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艳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郭沫若《战声集》中“们”之意象考释

逯艳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战声集》作为郭沫若抗战初期的诗集，出版于《恢复》之后、《蜩塘集》之前，诗集虽然只收录了二十一首诗歌，但其潜在的文化价值却相当丰富，而学界对此关注不足。《战声集》开篇诗作《们》中的“们”意象，不仅串联起整个诗集，同时还在郭沫若后续诗集中频繁出现。借助“们”这个意象，郭沫若从《战声集》开始的“大众化”诗歌创作理念逐渐脉络清晰。为了实现诗歌的“大众化”，郭沫若在《战声集》中采用智性鼓舞与感性动员相结合的策略，在实现“小我”向“大我”自觉转变的同时指向无产阶级的“乌托邦”，显露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热望。由此，郭沫若抗战期间为了文艺“大众化”降格诗美表象背后潜藏的深意便获得一种解释的可能。

郭沫若；《战声集》“；们”；大众化“；乌托邦”

“诗集《战声》由战时出版社出版，收诗二十首，附《归国杂咏》手迹。”“《战声集》是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作品，一九三八年一月，作为《战时小丛书》之三，由广州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九四八年九月上海益群出版社出版《蜩塘集》（附《战声集》）。”1957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二卷完整收录了《战声集》，而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中的《战声集》就据此编入而成。

《战声集》最初作为《战时小丛书》之三于1938年出版发行，收录《们》、《诗歌国防》、《中国妇女抗战歌》、《归国杂吟》等二十一首诗作。《战时小丛书》是“抗战期间北新书局编辑出版的丛书，共四十四种，所收文章包括田汉等《八百孤军》、阿英等《铁蹄下的平津》、巴金等《战时小说选》，郭沫若等《毁灭的中国》等。”学界曾据此从抗战背景入手研究郭沫若此时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但其研究重点往往停留在郭沫若诗歌审美品格层面，而这也相应遮蔽了《战声集》的深层文化指向。

一、从《们》看《战声集》之前后

《们》是《战声集》的开篇之作，是整本诗集中感情最激昂、最丰沛、最有力的一首。诗作中的“们”被“你”指代，通篇使用“我”对“们”（即“你”）倾诉表白的口吻：

们哟，我亲爱的们！

你是何等坚实的集体力量的象征，……

你今天已有一套西式的新装，

这新装于你真是百波罗地合身。

哦！

Mn！

Mn！

Mn！

Mn！

你可不是Marx和Lenin的合体？

你可不是Michelangelo与Beethoven的和亲？

你是“阿尔法”和“哦美伽”，

你是序言与结论。

你在感性上的荷电，智性上的射能，

是多么丰富而有力的哟，

……

我们，咱们兄弟们，同志们，年轻的朋友们……

我便勇气百倍，笔阵可以横扫千人。

诗作《们》中的“们”作为“集体力量的象征”，指向“丰富而有力”的“我们”、“咱们”，即“兄弟们”“、同志们”、“朋友们”，而这种“们”性质的群体意象在《战声集》中屡见不鲜。《战声集》中除了《归国杂感》、《给彭澎》和《“铁的处女”》之外，剩下的十八首诗作都出现了“们”——《国防诗歌》、《前奏曲》、《纪念高尔基》、《民族再生的喜袍》、《战声》、《血肉的长城》、《只是靠着实验》、《相见不远》、《所应当关心的》、《中国妇女抗敌歌》、《人类进化的驿程》和《题廖仲恺先生遗容》中的“我们”，《给C.F.——“豕蹄”献诗》和《唯最怯懦者为最残忍》中的“他们”，《抗战颂》中的“同胞们”以及《疯狗礼赞》中的“它们”。这种集中表现群体意象的现象在《战声集》之前是否已经存在呢？

