实秋所撰写《一点感想》，全文如下：

《一点感想》

中国文人有“元旦试笔”之说，听说美国人有“新年决议”之习。我今应征写几句新年感想，盖亦未能免俗。天下大事，国家前途，以及有关大众的事，凡非我所能把握或左右者，我皆不愿说，说亦无益。新年将到，看看日历越来越薄，不能不有“鬓发催人惊岁月”之叹，这时节心中确有一股与往常不同的感觉，说出来也未曾不可，事关一己，与人无涉。

我觉得：一生数十寒暑，能做些什么事？大部分时间及所做的事，都是受别人的支配。以过去而论，我所进的学校，我所读的书，我所追从的教师，我所就的职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外界的势力的支配，而不是我自由选择的。受人支配并不一定就是吃亏，也许早年自己尚未成熟的时节，若自由起来，结果将不堪设想，更贻后悔。不过，一个人的生活势不能长久受外界支配，自主自决的范围总要越来越扩大才好。到了新年，特别感觉“来日苦短去日苦多”，对于自己未来若干年时间，不能不赶快设计。我这一生究竟要做些什么事？不能不预为考虑。做了这个，做不了那个，时间只有那么多。环境也许不容许我实现我的设计，但不可不设计，不可不尽力做去。若是失败了呢，那就是失败了。

儿时作文有一个题目“人贵立志说”，到现在才明白这题目怎样解释。人生最快乐的事，无过于“能做自己所愿做的事。”

这篇“感想”是作者应刊之约撰写的新年献辞。刊发于1944年1月号重庆出版的《时与潮文艺》的《时与潮增刊》3卷6期。

三篇文字充分应证了“文如其人”的真理。前两篇着眼的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阐述的是国际国内的形势，指明的是文艺界努力的方向；后一篇着眼的是个人，阐述的是自己的经历及追求。如果将两人的文字放在1943年—1944年，抗战由相持转入反攻的大背景中加以透视，其立场、情怀、个性以及文字风格迥然相异，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文字虽短，然而，对研究两人的生平，乃至当时的形势，应该说都是值得注意的史料。特提供出来，供研究者们参考。

2015年5月

于成都川大花园寓所

（责任编辑：陈 俐）

2015-07-22

王锦厚，男，四川大学出版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