距离《战声集》最近的诗集《前茅》和《恢复》均出版于1928年，从时代背景和诗歌创作时间看，《恢复》是最接近《战声》的诗集。在《恢复》中的二十四首诗作均作于1928年，然而这二十四首诗的内容指向并不统一，即不但有书写家庭和感情方面的《归来》、《得到了安息》和《歇司迭里》，还有怀念故乡和童年时光的《梦醒》、《峨眉山上的白雪》和《巫峡的回忆》。在这两类较为个人化和私语性的诗作中，郭沫若更多采用第一人称“我”，偶尔用第三人称“她”，几乎不使用人称复数代词。然而，《恢复》中还有一类诗作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现实，比如《述怀》、《诗的宣言》、《我想起了陈涉吴广》、《血的幻影》、《如火如荼的恐怖》、《传闻》、《战取》等。在这类诗作中，郭沫若也使用了表示复数的“们”，比如：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罢！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个新我。

我们昨日不是还驾御着一朵红云，

为什么要让它化成一片血雨飞散？

我们便从那高不可测的火星天里，

堕落到这深不可测的黑暗之渊。

权且不论《恢复》集诗作中的感情走向和“我们”、“你们”所指代的内容是否与《战声集》一致，《恢复》中群体性指向的“们”单从数量上是远少于《战声集》。那么，继《战声集》十年后出版的诗集《蜩塘集》又有什么变化呢？

《蜩塘集》收录了郭沫若1939年至1947年之间的诗作，由上海群益出版社于1948年出版发行，1957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时增删若干首，1982年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按照《沫若文集》第二卷编入。在《蜩塘集》四十七首诗歌中，除《蝶恋花》、《满江红》、《水龙吟》、《烛影摇红》、《咏史》、《松崖山市》、《题〈南天竹〉》和《金环吟》等二十首旧体诗之外，剩下的二十七首新体诗中只有《和平之光——罗曼·罗兰挽歌》、《断想四章》和《中国人的母亲》三首使用了单数人称代词“我”或“你”，所以《蜩塘集》中“们”出现的频率远超过《战声集》。

从1928年出版的诗集《恢复》到1948年出版的《蜩塘集》，1938年出版的《战声集》恰处在承上启下的时间节点上。“们”作为一个独特的意向，并非《战声集》独有，但从《战声集》起“们”却成为一个常见的意象。为何如此？“们”难道只是表示复数的人称代词吗？《战声集》之前之后的诗集出现的“们”又有什么不同指向呢？《们》中郭沫若说：“我和你相熟了四十多年，真正的相识才开始在一九三六年‘九·一八’的今天。”这里“真正的相识”又指什么呢？

二“、抗战所必需的是大众的动员”

《战声集》中《们》点到“一九三六年”和“九·一八”，这在《给彭澎》和《相见不远》中都再次出现。众所周知，日本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攻占我国东北，在“‘九·一八’已经满六周年”的1937年“，我们要把这血的记忆重温一遍”，而“今年的重忆却与往年不同，因为是已经发动全面抗战”，即“今年为‘九·一八’雪耻的全面抗战已经开始”——“真实的全面抗战应该是国家社会内的一切设施的战时机构化”，来“完成我们这次神圣的全面的立体战争”，这种“立体战争”需要把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全国的学术、产业、政治、经济、教育等，在平时都要有充分的素养，而且是有系统有计划的素养”。所以，在全面抗战的时代洪流中，郭沫若在《们》中说：“我和你相熟了四十多年，真正的相识才开始在一九三六年‘九·一八’的今天。”这里的“真正的相识”暗含了郭沫若对“们”的新认识，也就是说，“们”在《战声集》指代的对象已经与诗集《恢复》不同。《们》中的“们“”今天已有一套西式的新装，这新装于你真是百波罗地合身。”这里的“百波罗”是英文popular的音译，意为“大众化的”。由此，郭沫若《战声集》中的“们”指代的是大众。

然而“，大众”同样是一个内涵模糊的复数名词，指向并不具体明晰，所以郭沫若在《战声集》中给出了这些线索：

你这是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声，

是一九三六年的正确的指令。

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的生命，

是国亡与忘，国存与存。

同胞们，我们放声高呼：

高呼我们中华民族的再生，

高呼我们民族战士的英武。

爱国是国民人人应所有的责任，

人人都应该竭尽自己的精诚，

更何况国家临到了危急存亡时分。

早在1936年春，郭沫若曾指出“国防文学”用“‘国防’二字概括文艺，恐怕不妥”，因为“国是蒋介石在统治着”，而在日后阅读《八一宣言》时“经过几天的思考，体会到宣言的中心思想，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国’。”这才接受了“国防文学”口号的合理性。以上诗文中出现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国”、“同胞们”“、民族”等代表的“大众”已经升格到民族的维度，指向与日本这个侵略国相抗战的整个中国的民众。

既然这是“民族危急存亡时分”，那么“一切文化活动都应该集中于抗战有益这一焦点，必须充分大众化。”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急需的是政治性、煽动性的东西，目的在于发动民众。”既然“抗战所必需的是大众的动员，在动员大众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论，用不着好卓越的艺术——否，理论愈高深，艺术愈卓越。反而越和大众绝缘，而减杀抗敌的动力。”同样的观点在《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中再次出现过：“应吸尽文人的洁癖，尽量地大众化。”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郭沫若透过《战声集》中《诗歌国防》一诗指出“：诗歌本来是艺术的精华，它有音乐的浑含，造形美术的刻画，任何艺术的成分……节奏的成分归根只有两样，或是先扬后抑，或是先抑而后扬，前者使人消沉，后者使人激昂。”然而，此时“我们的民族需要的是觉醒而不是睡眠，催眠歌的音调应该暂时放在一边。”所以“，我们要鼓动起民族解放的怒潮，我们要吹奏起铲除汉奸的军号，我们要把全民唤到国防前线把侵略者打倒。”这也就是说，郭沫若认为只要诗歌通过“先抑后扬”就可以发挥“使人激昂”的功效，从而能“把全民唤到国防前线把侵略者打倒”。由此，《战声集》中诗作都具有一种全民抗战总动员的情感基调，注重了诗歌的通俗性和节奏性。比如《前奏曲》一诗：

全民抗战的炮声响了，

我们要放声高歌，

我们的歌声要高过

敌人射出的高射炮。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

我们再没有顾虑、逡巡，

要在飞机炸弹下

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

全民抗战的炮声响了，

我们要放声高歌，

我们的歌声要高过

敌人射出的高射炮。

这首诗共三节，每节四行，主要押“e”韵，整首歌简单明了，号召全民在“飞机炸弹”下“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气势雄浑，情感昂扬。其中第一节和第三节完全一致，读起来颇像歌曲，易记好懂，十分符合抗战时期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和军士所接受。这种性质的诗作还有《抗战颂》、《血肉的长城》和《民族再生的喜袍》等。然而，除了这种从大众层面对全民抗战的智性鼓舞之外，《战声集》还潜藏着郭沫若另外一种动员策略，而这就要从《归国杂吟》说起。

三、《归国杂吟》的感召策略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绝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牺牲当然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构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们！”这是郭沫若1937年7月上旬，与金祖同谈及“七七事变”后下决心归赴国难之际，为躲避日本当局的迫害，抱着赴死的决心写的《遗言》——“希望当自己万一遭到不测”，金祖同“能带回国内发表”。同时，郭沫若联系金祖同购买回国船票时，赋诗一首表达自己志向，而这首诗就是《归国杂吟》之一：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饶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归国杂吟》是《战声集》中唯一一组旧体诗，作于1937年7月14日至10月10日之间，是郭沫若抛妻别子孑身一人“归国前后随兴感奋”而作。整组诗作充满高昂的战斗情绪，抒发放弃“小我”家庭为“大我”事业的激越情怀。所以，不管是“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情”中暗含的与家人分离的隐忍和不舍，还是“四十六岁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中流露的为抗战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决心和悲壮，抑或“清晨我自向天祝：成得炮灰恨始轻”中显示的视死如归的肝胆和豪迈，这些情绪与《战声集》中其他诗作相比，使人更容易从情感层面受到抗战的感召。

尽管《归国杂吟》是郭沫若在《战声集》中唯一流露“小我”情感的诗组，但是这类感性话语却不仅仅只是郭沫若私人情感的独语。通过对照郭沫若《归国杂吟》诗组创作时间前后，即1937年7月14日至10月10日之前后，又会有什么发现呢？这又要重新回到《们》这首诗上。

在《们》中，郭沫若在提到“们”这个意象时说：“我们，咱们弟兄们，同志们，年轻的朋友们……”，从这个排列顺序看，“年轻的朋友们”作为“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能归并到“弟兄们”、“同志们”之列，是“我们”的特殊组成群体。联系1936年11月7日，郭沫若应邀前往明治大学所发表的《青年与文化》演讲一文，他对青年人这一群体十分看重“：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最后最高的阶段而又有发展向更高一层阶级的那种努力的表现，而世界所有的一切文化，都是青年人创造出来的。”

既然青年们创造了“世界所有的一切文化”，而“在目前我们中日两国的战争，不正是两个阵营的短兵相接吗？抗战可以说是理性与兽性之战，是进化与退化之战，是文化与非文化之战。”那么，对青年们进行抗战动员的意义特殊而深远。然而，“年轻的朋友们”毕竟不同于“弟兄们”和“同志们”，所以不能仅靠诸如“我们的民主是众志成城，我们的将士是一德一心，这民意，这士气，是我们的剑和盾，这为敌人的飞机大炮所炸毁不尽。”这种外在呼号呐喊式的动员形式，同时这也是为什么郭沫若会在1936年9月5日《青年们，把文学领导起来！》中呼吁：“把青年的公平，勇敢，犀利，敏捷，明朗，热诚，好群等种种积极的美德发挥出来。”到了1937年8月11日，郭沫若在南市民众教育馆为百名文学青年演讲时，发出“我和你们一起，上前线去，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圣的抗战，献给亲爱的祖国！”的动员声音时，将自己流亡日本的经历叙述出来，并表示自己“在外流亡十年期间，朝夕都在思念亲爱的母亲，终于冒死回到祖国的怀抱”。同类情况早在1937年8月2日，郭沫若出席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协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为其举行的宴会致词中——“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摄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外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这里的七律诗就是1937年7月24日用鲁迅韵所作的《归国杂吟》之二。

至此，从这一层面上说，郭沫若的《归国杂吟》中的确饱含着“小我”的情感因素，就像他在1937年11月20日诗作《遥寄安娜》中所说的：“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但这种“小我”情感却也可以从“大我”牺牲精神的情感感召层面，被当成抗战感性动员的一种策略。

时至1937年11月30日，郭沫若为《沫若抗战文存》作序时指出，虽然文存中十五篇短文“都是在抗战中热情奔放之下，匆匆写就的”，但是“有一点却可供读者的借鉴，那便是抗战的决心。”而郭沫若所谓“抗战的决心”又是一种什么决心呢？

四“、普罗列塔的诗的殿堂将由你的手中建起”

《战声集》中有一首诗题为《给C.F.——“豕蹄”献诗》，最初发表在郭沫若历史题材小说集《豕蹄》上，这本小说集于1936年10月由上海不二书店出版。诗作全文如下：

这半打豕蹄

献给一匹蚂蚁。

在好些勇士

正热心地

呐喊而又摇旗，

把他们自己

塑成雪罗汉的

春季。

那匹蚂蚁，

和着一大群蚂蚁，

在绵邈的沙漠

无声无息

砌叠

Aipotu。

诗作最后的“Aipotu”是英文Utopia的倒写，意为“乌托邦”，指空想中的理想的社会组织。郭沫若在1924年8月9日曾给成仿吾写过题为《孤鸿》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乌托邦”是“最理想的世界，最完美的世界”，因为“甚么人都得随其性之所近以发展其才能，甚么人都得以献身于真理以图有所贡献，甚么人都得以解脱，甚么人都得以涅槃。”然而“，这种世界是一个梦想者的乌托邦吗？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象牙宫殿吗？不是！不是！我现在相信着：它的确是可以实现在我们的地上的！”可是“，乌托邦”的理想世界又该如何实现呢？

《战声集》中有一首诗题为《给彭澎》，诗中所云“普罗列塔的诗的殿堂将由你的手中建起”，其中的“普罗列塔”是英文Proletariat的音译，意为“无产阶级”。然而，这种阶级意识在《战声集》之前的《恢复》集中已经出现：

我是诗，这便是我的宣言，

我的阶级是属于无产。

我们还有五百万的产业工人，

他们会给我们以战斗的方法，利炮，飞枪。

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

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

他们应该和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和亲，

他们应该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盟。

……

他们有三万二千万以上的贫苦农夫，

他们有五百万众的新兴的产业工人。

诗中的“工人”和“农夫”代表的“们”指向“无产阶级”，是“大众”的构成要素。正如郭沫若在《革命与文艺》中所言“：一个阶级当然有一个阶级的代言人，看你是站在那一个阶级说话。假如你是站在压迫阶级的，你当然会反对革命；你假如是站在被压迫阶级的，你当然会赞成革命……时代所要求的文学史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中国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一致。”郭沫若既然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个阶级阵营，那么他替被“压迫阶级”说这样的话：“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这种“大众化”的文艺理念，正是郭沫若在《普罗文艺的大众化》中的观点“：大众化……正是无产文艺目前所应走的一个阶段，一切创作都应该以能影响大众为前提。”

然而，又该如何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打开民众解放之门”呢？在《战声集》中还有一类悼念性质的缅怀诗，比如《悼聂耳》、《纪念高尔基》和《题廖仲恺先生遗容》等。郭沫若通过这类诗作抒发一己对故人的私人情感之外，还都将这些故人定位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坐标系中，而这种承接又与“们”代表的大众不无关联：

大众都爱你的新声，

大众正赖你去唤醒。

……

聂耳啊我们的乐手，

你永远在大众中高奏。

我们是以文字为铁槌，以语言为镰刀，

我们应该学习着高尔基，继承着高尔基，

用我们的血、力、生命，来继续铸造。

呜呼先生，你是忠于革命者的典型，

我们要追踪你的血迹前仆而后起。

透过这些诗句，郭沫若将这些已故的文化名人放置在开放式的纪念平台上，认为正是“同一是民众的天才，让我辈在天涯同吊”，所以纪念他们的意义就不囿于“小我”的情感场域，而是要在“们”的深广层面上做大众式的精神普及。所以，如何纪念聂耳——“我们在战取着明天，作为你音乐的报酬！”；如何纪念高尔基——“把高尔基六十八年的工程承继起来，这才是纪念我们巨人的唯一的正道。”；如何纪念廖仲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这都是中国革命并世界革命的根底……我们要追踪你的血迹前仆而后起。”而之所要进行大众的精神普及，是为了实现早日“乌托邦”——“这种时代的到来，这种社会的成立，在我们一生之中即使不能看见，使我们的后代得以早日解除物质生活的束缚而得遂其个性的自由完全的发展。”

五、余论

郭沫若曾在《新文艺的使命》中说的“：抗战初期，一般的作家们受着战争的强烈刺激，都显示出异常的激越，而较少平稳的静观。因而，初期的战争文艺在内容上大抵是直观的、抒情的、性急的、鼓动的……这责任不能全怪作家，因为一般的读者和工作者也耐不得纡缓。”也就是说，由于抗战洪流的冲击，作家在“异常的激越”的情绪下进行文艺创作，势必会因缺失“平稳的静观”弱化创作的审美品格，从而汇流到“耐不住纡缓”的集体无意识的河道。对郭沫若而言，这种降格审美品质的态度在《〈凤凰〉序》中就有体现：“我要坦白地说一句话，自从《女神》以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潮退后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有些人是特别的喜欢，但我始终是感觉着只有在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是最够味的。……我实在不大喜欢这个‘诗人’的名号。”不喜欢“诗人”名号的观点在1936年9月4日《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早有痕迹“：我对于诗仍然没有断念的，但我并不像一般的诗人一样，一定要存心去‘做’……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

既然郭沫若自己对“诗人”有这种理解，也表示从《女神》集之后自己的诗作“不够味”，那何以又会发出这种心声——“我自己的本心在期待着：总有一天诗的发作又会来袭击我，我又要如冷静了的火山重新爆发起来。那时候我要以英雄的格调来写英雄的行为。”所以，郭沫若从《战声集》之后的诗歌创作采取降格诗美的处理策略，又不能被简单认定成“异常的激越”的冲动之举。从这一层面上说，郭沫若建国后诗歌审美水平严重低下的现象并不是“建国后”的突变，透过《战声集》以及他在抗战初期的“大众化”理念，郭沫若建国后诗歌审美缺失又能从一定程度上找到接续的节点。然而，当我们看到郭沫若弱化甚至牺牲诗歌审美品质的降格现象时，也不能忽视其中被遮蔽的深层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力驱使郭沫若降格诗美，那必然会有一个反作用力让他宁愿牺牲诗美，而《战声集》中的“们”意象便是寻找并揭示这种反作用力的一次有益尝试。

（责任编辑：王锦厚）

注释：

①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1892-1978）》（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卷说明部分，第1页。

③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53页。

④《沫若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编写组，万仁元方庆秋王奇生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

⑥《们》作于1936年9月18日，载1936年10月25日《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十号。

⑦《如火如荼的恐怖》作于1928年1月7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6页。

⑧《血的幻影》作于1928年1月10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07页。

⑨《们》作于1936年9月18日，载1936年10月25日《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十号。

⑩《相见不远》作于1937年9月15日，载1937年9月18日《战线》第二期。

⑪《相见不远》作于1937年9月15日，载1937年9月18日《战线》第二期。

⑫《相见不远》作于1937年9月15日，载1937年9月18日《战线》第二期。

⑬《九一八的国际纪念化》作于1937年9月18日，载1937年9月18日上海《救亡日报》。

⑭《所应当关心的》作于1937年9月17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⑮《全面抗战的再认识》作于1937年9月15日，载于1937年11月上海《抗战半月刊》第三期。

⑯《们》作于1936年9月18日，载1936年10月25日《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十号。

⑰《们》作于1936年9月18日，载1936年10月25日《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十号。

⑱《给彭澎》作为1936年3月9日，载1936年6月15日《质文》杂志第一卷第五六合刊。

⑲《民族再生的喜炮》作于1937年8月20日，最初题为《民族复兴的喜炮》，此处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

⑳《抗战颂》作于1937年8月21日，载1937年8月19日《抗战》第一号。

㉑《血肉的长城》作于1937年8月22日，载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

㉒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忆郭沫若同志》，《悼念郭老》，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页。

㉓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忆郭沫若同志》，《悼念郭老》，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页。

㉔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忆郭沫若同志》，《悼念郭老》，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页。

㉕《抗战与文化》作于1938年1月18日，载1938年6月20日《自由中国》月刊第三期。

㉖载1937年8月10日《立报》。

㉗《抗战与文化》作于1938年1月18日，载1938年6月20日《自由中国》月刊第三期。

㉘《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作于1938年5月8日，载1938年5月8日《自由中国》月刊第二期。

㉙《诗歌国防》作于1936年11月11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㉚《诗歌国防》作于1936年11月11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㉛《诗歌国防》作于1936年11月11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㉜《前奏曲》作于1937年8月，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㉝殷尘：《郭沫若归国秘记》，上海言行出版社1945年版，第19-21页。

㉞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1892-1978）》（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2页。

㉟《归国杂感》之一作于1937年7月14日，原题为《郭沫若题诗》，载1937年8月4日《大晚报》。

㊱《归国杂吟》分别作于1937年7月14日、7月24日、7月27日、8月7日、8月30日、9月8日和10月10日，出自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1892-1978）》（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2-362页。

㊲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㊳《归国杂吟》之二作于1937年7月24日，原题为《归国志感》，载1937年8月7日《新民报·百花潭》。

㊴《归国杂吟》之六作于1937年9月8日，载1937年9月13日《救亡日报》中《前线归来》一文。

㊵《归国杂吟》之七作于1937年10月10日，原题《郭沫若先生近作》，载1937年10月10日《立报》副刊《言林》，是郭沫若为《言林》的题词。

㊶《青年与文化》，载1937年2月10日《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

㊷《理性与兽性之战》作于1937年8月25日，载1937年9月1日《文化战线》旬刊创刊号。

㊸《青年们，把文学领导起来！》作于1936年9月4日，载1936年9月5日《文学大众》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㊹载1982年11月26日上海《青年报》。

㊺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1892-1978）》（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

㊻载1937年8月3日《大公报》。

㊼《遥寄安娜》作于1937年11月20日，载1938年5月10日《杂志》月刊创刊号。

㊽《<沫若抗战文存>小序》，出自《沫若抗战文存》，上海明明书局1938年版。

㊾《给C.F.——“豕蹄”献诗》原题《献诗给——C.F.——》，作于1936年5月23日，最初载于郭沫若小说集《豕蹄》，此处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㊿《孤鸿》作于1924年8月9日，载1926年4月《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51）《孤鸿》作于1924年8月9日，载1926年4月《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52）《孤鸿》作于1924年8月9日，载1926年4月《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53）《给彭澎》作为1936年3月9日，载1936年6月15日《质文》杂志第一卷第五六合刊。

（54）《诗的宣言》作于1928年1月7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74页。

（55）《诗的宣言》作于1928年1月7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0页。

（56）《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作于1928年1月7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4页。

（57）《革命与文学》作于1926年4月13日，载1926年5月16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58）《革命与文学》作于1926年4月13日，载1926年5月16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59）《普罗文艺的大众化》作于1930年1月12日，署名麦克昂，载1930年3月《艺术月刊》创刊号。

（60）《人类进化的驿程》作于1937年10月5日，载1937年10月10日《救亡日报》。

（61）《悼聂耳》作于1935年9月18日，载1935年10月10日《诗歌》第一卷第四期中的《聂耳纪念特辑》。

（62）《纪念高尔基》作于1936年6月22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63）《题廖仲恺先生遗容》是郭沫若为廖仲恺的题词，最初形式是手迹，用《郭沫若题词》为题载于1937年8月20日《立报》副刊《言林》，此处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64）《纪念高尔基》作于1936年6月22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65）《题廖仲恺先生遗容》是郭沫若为廖仲恺的题词，最初形式是手迹，用《郭沫若题词》为题载于1937年8月20日《立报》副刊《言林》，此处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66）《孤鸿》作于1924年8月9日，载1926年4月《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67）《新文艺的使命》作于1943年3月10日，载1943年3月27日《新华日报》。

（68）《序我的诗》原题为《<凤凰>序》，作于1944年1月5日，最初载于1944年6月重庆明天出版社版《凤凰》。此处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08页。

（69）《我的作诗的经过》作于1936年9月4日，载1936年11月10日《质文》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70）《我的作诗的经过》作于1936年9月4日，载1936年11月10日《质文》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I207.22

：A

：1003-7225（2015）03-0020-07

2015-07-22

逯艳，女，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